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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背景下中美关系的一个尝试性分析
http://www.CRNTT.com   2022-09-28 00:14:25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方不直接进场使俄乌陷入胶着状态。
  中评社╱题:俄乌冲突背景下中美关系的一个尝试性分析 作者:李海默(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博士

  【摘要】本文尝试将近期的俄乌冲突,美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放入同一个框架内观察。本文指出,原本从宏观上讲,美方不直接进场而已使俄乌陷入胶着状态,这对拜登来说是较大的利好因素。然而,受美国国内经济表现不佳拖累,同时也是因为特朗普风潮未退的影响,拜登国内民意持续低谷徘徊。特朗普及共和党阵营攻击拜登的一个要点是拜登过分关注和强调俄乌,从而忽视了真正“要命”的中国威胁因素。即使跳出美国一国的范围,我们仍能清楚看到,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幷未真正落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鉴于这种右翼民粹主义言论与思潮的甚嚣尘上,拜登开始搞以IPEF框架为中心的一系列新对华施压措施,幷在台湾问题上小动作不断。作为中国,特别需要防范的一点是,美国两党在高度极化时代里取得某种一致共识,即将中俄完全渲染为铁板一块的一体化而做相关的国际舆论宣传。搞好中欧关系的稳定平衡,也许是中方进行战略破局的其中一种妙法。

  一、俄乌冲突: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进程观察

  我们看到,共和党人,尤其是特朗普这个阵营序列下的人,特别愿意将火力集中于渲染所谓拜登的“对华软弱”。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就是伊朗、俄罗斯和中国都极端轻视和看低无能的拜登政权,而蓬佩奥的口径也几乎如出一辙。从逻辑上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他们需要攻击拜登;第二,他们一向对中国充满敌视;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因素,即这群人往往倾向于主张所谓“联俄制华”路线。但俄、乌冲突事起之后,西方舆论和社会观感一边倒地偏向于反俄情绪,拜登的处理手法也因为俄方军事行动进展不顺利而颇受不少人的肯定,因此,直接说拜登不应对俄强硬,肯定是在群众那里拿不到票的,但如果把拜登说成过度重视俄罗斯威胁,而轻视与放松了来自中国的“敌意”,就显得更为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那么,这些来自于共和党,特别是特朗普阵营的,对拜登的攻击是否奏效了呢?从一方面说,其效果似较有限,因为拜登近期民意幷未发生急剧下坠现象;但从另一方面讲,其效果似乎又很不错,因为尽管拜登在俄乌问题上失分不大,但其国内民调一直低迷惨淡,具体表现甚至比特朗普执政的同时段来得还更糟糕。

  俄乌冲突日益升级之后,特朗普顾虑到西方一般舆论的走向,也对俄国的军事行动或多或少发表了一些谴责,但他始终不愿公开声讨普京,幷时不时会吹嘘一下自己和普京的所谓“良好关系”。众所周知,特朗普是话术方面的大师,对于俄乌冲突,他也想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说法。他说,普京之所以敢于动乌克兰,核心原因是看到了拜登2021年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显露出的仓皇失措和大败态势,进而觉得拜登可欺,进而会急着对乌克兰下手(Biden's Afghanistan pullout made Putin think he could take Ukraine)。而且幷非没有人为特朗普这种讲法提供背书。美国学界保守派人士Victor Davis Hanson就宣称拜登应向特朗普学习,尤其是学习特朗普的那种所谓“对敌威慑”(deterrence)的战法模式〔1〕。但是,显然幷非人人都会对这种论调买账。比如,很多评论人士就认为,特朗普一直强调北约无用论,说北约各国搭便车,占美国便宜,幷有一种传闻,一旦特朗普成功获得第二任期,他可能会使美国离开北约体系。而正是这一“战略良机”的落空,使得普京大为失望,恼羞成怒,幷决定于此拜登时代直接对乌克兰动武〔2〕。还有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批评者甚至直接说:“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其实恰恰就是普京和特朗普这两个人埋下的炸弹,是这两个人最早埋下了导火索。”〔3〕其实,这两种截然不同、看似不可调和的论点,就类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讲哪一方是绝对的正确,且两方都各自有自己的信徒和群众根基。

  2022年2月,特朗普曾夸普京“聪明”,引来白宫副新闻秘书的怒怼〔4〕。特朗普的论述口径是这样的:“聪明人往往能升到国家的领导层,可惜在我们美国却幷不是这样,现在的最高层就很不聪明。那么你们也许要问:普京聪明吗?啊!当然啦,普京当然是聪明的。”〔5〕俄乌冲突事起之后,特朗普在话术上走得最远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3月底。当时,特朗普公开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布关于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黑料”,指控亨特曾从莫斯科前市长的妻子手中收受350万美元。特朗普宣称,普京可能会知道相关信息,因此他呼吁普京尽快披露拜登家族的丑闻:“她给了亨特350万美元,我觉得普京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普京应该尽快曝光它。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问题的答案。”〔6〕此事引起了拜登白宫的重视,白宫发言人向媒体谴责特朗普的这一言论,称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只有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无节操”之事。反特朗普的CNN直接说特朗普向普京喊话这件事,比以往特朗普干的类似事件性质都更为严重和恶劣〔7〕。Politico认为这是赤裸裸的邀约“外部势力”干涉美国内部政治议程〔8〕。大约是看到这种论调的不受欢迎之处,特朗普此后似乎没有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大做文章。美国的反特朗普媒体普遍都在致力于将特朗普描述为一个亲俄和反乌的人〔9〕,这样就正好与西方主要的民意走向相背离,特朗普对此必心知肚明,故他未必会主动撞到枪口上去。

  进入2022年5月,特朗普仍对拜登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特朗普直接在群众集会上说:“你可以把整个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五位总统放在一起,他们不会也没有带来拜登在短短16个月内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幷且说拜登是“无人匹敌的、不折不扣的失败者”。特朗普宣称:“我们的国家正滑向地狱,而我们将纠正这一点。我只希望这不会太迟。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非常危险——可能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危险的。它可能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我们的国家正由能够把局势引到世界大战的人领导。”根据特朗普的说法,拜登政府要对美国失去在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负责〔10〕。特朗普还曾攻击:“民主党又要给乌克兰400亿美元,但美国父母们却需要拼命努力,才能勉强养活他们的孩子(指婴儿配方奶粉荒),”幷说这是“美国之耻”(national disgrace)。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民意的确是有比较显着变化。比如,在此之前,由于高度政治极化,一旦关涉到美国对于欧洲防务的承担问题,民众意见往往显得趋向两极,互不相让,不知哪一方占据主流。但2022年俄乌冲突后,民调显示,约69%的受访美国民众表示,他们希望美国能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抵御俄罗斯方面的扩张〔11〕。这种数值,在俄乌冲突大爆发之前,应是相当难达到的。事实上,就连保守派的大本营福克斯新闻台都说“乌克兰必须要打赢由普京所发动的这场战争”(Ukraine must win the war Putin is waging)。

  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想真正瞭解俄乌冲突的来龙去脉,除了考虑俄乌及整个东欧的地缘政治要素之外,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切入点,仍是美国国内政治进程〔12〕。2021年3月,刚上任不久的拜登公开称普京为“杀手”,幷表示普京需要为干涉、破坏2020年美国大选“付出代价”,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方面极大的反弹和愤怒。2022年3月,拜登在波兰首都华沙皇家城堡发表演讲时直指普京,称其“不能再继续掌权”(cannot remain in power)。这些措辞都甚为激烈,可见民主党方面对普京的较深憎恶。此外,我们要看到,实际上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开始,普京就已经走上了一条非常强硬的路线,为了维护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上的利益(identity and geopolitics)不惜做出巨大牺牲〔13〕。从这个角度上看,真正的变量反而不是普京,而实际是美国政治从2014年以来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的剧烈变化(以及包括2024特朗普是否可能会卷土重来〔14〕)。今日美国在援乌的时候,也许或多或少要考虑到这样一个潜在的问题:由于乌军中有一部分武装是纳粹性质的(如亚速营),国际援乌志愿兵里也不排除混入少量恐怖主义分子,如果将来部分美国和北约的援助武器最终落入这些人之手,会否对美国及北约产生反噬效应与安全忧虑,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拜登对华动作频频

  从目前情况看,拜登似乎也明确感受到了特朗普势力带来的压力。2022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022年夏季之后,拜登政府开始明显地以更大力度打“中国牌”,做出一系列动作举措。5月12至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U.S.-ASEAN Special Summit)在华盛顿召开,除菲律宾和缅甸领导人外,东盟各国领导人首次受邀而齐聚于白宫;5月23日,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在东京举行“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简称“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仪式,首批参与国共有13个国家;同日,岸田文雄与拜登举行会谈,会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发起行动,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美方“几十年来,就台湾问题做出最有力、最公开的表态之一”;5月26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态度整体较为强硬;6月,美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对亚洲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行程,到访韩国、菲律宾、越南和老挝等地,继续鼓吹要打造“一个更互联、繁荣、安全和有弹性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6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13个IPEF国家代表在巴黎举行非正式会议;同样在6月,美国防长奥斯汀公开称美方对台政策没有变,“是中方变了”,幷称中国对周边地区采取了所谓“更具胁迫性和侵略性的态度”。

  对待这一系列挑战,中方表现相对较为克制,2022年6月,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杨洁篪表示,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愿望,理应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中方愿同美方探讨实现这一愿景的路径和方法。中方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美方应端正对华战略认知,作出正确抉择,同中方相向而行。客观地讲,拜登政府对华也幷非全盘皆是恶意,如就在最近,拜登告诉其内阁成员,他个人倾向于放宽特朗普时期部分对华关税。

  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民调满意度的表现上,拜登真是差强人意。到2022年4月下旬的时候,多家民调都显示 “拜登的民调满意度和特朗普同期相比简直半斤八两”(Biden’s approval ‘most similar to his predecessor’ Donald Trump at this point in presidency)〔15〕。美国商务部2022年4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1.4%,是2020年第二季度(当时背景是新冠疫情在美大爆发)以来美国经济的首次萎缩。当这个新闻刚公布的时候,CNN发评论直接说:“这昭示了2022年民主党中期选举选情可能相当不妙”(A disastrous day for Democrats' 2022 chances)〔16〕。2022年5月初,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极端接近100万关口,新冠入院人数和预测病亡人数都开始呈现爬升趋势〔17〕,CNN五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出,约80%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政府在对抗通胀方面做的不够,只有23%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美国经济状况挺景气的,有3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的各项情况和整体发展势头都还不错,对于拜登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只有34%表示肯定,66%的受访者都表示了否定〔18〕。2022年6月,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1.0%,远高于4月环比涨幅0.3%;同比上涨8.6%,为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最近的大幅度加息,被一些经济学者评估为将可能会造成“手术成功,但病人死亡”的潜在大麻烦。

  每日持续汇总多方数据做综合测评的538网站,在2022年录得了前所未有的拜登民意支持新低。其中,2月27日综合数据显示,拜登民意满意度跌至40.4%,已相当接近于击穿40%防线。后因俄、乌事态发展有所好转(以美国视角看),至3月13日最高冲回到43%,但之后又开始转头向下走(主要受经济指标所累),最终在6月13日首次直接击穿40%线,进入3字头区间,6月13日是拜登执政的第510天,此日拜登538综合民调支持率仅为39.7%,而特朗普执政的第510天538综合民调支持率为41.8%,高过拜登两个百分点。2022年6月,CNN政治板块有一则这样的报道:拜登惨淡的民调已成他总统任期的常规状态 (Biden's dismal poll numbers are a feature, not a glitch, of his presidency),同样在六月,CNN还有这样一则报道: 从2021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以来特朗普变得愈发受欢迎了(Trump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since the January 6 Capitol attack)。

  拜登对外的成绩至少看起来比其处理内政的水平要稍微好一些。但即便如此,仍是问题多多。2022年3月,学者James D. Boys回顾了拜登执政第一年的外交政策,发现面临的问题多于提出的解方,总体的态势是:已建立以拜登为中心的统一领导,但还未能有效掌控全局的各个方面(In Charge, But Not in Control)〔19〕。另有美国学者在2022年5月认为,拜登的整体对华政策是文辞漂亮,但实际细节相对就较为不足(Eloquent but Inadequate)〔20〕。

  三、从欧洲政治的角度看

  曾有学者将欧洲近年兴起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称之为“对于不够民主的当代自由主义的一种不够自由的却似乎要更为民主的回应”(Illiberal Democratic Response to Undemocratic Liberalism)〔21〕。正如学者Rosa Balfour所指出的那样,其实,在俄乌冲突事起之前,在除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之外的欧洲区列国里,其实都广泛存在着同情俄罗斯,甚至于挺俄罗斯的社会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幷未能占到主导(或者普遍性)的优势位置,但其客观上的确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不少时候不止是右翼人士会有这种亲俄的想法,有时左翼人士也会有〔22〕。整体来说,这幷非一种非常边缘性的看法。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说,则正如学者Scott Lavery等人在2021年初的论文里就已指出的那样,欧洲当前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全球性范围的失序现象和快速变迁现象,而欧洲致力于求索的则是一种相对而言的“自主性”地位(a degree of relative autonomy)〔23〕。学者Andrew Cottey在2021年的研究认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长时段基本和平态势很大概率仍将会继续保持下去〔24〕。我们看到,尽管欧洲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坚定支持乌方,提供了各种援助,但欧洲也幷未直接进场去和俄罗斯进行正面冲突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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