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说是贫困县举债办旅游的一个典型事例。而事实上，这在全国幷非个例。湖南省汝城县委原书记方南玲为了盲目追求政绩，举债搞形象工程，几乎一半的钱都用在大搞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上，仅修建爱莲广场，就花了4800余万元。而培植财源、促进产业发展方面还不到6%，结果连续3年债务率榜首；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荔波县，为了申遗办旅游，地方举债约2亿元，结果幷没有带来当地旅游的繁荣。今年刚刚摘帽的贫困县，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却在去年耗资4000万拍水幕电影，同样没达到预期效果。
贫困县办旅游，确实是一个多赢的办法。因为很多贫困县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没有得到破坏，原生态奠定了办旅游的基础，通过融资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也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超出自身能力的融资，就变成了举债扶贫，这些债务如果多年难以化解，必然造成贫困县摘帽后财政状态进一步恶化。如果扶贫项目不是直接结合扶贫产业，而是更偏向政绩的面子一方，不但浪费资金，影响贫困县脱贫步伐，更容易滋生腐败。
这幷非危言耸听，一些官员之所以热衷于“大干快上”搞项目，往往与个人私欲脱不了干系。和非贫困县相比，除房地产项目外，贫困县大多数项目都是由政府管理或投资兴建，高度集中的权力给寻租留下了更大的空间。比如，湖南汝城县3名党政主要负责人、17名科级干部，，34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清退了收受的红包礼金，涉及资金达479万余元。而形成对比的则是，一些基本民生问题却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甚至村民还在点煤油灯。
这就要求用制度建设预防贫困县举债办旅游进而成为腐败高发区。要把扶贫资金、扶贫项目以及扶贫受益情况进行全面公示，对主要负责人的权力予以制衡。在整体面貌建设上，要因地制宜，谐调发展，在保证群众工作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少一些大拆大建，多一些“修旧如旧”甚至拾遗补缺的经济性修缮，更多的通过原生态的乡村旅游、特色小镇来助力贫困县的脱贫。（来源：东方网 作者：丁慎毅 本文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