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每个人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永定客家先民入驻永定后，首要解决的是居住问题。永定土楼的建造与永定客家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连。从现存的各姓氏族谱中可知，大多数的永定客家人是南宋、元、明三朝从宁化石壁村一带入迁的。饱受战乱饥荒、漂泊流离之苦的永定客家先民，以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山区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是他们的必然选择。这里是一处四周被大山包围的丘陵山地，在它的东面是武夷山与九连山脉，西面是罗霄山脉，南面是南岭，对外相对封闭，人烟稀少。对动荡不安的年代来说，不失为一处“世外桃园”。南迁而来的永定客家先民与当地土著相互杂居，既要防御时常出没的虎狼野猪、盗贼匪寇的侵扰，又要设法化解与土著居民的摩擦，聚族而居、集体防卫，便成为他们建设家园时首先考虑到的问题。他们传承了中原古老的建筑技艺，建造起融居住、防御于一体的 “堡”、“寨”。至今永定县许多村仍以“堡”、“寨”命名，如溪南的“田心堡”，丰田的“下堡”、“三堡”、“增瑞堡”、“龙潭堡”，太平的“艺梓堡”等。“寨”则有三十多个，如“新寨”、“龙安寨”、“上寨”、“平寨”、“中寨”、“太平寨”等等。

　　永定客家土楼是以生土、沙石和木料为主要材料建筑而成的民居，它根源于中国古代生土建筑文化。生土建筑是人类从原始进入文明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发源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经历了掩土结构体系、夯土结构体系及土坯结构体系三个阶段。据史料载，早在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建造了各种生土建筑，距今7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时期，已有圆形、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址；大约4000年前人类初步掌握的夯土技术，最具有特征的便是夯土建造的村社与城墙。由于地理条件、生活方式、历史传统、民族习俗的不同，各地区的生土建筑在施工技术和建筑风格上也各有特点，这已经成为各国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永定境内的多层土楼，经历了从堡、寨到民居，从无石基到有石基，先有方楼后有圆楼，进而方圆幷存的演变过程。永定土楼与中原古老的居住模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木构架结构，都深深留下了黄河、长江流域早期建筑的烙印，就连计算墙高的单位“枋”与《考工记》载以“版”为基数的方法大致相同。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和安全防卫的需要，永定客家先民开始对“堡”、“寨”进行改造。他们根据古代《营造法式》所载的做法，创造性地减薄墙体厚度；为了增强墙体的牵引力，还在墙体里埋入杉树枝或竹片作“墙骨”，以增强土楼的牢固性。经过一番改造，形成两种不同形态的坚固、简易、实用的主要住宅模式，即“一字形”和“口字形”土楼。“一字形”土楼主要分布在永定河流域，土墙包围着房间，楼内不开天井，这种“一字形”土楼明显带有“堡”、“寨”的影子；“口字形”土楼主要分布在金丰溪流域，中央辟为天井，供采光通风之需，并可作为公共活动场所，是中国传统建筑四合院的一种变异形态，它吸纳木构架屋的构筑方法，立柱架梁同外墙一起构筑房间，让立柱分担外墙的重量，把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架技术与夯土建筑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改变了原来生土建筑或木构建筑低矮的缺陷，创造出建筑土木构架居宅的新技术。

　　明成化十四年（1478），永定从上杭析出设县，此后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烟草在永定境内的大量种植，又给永定客家人带来了滚滚财源。在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土楼建筑进入鼎盛时期，地位较高或经济实力雄厚的富户，追慕高贵豪华气派，对“一字形”土楼进行扩建，改造成雍容华贵的“五凤楼”，并冠以“大夫第”等称号，彰显其地位高贵及财富实力。方楼的发展与成熟，为圆楼的建造奠定了技术基础。永定东南部的古竹、高头、湖坑等乡（镇），属于博平山脉地带中的山区，海拔在四五百米之间，重峦叠嶂，地形险峻，平均气温较低，特别是两座大山之间山坳吹来的无自然屏障阻挡的强大气流（俗称“窠煞”）会对人的健康带来严重损害，而方楼四角的房间通常晒不到太阳，不利于化解“煞气”，幷且存在火力死角，不利于防御匪寇侵扰等弊端。为瞭解决现实需要、建筑传统观念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矛盾，客家先民受早期建造的重防御功能的堡、寨和中国传统风水学说“八卦”的启发，萌生了改进方楼的意念，他们运用《易经》风水理论来规划布局，产生了建筑圆形土楼的念头。如，江集成于清朝康熙年间建造承启楼的想法，就来自附近山顶上的“金山古寨”，具体设计则请江西赣州籍的地理名师操持。此后，永定圆楼大多仿此样式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