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25日电／近日，华东某市纪检监察干部向记者反映了问责工作中遇到的困扰：该省环保督察组在开展督察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线索，将其移送给由该市纪委、组织部、环保局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然而，当该市纪委根据调查结果拟出问责决定后，督察组却提出异议，认为该市纪委问责力度不够，不像其他市都有立案情况，甚至要求该市纪委“至少保证有1起立案”。
“对于相关问题线索，我们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依规依纪依法逐一核实、区分、认定责任，经过集体讨论后拟出问责决定，结果却因为‘没有1起立案’而被否定，甚至还被误解为问责不严不实不力。”参与调查问责的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满肚子“苦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类似问题并非个例。有的地方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当地政府组织调查后，要求纪委对相关人等从严问责，并明确提出“某某要开除党籍”“某某要移送司法”；有的检查组、督导组在移交问题线索时，直接将具体处理意见一一列出，和盘端给纪委；还有一些巡视巡察组将发现的所有问题都扔进“问责事项”的筐子里，要求相关部门或者直接交由纪委以各种形式问责，以此作为倒逼责任落实的“万用灵丹”……事实上，这些部门或组织虽然没有直接进行问责，却通过各种方式将问责意见强加给纪委。这些越位错位的做法，不仅对纪委履行专责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很容易导致问责出现偏差，损害问责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问责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责。要想把问责的板子打准打实，问责主体及其权责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认为，究竟谁有权问责，答案就在问责条例、监察法等相关法规中。
问责条例第八条规定，“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监察法第四十五条明确，监察机关可以根据监督、调查结果，“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按照管理权限对其直接作出问责决定，或者向有权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由此可见，除了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以外，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机关也有党内问责权限；监察机关则可以按照管理权限直接作出监察问责决定。在具体实践中，应注意做好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的贯通协调，充分发挥问责效力。”刘金程认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