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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中评社 兰忠伟摄） |
中评社上海4月15日电（记者 兰忠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14日举办“香港回归二十年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地的数十位涉港问题专家齐聚申城，就香港选举后的政治形势，以及“一国两制”在香港面临的挑战等话题展开讨论。
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在会议中指出，香港自回归以来相当程度上维持着原有的经济体系、生活方式，但是香港回归十几年后，出现了“港独”问题，但“港独”不是香港最大的问题，而是主要问题中所产生的一个小问题。“港独”完全没有前途，亦没有可能性，但是必须要处理。
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副部长李光祥指出，“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实践当中遇到困难和挑战在所难免。但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凭着这三步，“一国两制”会不断地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认为，本土化和民主化如果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给予祝福。倘若本土化和民主化朝着另外的极端方向发展也不必过度忧虑，因为这种发展必然有一种纠正的内动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俞新天表示，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机，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作用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大；“一国两制”的设计是必要的，是制度的多元化，但是对于国家的认同是不能多元化的，我们必须要有统一、整合的认同，认同民族、认同国家，因此要争取在多元化基础上的统一性，要针对香港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的现实情况和诉求来进行国家认同的工作，要创造出许多的途径来促进双方的参与，进而才能促进融合，才能有认同。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胡伟星说到，“一国两制”实践20年来，保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其设计是基于香港和内地的最大公约数，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使两地在制度安排上能够平稳的发展和共存，并且互相包容。“一国两制”不是一个封闭、最终极的制度设计，是开放、不断地与时俱进加以改进的制度设计。2047年以后还可以做很多制度上的微调和改变，最终港人还是要回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国家认同的怀抱里。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邹平学认为，香港问题的最差最坏情况应该过去了，在治港工作当中所有的问题也已经暴露在了台面上。最大的挑战或者最大问题是治港缺乏有效制度的应对，观念制度策略理论方面的准备严重不足。《基本法》对于人心稳定，对于回归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时过境迁，需要有效反思。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世海表示，香港生活指数下降，成为香港生活不稳定的经济基础，香港基尼系数逐步扩大，阶级关系紧张，而劳工草根阶级以及后代流动空间很狭小，因此要密切关注劳工阶级的利益需求。此外，目前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和区议会选举，草根阶级已经成为了选举的主力军，原因有两点：第一，他们参政欲望特别高，希望通过民主把自己的人推进立法会、区议会影响公共政策；第二，和他们居住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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