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评：重新寻找中国的比较优势 | |
http://www.CRNTT.com 2018-11-07 00:21:44 |
不少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著名的旧金山大湾区、纽约大湾区和日本东京大湾区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必然会后来居上，一定会在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世界著名大湾区。这种比较虽然具有“见贤思齐”的意思，但是，如果不了解世界大湾区产生的原因，那么，就无法为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依据。 人类发展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古老的游牧经济阶段、长期的农耕经济阶段，飞速发展的工业经济阶段，以及前途不可限量的信息经济阶段。当人类文明脚步进入工业经济发展阶段，人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传统农耕文明发展阶段，所有生产要素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农业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力还是生产技术都可以就地取材，生产的产品在很小范围内交换，整个国家经济是自己自给的小农经济，人们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可是，到了中国北宋时期，由于商业贸易发展，人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从事商品交换，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应运而生。事实上，早在中国隋唐之前，类似的现象曾经多次周期性地出现，这说明大规模交换催生城市，而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了商品经济。 然而，在传统农耕经济发展阶段，人们满足于手工业生产，习惯于就地取材，因此，发展城市的时候，不需要面向交通便利的港湾。可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人们发现，不论是的原材料采购还是货物的运输销售，都需要便利的海上运输通道，城市越来越靠近大海岸边，所谓海港城市概念应运而生。 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经济长期沿长江黄河发展。沿海地区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业生产。沿海地区居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自力更生，耕海牧渔，并且不断地向外迁徙，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商业移民文化。虽然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漂泊到世界各地，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祖国和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因而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而在地中海沿岸城邦国家，由于政府大力支持，再加上商人们齐心合力，逐渐形成特有的商人文化和自治团体。公元11世纪诞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人法，解决了商人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同时也为解决商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地中海沿岸乃至整个西欧地区商业的快速发展，为现代资本资本主义诞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开启工业化的大门。 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换过程中，没有解决商人自治的问题。中国商人没有自发组织起来制定商人法，以至于中国商人只能单打独斗，在与政府的抗争中艰难的生存和发展。 工业化发展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球配置，不论是飞机制造还是水力发电，几乎所有原材料都来自于世界各地，而产品则销往世界各地。在工业化生产时代，靠近沿海地区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沿海城市不仅为商品的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沿海城市为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在沿海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们探索各种各样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所谓保税区或者保税港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企业将自己的货物放在保税区内，那么，不需要缴纳关税，自然会节省企业的成本，这对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可是，如果只是降低了关税成本，而没有实现商品生产，那么，要想实现财富快速增长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许多沿海城市在保税区制度基础之上，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在划定区域内可以自由地设立工厂，开办企业，可以进行商品的再加工，可以从事各种服务贸易。自由贸易区内部的企业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根据市场发展需要生产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国家为了促进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往往采取“负面清单”制度，企业在自由贸易区内从事生产活动，除了法律禁止的经营项目之外，不受任何限制。 自由贸易区建设具有多种功能。对政府来说是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对企业来说则是多元化经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自由贸易区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由贸易区企业就会形成类似于中世纪的自治团体，由自治团体负责管理自由贸易区的各项事务，国家不再对自由贸易区实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管理，国家金融货币财政税收政策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不再有效地发挥作用，而自由贸易区市场主体和个人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情况，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自我发展。这就是自由贸易港区。 自由贸易港实际上是公元11世纪地中海沿岸商人自治传统的自然延续，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到工业化阶段之后，为了实现资源的自由组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或者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自由贸易港与传统自由贸易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由贸易港区不是政府为主，而是市场为主。在自由贸易区内部政府设立管理机构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表面上看政府不再管理经济事务或者不再对经济事务实行传统的监管，但是，由于自由贸易区是相对的概念，不同的自由贸易区有不同的政策包括财政税收和金融货币政策，因此，虽然世界各地拥有数量庞大的自由贸易区，但是，各个自由贸易区的“含金量”是不同的。如果不了解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含义，不了解自由贸易区的本质，那么，就会对自由贸易区产生不切实际的遐想，认为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概念。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世界上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最早的地区之一。北美自由贸易区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助推效应。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推出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彻底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区，重新谈判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美国总统这样做是因为，他坚持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对美国极为不利。加拿大可以向美国出口重要的原材料，美国却不能增加关税；墨西哥可以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却无法降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决定废除自由贸易区协定，要求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就是因为自由贸易区本身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基础之上，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与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通过谈判签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协定。 而自由贸易港则不同，自由贸易港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概念。自由贸易港实际上是把一个国家的关税边境向后移动，建立类似于开放型的集贸市场，任何国家的企业或者个人都可以到自由贸易港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和服务活动，任何国家的货物都可以自由地出入自由贸易港，任何国家投资者可以到自由贸易港从事投资经营活动。自由贸易港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它排除政府的干预，不接受政府在财政税收和金融货币方面的宏观调控。 当然，自由贸易港同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各国在发展自由贸易港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自由贸易港政策。自由贸易港虽然是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地区，但是，自由贸易港并不是完全排除政府的干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对自由贸易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自由贸易港的设立是相对于自由贸易区而言的，自由贸易港区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区。 最典型的是香港自由贸易港。香港自由贸易港是当年英国统治者实行港口开放政策形成的自由经济区。香港自由贸易港和香港经济特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香港自由贸易港是指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香港政府征收关税之外，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不征收关税，任何国家的投资者都可以到香港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行为不受约束的特殊的经济活动区域。荷兰鹿特丹港则是在转口贸易基础之上形成的自由贸易港区，该自由贸易港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鹿特丹港的管理部门实际上代替了政府的职能，所有投资者在鹿特丹港从事港口货物交易和服务贸易不受约束，他们可以和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合作从事资金结算活动，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可以在鹿特丹港从事金融服务活动。为了满足港口货物交易的需要，荷兰鹿特丹不仅拥有发达的金融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服务系统，而且诞生了一系列非常有特色的特殊服务活动。 德国汉堡作为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港区文化。德国汉堡的自由贸易港区港务管理部门在城市的规划以及法规政策制定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德国联邦政府以及德国各个州政府对汉堡自由贸易港区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自由贸易港区的规划和发展完全由自由贸易港区的管理部门负责。 韩国釜山的自由贸易港区和西欧的自由贸易港区区别就在于，韩国釜山的自由贸易港区实际上是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一个现代财阀投资建设、吸引世界各国投资者特殊的货物集散地。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既要参照各国的有益经验，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大湾区发展的历史背景，在自由贸易港区建设过程中，突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大湾区与传统经济特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是以产业发展集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是面向国际，重新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 寻找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必须破除传统错误思维定势。在国际贸易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著名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认为国家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赚取真金白银，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重商主义在工业发展早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各国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如果只重视资产经营，而忽视了资本经营，如果只看到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的重要性，而没有充分利用国家综合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那么，最终很难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然资源禀赋论者充分意识到各国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应当发挥各种要素的功能，在要素科学组合过程中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进入21世纪之后，各国经济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分工条件下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竞争，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的竞争，而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竞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提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政策，之所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为美国企业争取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从而使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过，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利用美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绝对比较优势，还是利用美国在农业生产方面相对比较优势对中国发动战争，最终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在现代国际竞争中，企业之间竞争和政府之间竞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可能会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但也有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上升阶段，在工业化领域中国拥有一定的竞争实力，无论是全球购买还是全球出售，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制造和销售领域都独占鳌头。然而，中国在工业化发展历史阶段与美国迎头相撞。这是因为美国已经充分意识到，如果单纯发展虚拟经济，那么，美国经济难以持续。美国主要依靠军事工业体系促进现代工业经济发展，依靠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美国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美国在发展军事工业体系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有的技术，譬如，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互联网、世界各国羡慕不已的航空母舰以及现代化的通信导航技术，都是由美国军方开发并且最先使用的。不过，这些技术的边际效用正在迅速衰减。现在中国正在发展第五代通信技术，美国互联网络有可能会逐渐没落。美国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但是，航空母舰战斗群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却无能为力。美国虽然拥有现代化通信导航技术，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的通信导航技术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美元货币霸权地位无人企及，美国军事实力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满美国实行极端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转而寻求其他替代性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无论是伊朗拒绝使用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货币，还是中国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货市场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最终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美国已经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现代化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准备到2025年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要求中国取消“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在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 中美两国这场贸易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选择了工业化发展道路，而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美国在后工业化阶段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决定掉头转向，实行所谓的“再工业化”或者“振兴制造业”的计划。 美国总统提出“振兴制造业”的计划，与中国工业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为了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决定对中国实施全面技术封锁。无论是中兴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处以巨额罚款，还是中国华为公司决定撤出美国市场，都是中美两国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激烈竞争的结果。美国选择了对抗而不是合作的道路，美国试图通过遏制中国，达到继续在工业化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目标。很显然，美国的不合作态度激怒了中国。中国一定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切实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既不是传统的经济开发区，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既不是自由贸易区，同时也不是自由贸易港区，而是要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区的基础之上，形成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传统的经济特区强调的是政策优势，而经济开发区强调的是资源优势；自由贸易区强调的是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港区强调的是开放优势。它们彼此相互关联，互相联系，但是，有具有不同的含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企业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充分发挥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独立自主的良好传统，建立具有高度自治特点的商业组织，解决彼此的纠纷，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近代历史上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软弱无能，这就要求商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和发展。恰恰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潮汕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潮汕地区的企业家应当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寻找自己的商机。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区基础之上的经济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看到各个城市的优势地位，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各个城市所面临的困境。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地区，香港实行自由贸易港政策，因此，具有面向世界开放的经济特征。但是，近些年来，香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香港少数垄断资本家控制香港的房地产、港口和连锁商店，普通香港居民和中小香港投资者很难有发展的机会，他们除了到祖国内地或者其他国家寻求商业发展机会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出路。 香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特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路径依赖。香港特区政府希望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政策，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每当香港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香港特区总是习惯于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帮助，无论是“自由行”还是把香港作为金融离岸中心，都是中央政府满足香港特区的要求，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政策。事实证明，这种过度依赖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到香港旅游时候，香港当地居民的生活被打乱，他们向特区政府提出抗议，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提出限制到香港游客数量的请求。当内地游客在香港购买奶粉等日用消费品的时候，香港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他们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向香港立法机构提出法律案，限制内地居民购买香港奶粉的数量。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香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政策“严重依赖症”。虽然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贸易港区，但是，香港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逐渐发生变化，香港自由贸易港区失去了长期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优势。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依靠中央政府的特区政策，通过建设自由贸易区，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深圳经济特区不仅在传统的港口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科技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深圳经济特区充分依靠自由贸易区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各地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依靠自力更生，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生产资料配置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之上，那么，有可能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地被边缘化。 重新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应当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各个地区企业努力的方向。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在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强调市场主导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是强化政府的作用，恰恰相反，是要充分依靠市场的作用。中央政府之所以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伟大构想，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一个地区不同城市找到自己发展的比较优势之后，他们一定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粤港澳大湾区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各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 第三，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淡化制度差异，依靠企业家自身的创新，开辟新的天地。部分学者认为，广东、香港、澳门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法律体系完全不同，行政管理体系完全不同，经济体系完全不同，特别是在税务制度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劳动用工制度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兼容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困难可想而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须指出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恰恰给企业家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情况，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发展的重要基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制度的差异，实现经济的增长。 通俗地说，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地区制度的差异非但不是经济发展的劣势，相反地，是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大规模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从而使大量海外企业回归美国本土。这种人为制造的“制度落差”既增加了美国国内的就业岗位，同时也为美国政府增加财政税收打下雄厚的基础。所以，企业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应当学会制度甄别，应当学会经济识别，应当对市场进行细分，充分利用各地的制度差异，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创新自治组织。不论是自由贸易区还是自由贸易港区，都不是放任自流。在自由贸易港区建设过程中，市场主体建立的自治组织必须发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商会和其他自治组织必须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之上，积极地整合自治团体内部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无论是中世纪的“商人法”还是法国的《商法典》，都是商人在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基础之上形成的贸易规则，国家立法机关只不过是将商人的规则通过立法程序加以认可而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商业自治团体的作用，必须通过良好的组织协调和产业规划，为自治组织成员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意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府的作用必须受到限制。这是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如果政府为了增加经济增长点，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强调统一规划，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许多市场主体抽身而去。粤港澳大湾区究竟适合怎样的产业，企业应当如何进行资源的配置，所有这些都不是政府说了算，而应当由企业家说了算。企业家必须通过自治组织实施合理的规划，在规划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分工合作的资源配置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五，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政府产业政策调整所带来的风险。中国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政府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产业的发展实行特殊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革开放模式值得深刻反思。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的那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了防止中国钢铁产业出现重复投资现象，对钢铁厂建设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结果导致中国出现了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对水泥产业实行总量控制产业宏观调控政策，可结果是中国水泥产业出现严重过剩的现象。中国在煤炭、铝制品等领域实行严格的项目审批制度，可是，却导致中国的煤炭和铝制品生产出现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企业家既要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跟从国家的产业政策。凡是国家实行产业审批的项目，往往都是产能过剩或者产能即将过剩的项目。企业家必须具有敏锐的嗅觉，及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当年李嘉诚先生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特殊历史阶段，敏锐地发觉中国房地产政策即将出现重大调整，因此，迅速出售内地的房地产项目，从而摆脱了可能被套牢的窘境。中国内地的一些商业地产开发商缺乏政策敏感性，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大背景下，仍然举债从事大规模商业地产建设，结果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紧缩银根，企业不得不大规模出售商业地产项目。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会充分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关键时刻逆势而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政策约束，才能避免在产业政策调整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 第六，粤港澳大湾区是企业家扬帆出海的起点，而不是避风的港湾。企业家应当面朝大海，勇敢地扬帆起航，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向。 东南亚应当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发展的方向。东南亚地区既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譬如新加坡，同时也有欠发达的国家譬如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如果能充分利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经验，为这些国家经济腾飞助一臂之力，那么，企业家就有无限的商机。当年斯里兰卡政府首脑访问深圳，提出再造深圳盐田港的伟大构想，促成了斯里兰卡与中国企业港口合作项目。印度总理到中国访问，看中了中国的高速铁路和中国城市地下铁路建设技术，希望借助于中国的技术和资金促进印度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家应当高瞻远瞩，充分意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带来的机遇，一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尽快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另一方面必须走出去，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必须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放眼全世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假如过度依赖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资金红利、政策红利，希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自己的企业集团或者形成自己的产业规模优势，那么，最终必然会跌入政策陷阱之中不能自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发展得益于走出去。只有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优势，借助于商会等自治团体建立商业“航空母舰”，才能进入大洋，获取无尽的宝藏。 过去印度对中国采取敌视的政策，认为中国在印度洋的商业存在，威胁到印度利益，因此，印度军方和印度知识界对中国采取极不友好的态度，他们迫使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制造事端，以便牵制中国，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印度新闻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进行所谓“新闻爱国主义”教育，让印度普通居民错误意识到，印度政治经济制度优越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中国。正是这种特殊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磕磕绊绊。最近一段时间，印度知识界许多公众人物终于醒悟，如果继续和中国对抗，那么，除了让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中受益之外，印度无法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印度总理希望中国帮助印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希望中国为印度提供高速铁路，改造印度上百年的铁路系统。 对于印度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国内学术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帮助印度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如果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大干快上，那么，印度朝野各界就会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甚至有可能会重新提出超越中国的雄心勃勃发展计划。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中国不担心印度超越中国。中国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印度铁路系统改造，帮助印度建设高速铁路，是平等互利合作的结果，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然选择。中国没有必要患得患失，而应该积极参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中获得必要的商业利润。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在参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速铁路建设方面一定会统筹兼顾，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各方面的因素，在充分获得印度政府支持的前提下，确保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企业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必须参与国家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粤港澳大湾区积累的有益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地。 向海而生，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区位优势。真诚地希望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们辩证地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正确理解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区之间的关系，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借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