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焦点传真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汪毅夫:台湾——从战后50年到战后70年

http://www.CRNTT.com   2018-06-02 00:08:07  


汪毅夫在北大发表演讲(中评社 张爽摄)
 
  对于日据当局“从语言开始”的一系列“去中国化”步骤:讲日本话、改日本姓名、随日本风俗、从日本习惯、入日本国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国意识,台湾人民采用各种方式,步步为营,步步扺制。譬如,针对日据当局用日本话取代中国话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湾民间曾广设教授汉语汉文的“书房”(也称“书馆”),洪弃生就曾以开馆授徒为业,其书馆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余生徒”的规模。当日据当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紧:从管制、限制到禁止汉语汉文教学,日据当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紧:从笼络到管制台湾文人的文化活动。但是,台湾文人应对有方,他们利用侵台日吏对于汉诗创作的政治考量(笼络台湾文人)和文学兴趣,参与日人的诗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诗社,延长了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时效,缩减了日据当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实效。1911年,梁启超到台游历,对台湾各地“所至有诗社”的情形印象深刻,这种情形到日据末期也不曾稍改。台湾文人悲愤地说,“特借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耳”,“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也。

  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北大。我还指出:在《马关条约》之割地条款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台湾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 《马关条约》签订后,时论乃以“国家丧地之悲” 为主轴。 譬如,后来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笔述和经学教员的林纾,于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广文遗诗序》 ,其文谓:“集中作,在台湾时纪行揽胜为多,皆足补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门庭,台湾今非我有矣。诗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资敌,先生若在徒能为伯诩之愤耳,究不如其无见也”,“感时之泪,坠落如贱”,情词感人。当年在京参加“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取得“同乡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结”的联名上书,乃以“台民忠勇可用,吁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主题。他们谈了弃民,也提及义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洪弃生《台湾战纪》序言的第一句就是“弃民者民必弃之”。 “弃民”的历史遭遇和“弃民”的悲情心结,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留给台湾人民的伤痛。 对此,我们当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来,在战后50年里,台湾人民的表现是义民负重、弃民忍辱。“在台湾被侵占的50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   
附带言之,1895年参与上书的黄宗鼎有弟名彦鸿。黄彦鸿于1898年中进士、点翰林后,官至三品。据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彦鸿于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文案官”兼“会计官”。看来,三品要员到北京大学可以当文书兼会计,得其所哉。 

  战后50年,端赖台湾人民忍辱负重、担当民族大义,台湾“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句)仍然是中国的:《马关条约》并未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日据当局最后承认,精神和形式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归于失败:“(台湾)改隶虽然已经过了40余年,但是现在保持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为父祖墓坟之地,思慕不已。”这正如《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所说的:“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  

当然,战后50年毕竟是两个世代的时段,其间也产生了为数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们多是1920年以后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