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汹疫情面前，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但最不应该的是以身试法。日前，深圳警方对多次隐瞒疫情发生地行程和发热病情的范某，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而且是涉嫌刑事犯罪，范某所为有没有这么严重？在近段时间全国各地已陆续出现类似案例的背景下，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已经不再有疑问。
疫情凶险，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夸大其词。此前各界呼吁有疫情发生地旅行史、接触史的人群主动隔离、申报，也不乏地方对发现相应症状、被隔离居民以平和友善的帮扶，这是社会倡导层面的人性互助。
另一个层面，故意隐瞒疫情发生地行程和自身已经表现出的症状、病情，继而影响甚至伤害与其接触的人，就不仅是个人私德范畴，其严重后果正在得到验证。在山东潍坊，就有因患者隐瞒旅行史和接触史导致6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类似情况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幷非个案，从青海西宁到吉林长春，从四川内江到江苏徐州，均有类似案例发生幷被启动刑事追责程序。
事实上，制度层面对疫情防控中所涉法律问题的应对，早在上一次SARS疫情发生后就有相对完整的立法和司法跟进。2003年5月，“两高”针对“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联合出台司法解释，对“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的行为，明确了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认定。
尽管现行刑法对上述行为幷未有明确列举，但作为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一样具有相当性的危险方法”，明知自身具有疫情发生地接触史而故意隐瞒、无节制无防护地出行，其对不确定人群的健康、安全乃至社会秩序造成的侵害，在此时也迫切需要法律及时亮明态度，以捍卫非常时期的社会秩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