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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民进党推动“文化台独” 怎么办?

http://www.CRNTT.com   2017-12-06 00:12:14  


台湾不可以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历史事实,欺骗下一代。
  中评社香港12月6日电/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台湾史、文化中国与反殖民帝国主义》,作者认为:“在民进党推动‘文化台独’的今日,正是两岸学术及文化界携手合作、重新建构‘文化中国’的最佳良机。两岸在‘文化中国论坛’上携手合作,不仅是为了争取华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而且是要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任务,必须承担起这样的使命!”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

  有一位主张“台独”的教授讲过一句名言:“有比诚实更为重要的道德,那就是‘台独’”。我完全反对这种说法。“思源学会”与“史记出版社”联合举办“历史课纲研讨会”,我的主题演讲题目是:《台湾史、文化中国与反殖民帝国主义》。我的基本立场是:“诚实”是所有道德的基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第二十章》,“不诚无物”,我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可以因为无知而犯错误,但绝不可以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历史事实,来欺骗下一代。

  基于这样的立场,在回顾台湾史与文化中国的关系时,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在他所着的《历史的根源和目标》一书中指出:纪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的600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枢时期”。在这段期间,世界上几乎是彼此互相隔绝的几个地区,分别出现了许多思想家,由四位伟大的圣哲将其整合成独立而且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汉明帝(西元28-75年)时代传入中国,和中华文化传统互相结合,塑造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便是擅长于吸纳外来文化。“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许多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都因为接受业已融为一体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西方崛起与殖民帝国主义

  西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处于“黑暗时期”(dark age),和同一时期的非洲差异并不大。自西元637年起,新兴的回教势力掌控了耶路撒冷。到了十一世纪,基督教徒以夺回圣城为名,发动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将希腊传统带回到基督教世界,两者互相结合,导致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后,欧洲人开始探索外在世界,促使现代科学的萌芽,并使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1年,麦哲伦带领的探险船队来到菲律宾。他因为卷入一场跟土著的冲突,而命丧宿雾。四十年后,西班牙派船队征服了菲律宾。1619年,荷兰人攻占爪哇岛上的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并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长达三百五十年。明代万历期间,这两个国家先后来到台湾,建立根据地,展开势力竞逐。

  南明时期,志在“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率兵攻打南京失利,接受商人何斌的建议,于1661年4月30日攻下鹿耳门,经过将近一年的苦战,终于打败荷兰驻军,于次年2月1日,与荷兰人签订十八项协议,取得台湾的统治权,汉人自此开始大批移入台湾。

  在欧洲方面,十七世纪启蒙运动发生,欧洲科学更是快速发展;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采取殖民帝国主义,往外扩张,寻找市场,掠夺资源,将许多非西方国家纳为殖民地。

   百年羞辱与五四意识形态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推动“尊王倒幕”的武士,看到这种情形,认为这是日本向外扩张的大好时机,因而提出所谓“征台”、“征韩”论,并于1874年藉口“牡丹社事件”,发动“征台之役”。

  二十年后的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政府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也趁机出兵,因而爆发甲午战争。清军大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群起反抗,官绅阶级发起组成的“台湾民主国”溃败之后,各地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浴血抗日,历时约六个月,乙未战争才暂告一段落。嗣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原住民部落的武力抗争,持续长达二十年。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过一个世代的励精图治,不仅打败中国,更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俄国,迫使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将它在满州的权益让给日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种“任凭宰割”的切身之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文化运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妥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在国共内战时期,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英、美的议会政治;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然而,他们对于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却没有两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立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中共在1949年获取政权,国内情势底定之后,旋即发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中国与“去中国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台湾各级学校任教的日籍教师都被遣返回国。对于台湾的历史发展而言,民国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随国民政府撤守到台湾的两百万人中,包括六十万大军,以及一群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文化菁英。这些人在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被历史洪流陆续送到了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的“士族大迁徙”。他们迅速填补了日籍教师在各级学校所留下的真空,开始在台湾社会中播下“文化中国”的种子。

  在蒋经国主政的时代,跟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的文化菁英,像孙运璇、李国鼎、赵耀东、尹仲容等人,和台湾企业界的优秀人士,像王永庆、张荣发、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湾民众的共同努力,不仅塑造出“四小龙”的东亚经济奇迹,而且把台湾的民间社会塑造成一个“比中国更中国”的“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本是指离散于大陆之外的华人文化区。1994年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掌权之后,为了从根铲除国民党的势力,开始借助李远哲的“诺贝尔奖”光环,发动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410教改”,叫出“广设高中大学、消灭明星高中、打倒升学主义”等等的民粹式口号,毫无章法地盲目移植美式教育。陈水扁执政之后,又全力推动“去中国化”,在台湾搞出一种没有“品管”的教育。经过一个世代的荼毒,不仅塑造出一个看不到愿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将技职教育摧毁殆尽;自“中研院”以降的高教体系,也面临全盘崩溃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危机,台湾学术界最重要的反省力量,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这个运动落实在“台湾史”的领域,我们的首要原则,就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建立“文化中国”史观,严格界定“族群冲突”和“反殖民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台湾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的漳泉械斗、闽客械斗、原汉冲突,台湾光复后,更发生过“二二八事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冲突都是属于“族群冲突”。相较之下,郑成功攻略台湾、牡丹社事件、台湾民主国、乙未战争、噍吧哖事件、雾社事件等等,则是不折不扣的“反殖民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中共的语汇来说,前者是“内部矛盾”,后者是“敌我矛盾”,两者泾渭分明,不可混淆。如今蔡英文政府为了推动“文化台独”,刻意扭曲历史,一面把国民政府和郑成功打成“外来政权”;一面又全力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这难道不是故意在欺骗我们的下一代吗?

  至于主张原住民才是台湾文化的“主体”,更是充满了欺瞒性。最近蔡政府的“国家语言政策”之一是:“要求本国语文教育应当强化台语、客家语、和原住民族语的语文素材,与世界接轨”。事实上,目前官方承认的十六个原住民族总人数为54万余人,其族群人口规模从二百多人到二十多万,最大差距达到一千倍。2001年之后,在原本九族之外,政府陆续认定的七个族群中,邵族、撒奇莱雅族、噶玛兰族、卡那卡那富族,和拉阿鲁阿族等五个族群的人口都在二千人以下。这五个族群使用的语言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极度濒危灭绝”状态。而许多平埔族的语言根本已经是处于“灭绝”状态。“强化原住民族语的语文素材”,如何可能“与世界接轨”呢?这不是“文化台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从雅斯培“四大文明”的观点来看,世界上构成“四大文明”的完整文化体系,其实只有四个。从文化实在论(culture realism)的角度来看,这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各有其文化形态学(morphostasis),它们在历史上的变化,也有其文化衍生学(morphogenesis)(Archer, 1982),是耐久而不会消亡的。

  近代有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说法,以为来自某一国家或使用某种语言的族群就代表了一种文化。事实上,许多相信“神灵”或“万物有灵论”的巫文化,在跟这四大文明接触,经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或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除魅”(disenchantment)历程后,其核心价值观便逐渐被同化掉,留下来的习俗也仅只留下“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或“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功能。

  再从实征研究的发现来看,Inglehart和Baker(2000)曾经在65个国家作了三波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结果显示:在控制经济发展的效果之后,在历史上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区,显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

  文明冲突与人类出路

  在这三大文化区中,系出同源而又同样信仰一神教的两大文化区,一方面因为西方国家煽动茉莉花革命,搞得中东地区的许多伊斯兰国家秩序崩溃,国际难民四处流窜;另一方面国家组成的欧盟,也因为IS不断发动恐怖攻击,而面临解组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如果能够吸纳作为西方文明之优长的科学哲学,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则应当可以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出路。

  总而言之,儒家文化传统在经过“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破坏之后,华人社会科学家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愿意投身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致力于从事“文化复建”(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华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复兴”(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在民进党推动“文化台独”的今日,正是两岸学术及文化界携手合作、重新建构“文化中国”的最佳良机。两岸在“文化中国论坛”上携手合作,不仅是为了争取华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而且是要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任务,必须承担起这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