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科技创新要增长源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15-04-20 07:39:15

让创新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中评社北京4月20日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让创新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创新成为新的增长点。 　　上海证券报发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晓蕾文章认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推动创新驱动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认为，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就要突破生产关系释放更大的动力。全要素驱动的生产函数理论认为，长期可持续增长是一个“全要素”概念上的创新的增长，其中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贡献的增长。中国新常态经济的发展，必须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造科技驱动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全要素增长。 　　 　　全要素增长就是创新驱动 　　文章介绍，创新被作为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提出来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背后是有严谨的逻辑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与全要素增长函数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增长理论之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显示，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是经济短期增长的动力。要素驱动减弱在生产函数上最直观的表现是经济增长进入生产函数规模递减区间，也就是要素投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区间。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匡算，国内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平均投资增长与名义GDP增长水平的差异很小，但是近几年出现投资增长大大超过名义GDP增长的情况，差异明显拉大。另一个明显的要素投入减弱的表现是资本形成率减低。更直观的一个表现是投资回报率下降，PPI持续负增长说明上游产业是不赚钱的。 　　规模递减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要素供给发生变化。在给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有一个固定的匹配比例。前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各方面只要加大投资，劳动力供给都能够源源不断匹配达到必要的要素比例，经济随之增长。近年来，剩余劳动力供给减少，单边加大投资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匹配，投资效率根本发挥不出来。提升劳动力工资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是要素价格提高也提高了生产成本，在同样的要素组合下，产出就会减少，规模递减效应出现。投资回报率降低也与过去较长时间的盲目投资和没有与时俱进地调整所累积的过剩产能、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等等问题的不合理产业结构有关。对落后的过剩的产业的投资不是有效投资，无效投资回报降低是必然的。在要素驱动减弱的情况下，继续强行增加投入，只会加剧规模递减效应，也就是说，需要更大比例的投入增长才能带来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结果必然是更没有效率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结构没有理顺之前，大规模地增加投入一定是进入不合理的产业，只会固化结构性的矛盾，累积更大的结构调整压力。 　　当前要素驱动出现瓶颈显然主要与劳动力比较优势改变有关。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显示，一般来说，要素禀赋优势改变都具有不可逆转的态势。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显示的经济学增长理论认为，规模递减状态下，可持续的长期的经济增长要靠技术进步，也就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突破增长瓶颈。全要素生产函数认为，短期增长瓶颈的突破要靠“残差”的改善。“残差”是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所有积极因素，包括科技进步、劳动分工、制度改革、结构调整、新的增长点的培育和劳动力能力的提升等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和改善，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单位时间的产出增加，形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的资本劳动的匹配比例，使在同样的投入增长下产出增长更高，改变规模递减的态势。全要素增长实际上是全面创新驱动的增长。 　　坊间关于“继续加大投资拉动增长”还是“减少投资拉动加大消费拉动增长”的争论都有偏颇之处。任何时候投资都是必要的，重要的是在新常态要素驱动减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或全要素驱动优化要素配置比例，提升要素驱动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既不是简单加大和减少要素投入的问题，更不是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的概念。实际上创新活动也应该常态化，才能不断优化要素投入的比例，实现常态的有效率的和有质量的增长。合理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增长结构，也要按照经济规律市场化地调整，而不应该是人为设置指标带着某种强制因素的太过主观意愿的行为。 　　创新驱动也引发坊间关于“是否应该继续关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基础制造业发展”的争论。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逐渐向技术密集方向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特别是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时期内，创新驱动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取代人工的劳动，更多是劳动力水平要随之提升的概念。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少是“量”的概念，而创新一定要伴随能够适应更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劳动力水平的提升，这样劳动生产率提升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创新生产力是通过劳动力“质”的变化，使劳动力单位时间产出增加，解决“量”的减少带来的规模递减效应。全面理解全要素增长也应该包括“人力资本要素”提升的增长。这也是创新经济的人才竞争的一部分。美国在婴儿潮的人口红利下降后一直保持合理的在潜在增长水平上的增长，实际上与美国经济的市场机制遵循经济增长规律，注重科技创新，特别是在IT、信息化、互联网等领域不断突破，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经济增长形态不断优化的核心竞争力有关。当然也与美国经济的灵魂般深入骨髓的创新文化，以及特有的创新体制和环境有关。新常态经济发展需要全要素进步的推动。 　　 　　信息化时代的科技创新 　　文章称，科技进步是全要素“残差”的核心之一。“十三五”期间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的信息化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也决定了科技创新是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动力，新常态经济的发展就是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将是最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 　　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性变化同步，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电商模式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消费几乎覆盖任何角落，呈现无极限增长态势，未来的物联网将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实现生活方式遥控化也不是神话，GPS移动定位对驾车人来说也将是全新的驾驶方式的改变。技术创新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技术创新也在改变生产方式。以高科技、智能化互联网、3D打印和新能源结构为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在信息化互联网推动下，像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一样，正在改变生产方式。最近有很多关于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报道，一些报道解释的原因是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没有了，所以美国制造业回归。这个解释非常误导。中国低成本优势下降绝不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上升优于中国。低成本优势只会向低发展水平的地方转移，绝不会向高发展水平的地方倒退。真正的原因是高科技创新，互联网新业态、3D打印技术带来了制造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制造业未来可能告别扩张的规模效应，实现私人定制的个性化模式，新的生产方式使美国制造业再现竞争优势。巨大的创新能力使美国在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经济引领下将产生改变世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创造美国经济新的竞争力。中国要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未来世界经济的竞争必然是创新能力的竞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梳理了科技创新三个层次，明确了科技强国的基本努力方向。这三个层面科技创新如果得到发展，科技进步将成为新常态经济的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驱动首先是制度创新 　　文章提出，制度进步是全要素增长“残差”中的另一重要部分。要告别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政府为主的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减少政府的政策干预、简政放权，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来改变政府治理结构、宏观调控的方式，实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的创新是市场化运行的动力，也是全要素“残差”增长改善的重要推动力。 　　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是推动科技创新驱动的关键。十八大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在关键发展阶段提出的战略性改革。中国IT创新落后于美国，制造业创新落后于德国和日本，轻工业产品的创新落后于法国和意大利，表面看起来主要是资金和人才，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创新的机制上。 　　首先，第一层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继续由举国体制支持是合理的，不过在立项和研发资金的使用等环节需要根据研究的领域和特点给予具体的安排。基础理论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其水平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应该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年来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活跃，有很多原因，相关的体制机制应该是主要问题。建议国家成立支持基础研究的专门基金。特别是理论研究的人才难得，对这些人员应该给予较高的待遇，理论研究的成果应该被允许个人署名发表，以示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鼓励更多有能力的人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提高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平。 　　其次，第一层面原始创新中的“应用型技术研发”部分的体制机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可以参照和修改美国模式，推动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应用性研究机构和理工科大学是优秀应用型技术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应用型技术原始创新的主体。但是因为资金、知识产权、学术评价标准以及缺乏以企业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渠道和动力等问题，大量的研究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从总量上仅次于美国的大量R&D（研究与开发）经费没有被用在技术创新方面，甚至产生一些R&D经费寻租的现象。我们认为，很有必要针对不同研究资金来源进行一些机制体制的改革。 　　第一，企业资金支持的创新模式。建议我们大专院校中的理工院校和技术研究机构，特别是有博士设置的院系和机构，可以参照美国模式，直接面向企业提出研究计划，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革新、产品升级、工艺改造等等问题，提供企业的高端制造和精密制造的研发支持。参与研究计划的博士生由研究计划资金支持，除了研究支出以外，允许适当比例的研究经费作为主导教授的个人收入。   　　面对自身转型升级压力的500强企业，应该成为“产学研技术创新机制中的主体”，加强与研发机构的合作加大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动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向高端和精密制造业发展。这种产学研机制可以优化人才资源的配置，达到产学研多赢的效果，而且在资金和知识产权问题上都非常清晰。 　　第二，非企业研究资金支持的模式。如果是学校和机构或者政府科研项目经费支持的研究成果，美国规定知识产权属于学校或者机构所有，但是研究团队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专利转让资金。另外允许主要研究人员以智力资本入股与被转让企业联合成立公司，完成从发明到产品开发的过程。研究人员参与产品开发实现过程非常重要，技术上的细节是需要专业指导的。产品市场化的过程可以由联合公司完成，也可以转让给有制造能力和市场销售能力的企业来完成。这样的机制安排有利于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推动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各方面提供的R&D的研究经费，一定程度要坚持企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研发导向，并建立公开的专业的评价制度和报告制度。工科院校和研究机构为企业市场服务的成果应该纳入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定的范围。 　　第三，应该创新国内外联合创新机制。与国外联合研发创新不能仅限于项目参与式、个别研究人员的派出式，或者国外资金赞助式，应该可以尝试采取联合成立研究机构的方式。比如，与德国一些汽车和机械制造企业，与瑞士的医药公司联合成立研发机构，共同出资，共同研发，共享知识产权。这样中国可以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当前，完全可以在光伏发电领域与德国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开展联合研究的合作。 　　第四，创新大企业创新机制。中国500强中的大型制造企业除了在产学研协同研究机制中发挥主体作用以外，自身也应该具备研发能力，进一步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富士康能够垄断苹果产品的制造市场，与其不断进行的适应苹果产品发展的工艺改造有关。如果我们的大企业能够做一些结构调整，把各自的生产制造工艺技术中已经比较成熟稳定的零部件生产制造拆分外包给合格的中小企业，形成细化分工的卫星配套企业群，而公司主体部分主要是围绕主营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创新，改进生产工艺和市场推广销售等等。换句话说，生产外包，生产链两端成为公司经营的核心部分，不断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形成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重新安排有“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的效果。 　　科技创新的第三层面是引进消化再创新机制的改革。这里的机制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过去技术引进吸收是通过大企业实现，而在新机制下，可能主要通过中小企业来完成；二是通过开放的方式来完成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过程。 　　由于互联网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大量新产品的开发实现过程不需要采取原始的模具工艺，而是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以及计算机软件技术输送和处理相关参数，通过远程“众包”的方式来拆分模拟，并用3D打印实现新产品部件的模具制造，完成模具组装和质量测试后，新产品开发实现过程完成。这种“分拆众包”方式的开发过程，第一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开放，第二是小企业甚至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参与主体。中国应该抓住这种开放式的科技产品开发和生产活动机会，实现科技产品的吸收消化再创新和承接规模化生产。 　　建议支持一批有行业研发咨询支持的投资基金和投资公司，向美国中小型科技产品开发企业投资。同时，要帮助国内创新制造型企业对接这些产品开发企业，参与“众包”产品模具的开发过程，“激发中小企业吸收消化高科技创新活力”，争取让一批中小企业成为承接美国高端创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制造商。另外，可以充分发挥千人计划中海归科技人员与美国企业、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联系，作为技术转让的中介，对接国内有能力的中小企业吸收消化科技产品并承接高端制造。中国三十年发展起来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完全可以成为高科技产品配套和生产的制造业中心。 　　国内的企业、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技术转化和产品开发也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模式。中小企业受到资金和人才的约束，进行原创技术创新不是很现实，但是应该有吸收消化一些高科技产品生产技术的能力。通过这种机制，“激发中小企业吸收消化高科技创新活力”，可能诞生一大批承接高端制造的中小企业，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以在消化、吸收、转化新的技术和开发创新产品过程中实现。 　　最后，应该建立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评估机制。比如，改革初期安徽小靳庄开始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可以从对比改革前后的粮食产量，计算直接对国家粮食供给增加的贡献，计算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所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贡献等等，由此来量化评估当年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对当期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贡献。另外，2014年的简政放权后，助推了超过1000万的中小企业的诞生，可以统计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人数、创造的新增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填补了哪些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空白、对2014年稳增长产生多大的综合影响等等，全面科学评估简政放权的政务体制机制改革对2014年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 　　如果“十三五”期间能够实现科技创新机制的改革，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有跨越式进步，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