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所主任兼所长孙若怡（中评社 张爽摄）
中评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张爽）中华文化与高等教育交流协会理事长、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所主任兼所长孙若怡在“两岸融合视野下台湾史论坛”上发表观点称，日本殖民统治51年加上国民政府接收并治理74年，台湾与祖国大陆已有长达125年的分离。在这段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国府初期的反共抗俄以及李登辉时期的台独与去中国化政策，诚然积淀并深化了日本人对台湾的影响力。不过，二战后日本政界中极右派军国主义势力，始终怀有将台湾再据为己有的野心，从而自经济、文化与政治各方面，积极对台湾加诸全面而强势的作为，致使台湾社会产生了极其浓重的亲日情结。
孙若怡，《海峡评论》编委、撰稿；前稻江科技管理学院校长、学术副校长，中兴大学历史系所主任兼所长；95课纲审查委员；98课纲与101课纲编修委员；马英九总统任期内《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社会领域历史科课纲》召集人；中华文化与高等教育交流协会理事长。
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
孙若怡认为，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皇民化政策。1936年9月，小林跻造总督上任后，提出了统治台湾的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其内容包括台湾人改日本姓氏、推行“国语运动”、“寺庙整理”与“正厅改善”等，提升台湾工业水准、发展军需工业，建设台湾成为日本执行“南进政策”的基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配合日本本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台湾总督府开始调整对台方针，并推行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政策，以抹去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皇民化运动便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孙若仪说，皇民化运动基本上分成二个阶段推动：第一，“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1936-1940)，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藉由各种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弥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皇民奉公运动时期”(1941-1945)，主旨在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以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日本人为强化组织功能，成立各种奉公会团体强迫台湾人民参加。
孙若怡认为，皇民化政策内容包括1、推行日本语言，限制对原着地语言的使用；2、更改使用日本姓氏；皇民化时代改日本姓的公务员，较有升迁机会，比如李登辉改名为“岩里政男”。3、要求一般人民对日之丸国旗表达敬爱，并要求齐唱君之代国歌。4、穿和服等日式服饰、住日式房子，同时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5、放弃台湾民间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并参拜神社。
二、培养了一批亲日的仕绅。孙若怡表示，这批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获得了许多的政治经济利益，享受到日本的培养与支持。他们既没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与历史经验，甚至在面对贫弱的中国与中国人时，反而怀有极度的优越与歧视感；不少人更成为日后台独运动的重要推手。
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
孙若怡说，1949年底国民政府播迁台湾，唯当时风雨飘摇根基不稳。1950年6月25日，朝鲜金日成进攻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毅然出兵，且派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韩战(1950-1953)的爆发使台湾的国府政权，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障。1952年，反共的共和党在大选中胜出，艾森豪当选了新一任的总统，台湾终于成为美苏冷战(1947-1991)的反共堡垒。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反共抗俄政策下的偏失(1949-1988)
1、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在两蒋治理时期，台湾对内主要实行“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的政策。为肃清匪谍，除实施“动员戡乱法”外，50年代更在全岛发起了“白色恐怖”行动。不但迫害了大量的台湾左翼运动人士，也在亲美、反共的政策下，扭曲了对“中国”与民族主义应有的认知。尔后，亲美、反共的政策又被塑造、扭曲成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日后台独派与独台派，借用西方话语与中华民国，批判中国、反对统一的藉口。
2、对忠奸问题没有彻底的清算。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抗日行动悲壮惨烈，直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对这些志士先烈的义行与精神，无论在教科书或研究论著中，政府都没有予以应有的传承与尊重，更幌论由国家举行祭祀仪式以示追思。这不但使年轻一代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性，毫无正确认识的机会与联系，也未能协助受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建立起做为中国人应有的自信和自尊。日后反而使日本能在强势经济文化运作、台独学者配合下，树立了殖民统治正当性的理论。至于对台籍菁英的拔擢上，更是充斥着友日本色彩。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台湾先民英勇抗击外强的史诗，应该彻底的清算还予公道。
3、对日卑躬隐忍的作为。或许是基于国共斗争的考量与需要，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际，就对日本表达了“以德报怨”的态度。1952年4月28日，在签订《中日和约》的议定书中，又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14条甲项第1 款”中，“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换言之，国府放弃了抗战胜利应该有的赔偿要求；李敖评之为是“权谋与私利”的结果。此外，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际，曾将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送返日本。1960年代，他引进冈村宁次领导的日本“白团”，组训国府军队以对抗大陆政权。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国府相关的外交档案，几乎皆以禁声回避方式处理之。
二、台独势力的崛起
1、国民党的衰颓。李登辉于蒋经国去世后当了12年的中华民国总统、担任了12年的中国国民党主席，但他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亲日、媚日的台独，为了走向台独之路，他提出“两国论”刻意激化两岸关系。他进一步诬陷“国民党”为外来政权，以省籍情结分化台湾人民的情感，中国国民党的衰颓自其始。
2、修改历史课纲—去中国化。1996年，李登辉当选第一任民选总统后，任命主张“同心圆”史观的杜正胜为教育部顾问。1997年，再任命他为国中版《认识台湾》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主委，并正式将《认识台湾》增加为国中版的新课程。2004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黄荣村，依照“同心圆”史观修改高中历史课纲，预计要在民国95学年度施行，故称“95暂纲”。高中历史课纲自此以“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个领域并列，其中“中国史”则不再称之为“本国史”。2017年7月3日，蔡政府教育部所属国家教育研究院公布《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社会领域课纲草案》，进一步在历史课纲草案中，把中国史的领域全都去除，进而以“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并列；终于达至去中国化之历史教育的目的。
3、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在新版的教科书中，大力宣扬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例如神话并大力宣扬八田与一 对水库兴建的贡献，是推进台湾农业发展的基石。将台湾人划分成原住民、客家人、台湾人与外省人四个族群；再以台湾人与中国人做对立概念，强化外省人的“原罪观”，配合政治斗争挑起族群冲突。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不但为“台独意识”与文化“皇民化史观”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配合“两国论”的论述，无形中强化了一边一国的观念。学生与一般大众经过近十年的宣传与灌输，一方面，成为孕育了所谓“天然独”世代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分离主义的概念也深入人心。配合一些歪曲史实、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电影，如“海角一号”、“湾生回家”等 片子的播映宣传，不但成功架空并转移了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恶感，甚至还唤回了不少人的日本情怀与记忆。
二战后的日台关系
孙若怡表示，国民政府自迁台后，就与日本发展了紧密的经贸关系。1972年台日间的外交关系，因中日间的建交而转变，官方的外交关系因而中断；但是，随着经济、文化与政治力的渗透，日本在台湾的影响力，实可用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来形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依赖与贸易逆差。1949年以来迄今，台湾与日本间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使台湾在双边贸易关系上呈现依赖现象。
1、1949-1959-1970年间日本已经成为台湾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1955年已达1亿2千万美元，占当年台湾出口的60.8%；直到1967年才被美国取代。
2、1970年代开始，日本将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至台湾，台湾主要自日本进口原材料与生产设备，高端技术如电子、家电与制造业，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台湾只能提供下游加工或技术配合，成为其产业垂直型区域分工的重要基地。
3、1980年代开始，日本已经成为台湾第二大贸易对象、最大进口来源地。2000年后对日贸易逆差持续增加；2008年对日输出175亿美元，自日进口465亿美元。
孙若怡同时指出，与此同时，台湾与大陆的贸易顺差，几乎完全倒贴给了日本。
第二， 文化渗透。孙若怡表示，通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日本文化在台湾展现了无孔不入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力量：
1、具有日资背景的便利商店、汽机车修理厂与日式餐饮馆，可谓遍及全台；往往成为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支援台独势力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电视台中的日本广告、卡通影片以及日本流行商品，则深深影响青少年的审美与价值认同。
根据2009年1月“日语能力彻验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全球60万人报考的日语能力测验(JCPT)中，台湾就占了6万6千人；可见年轻一代亲日的现象。
3、长期以来台湾人的抗日运动，总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掩盖或歪曲，而自蔡英文上台后，全台各地日据时期的遗迹、建筑，雕像和地名等，都被全面的恢复。近期，除了东南亚各国的外劳外，日本人更是在台湾大量的涌现，无论是在超市、地铁或马路上，日语已朗朗上口。
3、日本政府刻意的拉拢；自李登辉任总统以后，赴日留学生与教授访问交流的名额大幅增加，日本刻意并加紧培养亲日势力。另一方面，台日间的交流与观光名额与机会也不断扩大宽松。2009年6月1日，台日间所签订的“渡假打工”( working holiday )协议正式执行，适用对象为18-30岁之间的年轻人，每年台日各有2000名额，打工期间可在当地赚取旅游资金。
孙若怡指出，日本上述这些作为与目的，一方面遏止台湾与大陆的合作，另一方面更在为其军国主义发展与重回台湾铺路。
第三， 政治力量。日本虽然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日关系更应该是隶属于中日关系下的运作；然而，事实上日本对台湾政治的左右程度，绝非一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藉由经济与文化的深入台湾社会，自李登辉就任总统以后，台日间的政治关系，逐渐脱离出日、中关系的原则与轨道。1973年，自民党内的亲台派成立“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专门发展对台关系，至1980年代末期，其成员已由原先的150人增至270人；其中多为日本右翼的支持者。
2、1991年5月，日本更将台湾驻日机构名称“亚东关系协会驻东京办事处”，擅自更名为“台湾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擅用“台湾”之名暗示了对台独的支持。李登辉更自称自己是日本人，以彰显其爱日、亲日的形象。
3、2008年9月19日，马英九在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后，与日本驻台记者举行茶叙，为表达善意特别提出要建立“台日特别伙伴关系”的构想。2009年元旦过后第一天上班，就宣示该年为“台日特别伙伴关系”的促进年；其“友日”的姿态，也反映出了日本在台湾的无形制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