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中评社资料图）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资料图）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2月23电（记者 郭至君）近期，中美关系因为“气球事件”再度蒙上氤氲，日前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但多数观察分析指，中美双方目前互相信任度极低，双方都还没有准备好走出“气球事件”。在此背景下，中评社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请他就目前的中美关系如何避免负面互动，如何落实元首外交成果，如何防范在台海问题上发生意外等众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贾庆国表示，现在中美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沟通来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避免由于在具体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两国间出现更加激烈的对抗。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88年1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佛尔蒙特州立大学、北京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并分别于1985-1986年和2001-2002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现任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曾先后担任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1、12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同时担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以及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香港及国内十余家知名学术刊物编委。主要专业研究方向包括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台海两岸关系。已出版专著1部、合着2部、主编10部，并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集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30余篇。
以下为采访全文：
中美战略互疑 需透明务实沟通
中评社记者：近期的“气球事件”令中美关系再度蒙上一层阴影，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
贾庆国：这个“气球事件”本身并不是那么大的事，因为即使这个气球像美国说的那样是用于收集情报的，它能够收集到情报的价值也非常有限，因为它能收集到的东西通过卫星、谷歌地球和其他的方式都可以收集到，且不说中国政府还澄清说它是个民用气象气球。但是，这件事情这次却被炒得非常大，尤其美国那边一些比较极端的人抓住这个事情不放，反复的炒作中国威胁，最后逼着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强硬表态并出动军机将其击落。当然，中国这边也有一些极端的人在炒作这个事情。应该说，这件事闹那么大出乎双方很多人的意料。对中美关系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影响首先是对双方民众对彼此看法的冲击，老百姓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受媒体影响感觉对方国家很不讲理，这种情况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长远的和负面的。其次是对两国官方互动的影响，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拜登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的访问，使得两国政府落实中美首脑关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共识的努力受挫。
中评社记者：“气球事件”似乎显示中美战略互疑积重难返，面对当下困局，您觉得中美双方应该如何加强沟通管控分歧？
贾庆国：现在中美双方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沟通来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避免由于在具体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两国间出现更加激烈的对抗。具体需要做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双方都需要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度去做稳定和改善关系的事情，不要等着对方去做，既然稳定和改善关系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就应该主动去做。这样做也许会在国内政治上招致观点偏激人的攻击，但是我觉得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需要顶住国内政治压力来做正确的事。中美有很多问题需要要去澄清，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商量怎么办，有不少分歧需要管控，有许多共同利益需要去维护，双方都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制止两国关系持续下滑。
中评社记者：您刚刚说需要遏制中美关系持续下滑，您认为在当下变局，中美双方如何能够尽量避免负面互动呢？
贾庆国：首先，双方都需要增加透明度，双方的政策、做法都需要更加公开透明。第二，出现问题要及时与对方沟通，向对方说明情况，尽早把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第三，出现问题也要尽早向公众说明和做出解释，避免让一些极端人士炒作这个议题和以此绑架两国关系。第四，中美双方公开表态时，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要尽可能照顾对方的处境，避免说一些让对方难堪的话，避免恶性互动。这在两国政治气氛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这样做。双方在国内都面临各种政治压力，所以要想稳定两国关系，就需要学会换位思考，英文是叫“Putting oneself in other's shoes”，多从对方的角度想一想，在此基础上进行互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要想有积极的结果需要这样，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谁也不要指望通过羞辱和指责对方来解决问题。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中美元首外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如何落实到务实层面？
贾庆国：中美首脑会晤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双方就管理两国关系问题达成一些重要和有益的共识。但它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两国关系已经坏到了非要通过两国首脑亲自出面才能管控的地步，这很不正常。中美关系涉及方方面面，两国各个层级的许多部门都有管理这个关系的责任和义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不少人认为自己无法管理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关系，最终只能通过元首会晤来解决问题，这令人遗憾。这次会晤达成的一些共识其实双方的领导人以前就达成过，具体层面的主管早就应该主动按照这些共识去处理两国关系，而不是每次都等国家领导人对解决这些问题发出具体指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双方的各级官员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时都有过度考虑国内政治风险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气氛不好的时候，处理两国关系时倾向于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这样做政治上比较安全。但是，在双方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的情况下，双方就很难务实地去处理两国面临的问题。
华盛顿对华强硬高度共识 合作现实无法回避
中评社记者：就您观察，现在美国两党是不是在反华或者说遏制中国的议题上有高度共识？
贾庆国：应该说在对中国强硬这个问题上，现在华盛顿政策圈子有高度共识，但是在为什么要对中国强硬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中国崛起必然要挑战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的利益和特权，美国必然要抵制，所以两国冲突势所必然，这是“遏制派”的看法。基于这种看法，遏制派早早就提出遏制中国的主张，认为美国不能允许中国崛起。遏制派在美国在不久以前还是少数派。第二种看法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出发，对过去一些年美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失败，也就是中国没有朝美国期待的方向变化，感到失望，认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跟美国在价值观上截然对立的国家，即所谓的“异类”国家。跟同类国家不同，异类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且不说崛起了。比如说，朝鲜本身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它被认为是个异类国家，所以不少国家认为它是威胁。现在美国过去“接触派”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异类”国家，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对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他们也主张对中国强硬，期待换一种方式推动中国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改变。第三种看法是种族主义的看法，他们内心里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所谓劣等民族就不应该强大，所以，中国的强大威胁到美国作为一个所谓优等民族统治的国家，就需要想办法来遏制。这部分人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总之，美国虽然在对华强硬问题上有共识，但是主张对华强硬政策背后的原因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内部也经常争吵不休。
应该说，尽管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美国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所谓“温和派”，在他们看来，中美不应对抗，而应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合作。这些人在中国问题上随大流，因为对华强硬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事情，不随大流有风险。比如说美国国会在涉华、涉台问题上的法案和决议案投票，基本上都是超高票数甚至全票通过，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美国国会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很分裂的，很难想象美国现在要通过一个重大的法案能有60%以上支持率，但是在涉华、涉台的法案问题上，好像要是不投赞成票的话，他就被孤立、被攻击，所以，尽管许多议员私下可能不太认同那些比较激进的做法，但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
中评社记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方面要怎么去跟华盛顿方面进行一个有效沟通？
贾庆国：尽管对华强硬在华盛顿政策圈子里是一个共识，但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华盛顿的决策者还是无法回避。首先，中美是两个超大型国家，又是核国家，它们之间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打仗，不管谁赢谁输都是两败俱伤，如果是升级为核战争的话就意味着双方毁灭。所以，避免战争是双方的核心利益，这是双方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第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关系非常密切，双方贸易额非常大，双方都在对方国家有很多投资，双方都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收获巨大的好处，所以，维持双方的经贸关系和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这也是一个双方都无法回避的现实。第三，美国是超级大国（这里主要指实力和影响力），中国也正在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与普通国家不同，超级大国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中美双方在维护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方面既有重大利益，也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现在世界上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保护主义、恐怖主义、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问题、公共卫生等等，这些问题是单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无法应对的，需要所有国家合作来解决。而国际合作，离不开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引领和推动，所以国际上要求中美合作的呼声还是很强烈的，这也是两国面临的现实。面对上述现实，中美两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需要务实地管理两国关系。所以尽管华盛顿有所谓对华强硬的共识，但美国政府也没法回避这些现实，也需要负责任地去处理两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管控冲突和解决问题方面合作是有现实的利益基础的。
台海局势危险 中美之间的“护栏”要更宽广
中评社记者：您在一篇文章里将台海议题形容为“完美风暴”的形成，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短期内“窜台”，是否是对目前相当危险的局势火上浇油？
贾庆国：麦卡锡如果去台湾，肯定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冲击。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应对？我认为，第一我们要坚决反对、要抗议；第二我们要采取外交甚至军事手段加以回应。军事上的回应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之所以那样做就是想表达一种态度，就是如果美国恢复和台湾的官方关系的话，我们就恢复台海的战争状态。中美关系目前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美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小动作掏空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双方同意的原则。在这个背景下，外交上，如果麦卡锡“窜台”，不排除召回大使，外交降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内总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执意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美两国，推动对抗，我觉得这些人的这种做法是令人发指的。
中评社记者：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不确定性正日渐增加，其“一中政策”的解读日趋“去一中化”，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双方如何能够防范在这个议题上出现意外？
贾庆国：美国方面提出来两国应该通过谈判建立“护栏”以避免因为意外的冲突导致两国全面军事对抗甚至战争。中方有些人认为美国提出建立护栏是限制中国对美国挑衅反制的伎俩。在它们看来，在美强中弱的情况下，建立护栏限制了一部分双方能够做的一些事情，但是美方较中方更有更多的能力去做其他对中国不利的事情。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认为建立护栏还是必要的。刚才说到中美不打仗是核心利益，所以两国完全有必要制定一些行为规范来避免双方因为意外军事冲突而打一场双方都没有准备好也不愿意打的战争。
当然，我也觉得美方对“护栏”的界定过于狭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面临的战争风险问题。目前谈及的“护栏”仅仅有助于防范军事上的某些做法导致两国出现战争，但它并不能防范其他方面的做法导致两国走向战争，如台湾宣布台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美国国会高层访台。所以，为了避免战争和维护两国其他的利益，中美也应考虑在政治上设置“护栏”。两国不应再容许国会高官访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有政治偏好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的代表，那就要负责任了，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动两国的敏感神经，不断去制造危机，不断去伤害两国人民的感情，这样做对两国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双方也应该通过谈判来在政治上建立“护栏”，规范一下双方政治交往的方式。
中评社记者：美国这几年来其实一直在台海局势上做很多小动作，您认为美国确实对挑动中国核心利益的后果有清楚的认知吗？
贾庆国：我觉得美国有相当一批人还是瞭解台湾问题对中国有多重要和它的高度敏感性和爆炸性的，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不太瞭解、甚至于不愿意瞭解。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需要让他们瞭解。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什么收回不收回领土的问题，从领土主权意义上讲，二战结束日本被迫将台湾交还中国后，台湾就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问题不是中国收回历史上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领土问题，而是中国人民不允许台独和国外势力把它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问题。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现在两岸的分治状态就是当初内战的一个延续，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使得两岸分治的状态尽早结束，不存在收回领土主权的问题。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干预有可能把台湾分裂出去，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民进党想推动“台独”，所以我们也要反对。总之，现阶段的台湾问题还是一个反分裂、反“台独”、反干涉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主要手段还是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来促进两岸在治权上最终统一。
中美难完全“脱钩” 要思考更好办法应对“卡脖子”问题
中评社记者：目前美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卡脖子”，似乎越来越强调“与中国脱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庆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至少涉及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涉及科技竞争力。美国担心中国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会帮助中国在高科技研发方面超越美国，所以限制一些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第二个层面涉及安全。美国担心中国输出美国的电子产品和软件有后门，中国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和软件获取美国的信息，所以限制中国一些电子产品向美国出口，如包括华为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和一些软件，美国国内有些极端人士甚至要禁止Tik Tok、微信在美国运行，也是这个理由。美国还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某些领域，如涉及安全和高科技的领域。三是跟上面相关的供应链安全问题，美国担心商品生产过度依赖中国，所以主张商品产地多元化，从而减少中国政策对其生产供应链造成过大的潜在冲击，同时在积极推动一些在中国生产的公司至少将其部分产能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
当然，美国政府推动的“脱钩“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跟中国完全脱钩不仅会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也会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实行的是“小院高墙”的政策，也就是说它限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一些最前沿的技术，一般高科技产品还是允许向中国出口的。在进口方面，主要限制的还是一些它认为与军方和情报部门有关联的企业，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在投资方面，它限制的是涉及高科技研发和安全的领域，不是所有领域。毕竟它还指望美国企业保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还指望从中国进口那些物美价廉，无法替代的商品，还指望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这也就是为社么尽管脱钩问题这几年在美国炒的那么热，中美贸易总量还在增长的根本原因。
当然，美国的“脱钩”政策对中国来说也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我们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冲击还是挺大的，出现了所谓“卡脖子”的问题。面对“卡脖子“问题，国内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要加大投入，解决所有“卡脖子”问题，做到不再受制于人。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第一，我们能不能解决所有的“卡脖子”问题？大量的投入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恐怕不能。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在很多领域的优势都是很长时间积累的结果，短期内中国很难超越。第二，由于种种原因，“卡脖子“问题很多，我们的现有的资源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概率更低。应该说，美国最强大的时候也无法决不了它面临的所谓卡脖子问题，我们今天能做到的可能性只能是微乎其微。
即使奇迹发生，我们能通过努力能够生产所有的产品，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大概率就是别的国家不再跟你发生经济关系了，也就是自己跟别人脱钩了。如果中国不跟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中国企业就会失去世界市场，就会丧失规模效益，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全球竞争力下降，这也不是中国想要的。
所以，应对“卡脖子”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想一些更好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每个生产链或者是主要高科技研究生态中确定某个或某几个我们做的最好的产品和技术把它做到极致，别人无法替代。那我们就可以对别的国家形成某种威慑，大幅提高它对我们实施“卡脖子“的成本。这样做可能会既相对容易些，也可以保持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关系，使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和保持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当然，具体怎样做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中美人文交流要积极推动 政府可多支持
中评社记者：在无需隔离的后疫情时代，您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如何加强民间人文交流以改善对彼此的刻板印象？
贾庆国：过去几年，由于疫情管控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中美双方的民间交流受到很大阻碍，有一段时间双方的校园里对方国家的学生和老师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很不正常，给两国关系的影响是负面和长远的。在缺乏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的情况下，双方对对方的认识只能凭那些不那么客观的媒体、谣言满天飞的网络，和个人的想象。在两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一样，政治气氛又那么恶劣的背景下，双方都倾向于从坏的角度去揣测对方，这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疫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防疫政策都有很大的调整，可以说，现在是应该积极推动两国民间交流的时候了。具体而言，我希望，第一，双方取消那些阻碍交流的不合理限制，让双方的老百姓、年轻人能够便利地去对方国家访问和交流。第二，双方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与对方交流，为两国专家学者和学生去对方国家访问和学习提供一些财政上的支持。
中国方面，政府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推动专家学者出国交流和做研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上影响的增加，我们的专家学者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去瞭解这个世界，并在此基础上给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帮助我们国家更加负责任地、建设性地和有效地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此外，政策上放宽专家学者对外发声的限制，包括参加国际上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会议、接受外媒采访和在海外媒体撰写文章的限制，让我们的专家学者有机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得到中国人的声音。还有，政府可考虑设立专门基金，支持专家学者和学生对外交往。
中评社记者：您在斯坦福调研交流时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贾庆国：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有两点。第一，美国的高校在跟中国打交道时也面临不少国内的政治压力，包括一些极端势力指责他们跟中国走得太近。比如说，我看到美国有个小报的文章指责斯坦福大学跟中国走太近，包括邀请中国专家参与他们组织的国际论坛，其中也包括我本人。第二，我觉得尽管两国关系现在不好，但美国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和改善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在我接触的专家、学者、学生里面，许多人还是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的。
中评社记者：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今年两会准备的提案方向？
贾庆国：我还没有想好。目前大致想提两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希望政府精兵简政，包括精简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我觉得现在政府规模过于庞大，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是官员太多会人为制造出很多问题，包括对市场和社会生活过度干预，也包括制造出各种非必要的会议和事情；二是政府里官员太多不利于反腐倡廉，反腐倡廉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给官员一个体面的生活，没有体面的生活，官员就容易以权谋利，但给太多官员提供一个体面的生活老百姓又承受不起。新中国成立之后，每隔一些年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问题，通过机构改革削减一些过时的机构和减少冗员，现在也许是再次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第二是交通管制合理化问题。现在的交通管理存在不少弊端。一是路标五花八门，老司机都看不懂，不小心就被罚款；二是监控探头满天飞，大家开车提心吊胆；三是有些地方刻意设置时速和探头来罚款创收。交通管理的初衷是帮助人们安全便捷出行，不是罚款创收，也不是彰显权力。上述做法使大家无法安全便捷出行，甚至造成人们开车分心出事故，严重违背交通管理的初衷。所以，我想建议交通管理回归初衷，纠正不必要的管理措施，让大家能够安全便捷地出行。
此专访为2023年全国两会系列专访之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