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日前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等。针对未成年人严重暴力事件，有委员表示，如果没有刑事责任和刑法处置，不足以震慑。
事实上，这些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时有发生。比如，2016年7月，广西岑溪一名13岁的男孩沈某某，因勒索无果，将分别只有4岁、7岁和8岁的三姐弟杀害。但是，沈某落网后，因为未满14周岁，不具刑事责任能力，只能对他进行三年“特殊教育”。三条同样鲜活的生命只换来一个“特殊教育”，让人情何以堪。
如今，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日益引发社会关注。法律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犯罪都不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免死金牌”遭遇青春中的暴戾，其潜在的破坏性难以预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说过，一个孩子，在没有制度约束、惩罚机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做出野蛮的举动，生物性的恶便倾泻而出——我觉得这话非常精辟。
也因此，在此次会议上，有委员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比如民法通则规定的具有限制民事责任能力年龄是10岁，在制定民法总则的时候就降低为8岁，降低了2岁，那么刑法是不是也可以相应地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于屡教不改又实施极端残忍行为的未成年人，我们对他们是不是还要与其他未成年人一视同仁地保护？”
英美法系中也有一种“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意思是，在罪行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可以判定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保护更多的善良，让人不敢变成坏人，这应是法律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能否降低刑责年龄是一个需要充分讨论的话题，如何在相关草案增加家庭监护失职的责任，切实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预防由口号变为可操作的法律条文等，则应当成为一种更广泛的共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我们需要在积极预防与事后惩处上形成更大合力。（来源：晶报 作者：李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