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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缅甸拒中国建坝之惑（下）

http://www.CRNTT.com   2012-02-21 10:52:14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越来越特殊。平心而论，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资源与市场，缅甸需要投资与技术）和国际地缘政治（中国需要印度洋通道，缅甸需要摆脱孤立）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有些人与塔玛多一样都不喜欢“民主化”，都在抵制所谓“西方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塔玛多几乎已经成为“兄弟党”了）。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中缅官方关系迅速升温，而且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大型、垄断性国企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也和“民地武”一样有明显的“内政”考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派打“中国牌”。中国投资在民地武辖区，塔玛多却插进来充当合作方；中国水坝建到哪里，塔玛多的军事“保护”就推进到哪里；中国水坝建在塔玛多控制区，而淹没的库区却是“民地武”的地盘。这都是明摆着让中资企业给塔玛多向民地武叫板充当挡箭牌。更不用说投资即便“互利”，缅甸所谓的利也主要是充实塔玛多腰包使其更能买军火打内战，这能不损害另一方吗？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干涉内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确”（在我们国内似乎是这样，在国际上是否是这样已经大有疑问，至少把“不干涉”绝对化，国际社会是不认为正确的，我国的实践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也越来越难以落实。尤其是在缅甸国内矛盾尖锐地区，例如民地武辖区，中资与此方合作就会得罪彼方，与彼方合作就会损害此方，要想两不得罪乃至两面讨好，已经极其困难。  　　其实，今天中国战略性投资对缅甸的“内政”固然有影响，而缅甸的矛盾也透过这种经济互动开始对我们的“内政”显示影响了。这些年来，塔玛多攻打果敢导致那里许多中国商民血本无归，而民地武抵抗塔玛多又使一批中资项目施工受阻，乃至瘫痪。两者都使国内的网络舆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吁干预缅甸事态的呼声，而且表面上这些呼声往往都还有类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包装，但是你仔细看，实际上这些呼声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人呼吁支持“我们的兄弟”、“革命的遗民”民地武，打击“西方的走狗”军政府。有人则呼吁支持“抵制西方民主，坚持自己特色”的军政府，打击“受到西方唆使，破坏中国工程”的民地武。似乎缅甸斗争的各方倒是在中国有了他们各自的“代理人”。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可以在这些矛盾中找到逻辑的根据。由于在民地武那里投资的主要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而为军政府所引进的却多是垄断性大型国企，他们的不同倾向性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冲突呢？  “缅甸式专制”的脆弱性  　　当然，民地武在缅甸，和中小商民在中国，都是相对弱势的。中缅关系的主流走向还是两国的官方（包括两国的官办公司）。在这次密松事件之前，这种官方的合作似乎还处于蜜月期。那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中缅官方在这样的合作中可以说各有短板。通常人们都认为缅甸比中国穷，朋友也少，应该更有求于中方。在国际制裁的背景下也确实如此。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的意识形态色彩，中方要比缅方更强烈。人们都知道军政府独裁，甚至认为比中国还厉害，比如在征地拆迁问题上，一位在中缅两国都有阅历的西方NGO人士说，军政府的征地拆迁要比中国国内的征地拆迁粗暴多了，尤其在民地武活动地区，缅族的塔玛多实际上是把当地非缅族原住民当作潜在的叛乱者，对他们动蛮、强制拆房圈地是毫不客气的，中国的所谓野蛮拆迁都还没这么厉害。  　　但是人们所忽略的是：首先缅甸毕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思想”在这里的影响不会比中国小。其次，缅甸在1948-1962年间实行的也基本是多党制宪政民主，他们对民主并不陌生。虽然那时的体制很不完善，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乱糟糟的民主”出现厌倦和呼唤铁腕的情绪，遂使奈温有机会发动政变，以军人独裁的“缅甸社会主义”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温可不是俄罗斯的普京，他不但没有给缅甸带来普京式的“铁腕繁荣”，反而正是在“缅甸社会主义”的26年间使这个国家由“东南亚最富”变成了“东南亚最穷”。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对民主时代的怀念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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