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给导师“扩权”，原因在于在一些学校与学科，导师权力受到较大掣肘，不能充分发挥出应有作用。“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而如果导师权力受到限制，在研究生培养上欠缺必要的主动权、自主权，导师“权力过小”，这就不利于释放研发能量，不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但在给导师“扩权”的问题上，又不免让人担忧会导致导师权力过大，从而加剧学生的“弱势地位”。实际上，导师权力过大，导致导师与学生之间地位“不平等”，在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给导师“扩权”的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就很常见。一些高校导师往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权力较少受到监管与监督，这也让一些导师幷不以学生为本，而是挖空心思为自己牟利，自己带的学生成了他们的廉价劳动力。
所以，舆论担忧给导师“扩权”会加剧导师“权力膨胀”，这样的担忧的确是空穴来风。但到底是该给导师“扩权”，还是保持现状，甚至给导师“限权”？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做“加减法”，也不是简单给导师“扩权”或“限权”。
一方面，要能对导师“扩权”，给予导师充分“自主权”，松开束缚导师手脚的“绳索”，从而更好释放研发能量。另一方面，则要对导师进行“限权”，要能限制导师的任性权力，要遏制导师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的现状，要将导师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比如要能保障学生的申诉权利，要加强对导师权力的监管与监督，对于导师也要实行“优胜劣汰”，不足以胜任自身职责的导师，要予以“清退”。
通过“限与扩”来对导师权力进行“修正”，让导师权力既能够正常行使、充分行使，又不至于权力滥用、权力任性。这样才能保障好学生权益，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有利于提升科研创新能力，还有利于促进师生间的关系回归正常。（来源：济南时报 作者：戴先任 本文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