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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郑月娥的管治团队中，有不少面孔来自公务员体系。（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香港8月14日电（记者 庄恭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的特区政府问责团队上任逾一个月，首批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在8月初获委任，令这一班子更趋齐整。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日前以开局顺利、未来施政令人期待，形容林郑月娥的问责团队。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桢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今届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大多属公务员出身，不过公务员传统上长期在香港的行政机关中担任执行角色，未必适合担当作为问责官员的决策角色和管治责任。他认为，香港并不缺乏优秀的管治人才，但是在政党政治和民主普选发展受阻的情况下，管治人才难以流向管治体制。他还同时强调，香港发展民主必须建立在与中央建立互信的基础上，而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包括问责官员在内的香港朝野之间都有必要认识主权、政权和治权的概念与关系（另见稿）。
香港公务员优秀在执行不在决策
林郑月娥的问责团队中，撇除制度上须从公务员体系提拔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传统上由纪律部队转任的保安局局长以及需具法律界专业人士背景的律政司司长不计，二司十一局官员共有多达7人具公务员背景，占这批问责官员总数约一半；在8月1日首批获委任的10名副局长和8名政治助理中，撇除保安局副局长不计，亦有3名副局长出身公务员，而政治助理则皆无公务员背景，由此形成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发展局正副局长均来自公务员体系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该两局所负责的政治制度发展、内地与香港关系和土地房屋政策等，都属近年香港社会高度关注甚至备受争议的焦点议题。
许桢认为，从人员选拔、培训到任用，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回归20年后的今天，行政机关当中的高级公务员都并非香港发展或推行社会政策的主要决策者。“通俗来说，英国人不会改错名的，公务员有一部分叫AO，即Administrative Officer（政务主任），另一部分叫EO，即Executive Officer（行政主任），在英文当中，这两个词当中的‘执行’意味非常明显。”
许桢指，这一说法并不是质疑香港高级公务员的质素好坏、是否属人才，相反他强调，香港的高级公务员实际上在其传统职责范围内一直表现得非常优秀、非常尽忠职守，但是这并不等于高级公务员就能够成为合适的决策者，这其中存在适才适任的问题。
对于林郑月娥在6月末介绍自己委任的司局长官员时，多番强调公务员出身的问责团队熟书、通晓政策，许桢有不同看法：“这样的表述就好比老师教书，对于教书者而言根本不存在是否熟书的问题，因为教书的内容是老师决定的，同样的道理，政策本身就是由官员制定的，难道官员连自己制定的政策还不清楚吗？”
许桢表示，作为特区政府问责官员、一个决策者，最重要的是能否把握社会脉搏、是否具有超越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思维和视野，令香港与亚太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国际社会接轨，这需要的是前瞻能力和全面知识结构，而非讲求熟书与否，若以是否熟悉政策的心态去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其实恰恰反映了公务员作为执行者从政的局限性。他续指，今届特区政府问责班子的组成太过单一，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一生中只具备公务员工作背景，其人生阅历和职业履历都难免十分薄弱，政治动员力和社会人脉网络亦较为有限，因此公务员“比白纸更白，比清者更清”的所谓优点，对于出任问责官员来说，可能反而成为一大缺陷。
许桢指，香港回归以来历任特首有一个共同观念，即当招揽不到管治人才加入问责团队，便会转而依赖公务员体系，但这一做法就好比，在医生不够的情况下，总不能找铁匠来治病，只好先找护士顶上。他直言对这一做法并不认同，因为决策和执行的角色虽不应以高低划分，但始终存在不同之处。“公务员的角色的确类似医院中的护士、护士长或军队中的士官，而医生和军官作为决策的角色，并非源于专业职系的不同，而是其思维惯性、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所决定的。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决策者，无论在什么机构当中，你都可以担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首长。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说香港缺乏管治人才，完全是给社会把错脉。管治所需要的人才，可以来自各行各业，欧美具成熟经验国家中新一代的政治家，并不一定出身政治世家或必然直接来自大党派的领袖。”
不过许桢亦提到，五年前梁振英出任特首时，有不少人同样质疑他的背景，批评他的管治团队组成换汤不换药或水准不够，但是在5年后的今天来看，实际上梁振英和他的团队除了在教育领域的成绩较为维持现状，其在扶贫、劳工福利、税务、土地房屋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因此香港社会如今应用一种尽量平静和期待的心态，去看待和聆听林郑月娥团队在未来1至2年内是否能够真正掀起新风。他指自己对于公务员能否担当问责官员的质疑，只属预测性的分析评论，未来若要给予公平、合理、合乎人性的评价，应在林郑月娥团队在新岗位施展一段时间之后作出，现时不应过早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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