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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铭:很多东西都是在读书之外学的
http://www.CRNTT.com   2007-10-23 16:52:15


  香港湾仔一家酒店的大堂咖啡厅里,刘绍铭先生斟了一杯红酒,整个访谈的过程,他的手常握酒杯。酒喝完了,谈话也算结束,他匆匆要过海到尖沙咀,电话听见他说:想过海去买烟丝。

  刘绍铭的酒名早有耳闻,不想今日得见,感觉竟是如此特别。他写过《借问酒仙何处有?》、《半仙•如半仙》,酒话连篇,说的尽是和老友们喝酒之事,这些老友都非等闲之辈,其中就有胡金铨、胡菊人、戴天、余国藩、痖弦、杨牧、李欧梵。刘绍铭有感而发:“爱酒的人不会酗酒,因深知‘醉后添杯不如无也’。可是,另一方面,要真的懂得酒中趣,倒也得先具视死如归的精神。不能一手握杯,另一手却量着自己的脉搏。如果结了婚,自己视死如归还不够,还要太太充分合作,视若无睹。要不然与友辈杯觥交错中,她以醒者身份,举出一些最近公布的酒与健康的卫生数字,一下子在座酒仙成谪仙,英雄变狗熊。”

  在美国生活多年,刘绍铭却说出“落寞”二字。对心折的作家张爱玲为生活所迫,一小时挨一小时地在光天化日的办公室里枯坐,他想到的是“落难”:“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在感情上已见先入为主的偏袒。在‘封建’时代,末路王孙迫于环境而操‘贱业’,谓之‘落难’。”对佩服的学者洪业在哈佛终其一生,始终拿不到教授资格,他想到的是“难民”,“洪业1946年后在哈佛当难民,已是坐五望六之年,还是一介布衣,非进士(博士)出身。在当时环境来说,能够以讲师或研究员终其身,可说是哈佛同仁念旧的结果。”

  刘绍铭自小在香港成长,家境困难而失学,以苦学有成,执教美国。最终归根香港,住所却在僻远的屯门。他自称如今没有要紧的事,很少从屯门山长水远地来一趟港岛或九龙。闲谈中,我们几乎数遍了在香港写作的高手,刘绍铭似乎对别人的文章谈兴更高。而一说起远在北京的杨宪益,他即刻背起杨宪益的诗句:“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然后举杯,一饮而尽。
  
  ●一辈子最感恩的老师是夏济安
  
  刘绍铭1934年生于香港。在香港念完小学时,父亲在广东一家学校教书,因营养不良,肺病复发逝世。刘绍铭在香港念完初一后就失学,先在一家印刷店当了两年的学徒,后来改在一家计程车公司当接线生。其间,刘绍铭换了好几个差事,工余自学中英文,1956年以自修生资格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
  
  记者:你到台湾大学读外文系之前,没有正式地读过高中?

  刘绍铭:我只念到小学毕业再读一年初中就停了。我就做童工,做了一年出来,做书店卖货员,晚上念夜校,7点到9点。

  我在的士公司上班时,选了午夜12时至明晨8时那一班。这段上班时间有一个好处:电话不响的时候,时间全是你的。每夜1时左右到第二天同事来接班前这六七个钟头,全是我自修中文、英文的时间。

  那时候买书的钱都没有,就看副刊。那时候的报纸比现在的好。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对处在发育年龄的孩子影响很大。差不多有大半年时间,我没有一天连续睡上四五小时的觉的纪录。睡眠不足,再加上营养不良,我做通宵班的工作不到一年,就患了初期肺病。

  1956年,是朋友告诉我去考台大外文系的,因为我小学同学中有规规矩矩念书念到高中,再跑到台湾去,对我说:“你来吧。”我就考到台湾去。

  记者:当时的教育水平足以到台湾大学去读书吗?

  刘绍铭:当时我有空余时间就去念英文专科学校,从1955年至1956年,我每天早上上两个钟头的课。1956年春末应试,我顺利拿到皇家认可的会考英文中学文凭。去台大外文系念书时我已22岁了,超龄三年,大一英文第一次测验拿了99分。

  记者:在香港时,你跟余英时先生还有一段渊源?

  刘绍铭:余英时先生当时在《中国学生周报》,是第一任社长。他是新亚书院的,我也考了新亚书院,但是没有钱。我就写稿,当时还不到20岁,卖钱。记得余先生跟我见面时,结了一朵红色的蝴蝶领带,真是雄姿英发,但是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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