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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制度大爆炸”

http://www.CRNTT.com   2015-05-21 17:17:13

反腐败的“谢林点” 　　哥德堡大学政治学者罗斯坦提出了一个反腐败的“大爆炸理论”，他认为出于腐败的“粘性”，渐进式的制度变革没办法将一个国家拉出腐败的泥潭。韩国半个世纪的反腐历程，在前30年便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罗斯坦提出，只有经过一次密集的制度大变革，改变人们对腐败的根本预期，才可能使全民腐败走向全民廉洁。这个转折被他称为“谢林式的触发点”。“谢林点”是经济学家谢林提出的一个博弈论概念。简单而言，不同的人不约而同做出的共同选择，就是一个“谢林点”。前述腐败的“粘性”理论，也是“谢林点”博弈的结果，一个人推定其他人也腐败之时，便会心安理得选择一起腐败。罗斯坦的反腐败“大爆炸理论”提出，只有当反腐败的激烈程度足以将腐败的“谢林点”扭转为廉洁的“谢林点”之时，反腐败才不至于半途而废。 　　罗斯坦认为，历史上瑞典和现代的新加坡、香港，正是经由这样的“制度大爆炸”才摆脱了腐败的粘性，实现了廉洁政府。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结束军政府之后也进入了制度大爆炸的阶段，新近通过的“史上最严”反腐法案也是这个大爆炸的余震。但是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制度大爆炸，罗斯坦幷没有很好的答案，他只是猜测说，只有当一个国家面临巨大的外部威胁，或是遭遇重大经济或技术冲击之时，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韩国、新加坡开启法治反腐之初，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内外危机，但这三者的另一个更为鲜明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强力推动反腐的领导者，他们的政治意志直接触发了反腐大爆炸。不过，只看到这一点幷不能将他们和朴正熙区分开来，这两位领导人显然也是强力反腐的推动者，却没有建立长效的反腐制度。 　　深层的逻辑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反腐制度在变革的初期便具有独立于领导人政治意志的属性，一旦开启，便像核裂变一样，会触发更多制度的变革，形成制度大爆炸。还是以韩国为例，金泳三的财产公开制度一经施行，官员的巨额财产超出民众的想象，便引发了震荡，一个理所当然的后续制度便是对官员财产来源进行调查，成立了“不义之财特别调查小组”，查实了众多官员的贪腐事实。直到反腐浪潮波及众多亲信乃至儿子，金泳三即使有后悔之意，也已经无法停止制度阵地进一步扩大了。因此虽然反腐变革是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开启的，但是制度的进展却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领导人意志。 　　李光耀在新加坡所建立的反腐制度，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新加坡的反腐破局制度是独立的反贪污调查局的设立，局长由总理直接任命，只对总理负责，但日常办案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即使是总理也不能干预。李光耀在自传中透露了一件令他相当难受的案件。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新加坡建国的亲密战友，后陷入贪腐丑闻，接受反贪污调查局调查。郑章远想见李光耀，但李光耀为了保持中立，答复说必须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郑章远面对压力，服毒自杀。李光耀卸任总理后，也曾遭受受贿指控，对他开展调查的也正是他一手创办的反贪污调查局。 　　萌发却又独立于政治意志，只有这种反腐败制度才能获得独立的生命力，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引爆反腐败的“制度大爆炸”，生成遏制腐败的法治体制。因此，是否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既是判断领导人反腐诚意和决心的标准，也是预测反腐败成败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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