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调研论证，各有关方面对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形成共识，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废止收容教育制度。”12月24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向外界披露上述动向。这意味着，继废除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制度后，中国另一项极具争议的、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在大陆媒体的描述中，收容遣送、劳动教养、收容教育被称为“法外之法三姐妹”。三者共同点在于，司法机构可不经过律师辩护，不经过公开开庭，不经过法院判决，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虽然这三种制度诞生都有其特有时代背景，幷在违法和轻罪行为的矫正上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是这种用来惩治公民不良行为的“约束之策“自身却缺乏有效的约束，极易被利用、滥用，沦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产生危害公民权益的副作用。
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因孙志刚之死被新闻媒体曝光，该制度成为严重威胁民众安全的强制惩罚性措施；而劳动教养制度被诟病为“一个大箩筐，什么需要都往里装”，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将上访人员作为劳教的重点，以实现地方“维稳”；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甚至成为权力寻租工具，还有报道称，为偿还交罚金所欠债务，性工作者在释放后往往迅速重操旧业，这与收容教育的初衷完全背离。
在中国逐步走向法治文明的当下，这些旧制度显然已脱节于时代，但正是因为捆绑了种种利益，使得其总是在法律缝隙中寻求“合理性”，避免被淘汰。
唯有公民权利的持续伸张、社会法治意识的不断觉醒，才能打破制度惯性，让法治建设进入良性轨道。
从孙志刚事件终结了收容遣送历史，到69名教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迎来了劳教制度废除，再到此次由最高立法机构主动建议有关方面提出废除收容教育制度，政府态度的转变显示出中国法治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更有利于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良法良治。
当然，作为曾经司法体系的隐蔽一环，这些不受约束的“法外之法”退出后，必然需要科学的“法内之法”去补缺，避免出现另类变种、法律真空，真正让公民合法权益有保障。（来源：美国《侨报》 作者：钟海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