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书海，研究北京历史

　　王灿炽出生于永定高陂富岭的客家土楼——“艺槐第”（又称“新围楼”）。南京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北京执教中学长达16年，由于教学成绩优秀和工作认真负责，先后两次被授予“先进教师”荣誉称号。1979年7月，他被推荐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推荐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论文写得好；二是书籍读得多。刚到新单位时，他只向领导提了两个请求，希望购买20个装卡片的抽屉和1万张卡片。他“迷恋”上了古都北京，决心把北京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他确定走自己的路，从目録学、方志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北京的历史。之后，他一头扎进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在首都图书馆，他发现龢利用了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专家学者在“劳改”时整理编辑的《北京报刊资料索引》卡片20多万张。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他不仅把所有有关北京的古籍目録誊抄下来，还全部翻阅瞭解放后从原南京总统府运来的几十万张藏书目録卡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翻阅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全部馆藏图书目録卡片。不论寒暑，无论远近，王灿炽总是骑着自行车奔波在住所与各个图书馆之间。在图书馆馆藏的几十万册图书目録中，要找到所有写北京的书籍，无异于大海捞针。不过，王灿炽有自己的秘诀，单从古籍的书名，很难确定它们就是写北京的书。如：《长安客话》、《析津志》、《天咫偶闻》、《春明梦余録》、《藤阴杂记》、《人海诗区》、《宸垣识略》、《天府广记》等。王灿炽的秘诀是，广泛阅读北京历史著作，将已知的北京史籍中的参考书目、脚注和尾注等，一一记録下来，这样，凡是写北京的史籍他都心中有数了。第二个秘诀则是关注北京历史上的文人、学者，他们长期在北京任职和生活，其著述大多是与北京有关联的。但凡看到熟悉的作者名字，王灿炽都认真地翻阅其全部著作，以确定是否为北京史籍。王灿炽享受着“寻书”的乐趣，到1981年下半年，他一共制作了2万多张图书目録卡片，几乎将北京各大图书馆的北京文献书目一网打尽。1985年，他编着出版的《北京史地风物书録》，不仅有着者、卷数、出版时间、出版单位、版本、提要等信息，甚至还标明瞭图书的馆藏地，这在目録学的著作中可谓絶无仅有，因而被学术界称赞为“是一部瞭解北京、研究北京的‘金钥匙’”。1987年，《北京史地风物书録》荣获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发的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奬。

　　有了历史文献的积累，王灿炽又把这些文献资料“变活”、应用。他通过对文献典籍、碑刻资料和典章制度的研究，确认北京至今发掘出的最大规模的西汉墓——大葆台西汉墓的墓主人不是通常认为的燕王刘旦，而是他的儿子广阳王刘建，这项研究成果，震动了北京考古学界。他用可信的历史文献记载证明，北京皇家御苑——北海公园的始建年代不是1179年，而是1166年。新编《北海公园志》引用了这项研究成果。他发表的《北京钟鼓楼是明代在元代钟鼓楼原址上重建的》，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揭开了元大都钟鼓楼旧址之谜，在北京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建议重建永定门，完善北京城中轴线文物建筑

　　王灿炽先生有“北京城中轴线情结”。他认为，南起永定门，北到钟楼这条城市中轴线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精品杰作，他说：“北京拥有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现存里程最长、建筑种类最多、品位最高、最为雄伟壮观的城市中轴线。这是北京城的代表、精粹、核心和灵魂。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奇观，令人叹为观止。而永定门的拆除，使得这条中轴线有尾无头，像一根断了的琴弦。”他还说，永定门始建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1553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北京外城诸城门中，永定门位置适中，形制特殊，造型精美，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南端的标志性建筑。明、清两朝皇帝往南游幸、郊劳等活动，都必经此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月3日由永定门入城接受检阅，使这座城楼具有了革命历史文物的内涵。然而1957年，永定门被拆除，北京城中轴线失去了最南端的起点，呈现出“有尾无头”的失衡。

　　1998年以来，作为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的王灿炽先生，决定利用政协提案，实现复建永定门、重现北京城中轴线神韵的梦想。为了使自己的提案严谨、科学，他骑着自行车，沿着中轴线7.8公里的路程实地考察，并沿途留心观察中轴线两边文物古迹的现状。他发现永定门遗址和护城河水系仍存，遗址周边没有大型建筑，周围环境也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为在原址复建永定门城楼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必须保护好从永定门至钟鼓楼传统风貌特点”的要求，为了在北京外城重现一个标志性建筑，进一步完善北京城中轴线文物建筑，并为改善北京南城的环境，发展北京旅游产业，振兴永定门地区的经济服务，他建议北京市政府应尽快制定重建永定门的规划，切实保护好永定门地区的风貌，让雄伟壮丽的永定门(包括城门、瓮城、箭楼等)重放异彩，传之后世，使北京城中轴线文物建筑群得到完整的保护。他还对永定门地区的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访问，居民也一致支持复建永定门。此外，他还大量翻阅史志文献，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终于查到了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对永定门城楼的实测图，可以作为复建永定门的依据。

　　1999年，王灿炽提交了《重建永定门，完善北京城中轴线文物建筑》的提案。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曾对他说过：“王委员，你的重建永定门提案很好，我记着呢，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一定去办。”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重建永定门被列入“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规划”。2004年3月10日正式动工复建，2004年9月25日，在原址上按照原形制、原结构重建的永定门城楼主体修复工程完工。崭新的永定门城楼，重现于中轴线的最南端。

　　提交“紧急提案”，保护北京安徽会馆

　　1994年底，王灿炽先生收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研究中国戏曲史的教授周华斌先生的来信。信中提到他在调查北京安徽会馆戏楼时，瞭解到该戏楼的占用单位马上就要拆除安徽会馆的旧有建筑，改建为托儿所。王灿炽心急如焚，立即打电话到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反映此事。同时，他又向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紧急提案”，说明安徽会馆戏楼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加强保护，要求紧急阻止拆建行为。就在准备拆除安徽会馆戏楼的当天，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签发了《关于紧急阻止北京市椿树整流器厂在安徽会馆戏楼进行拆建工程案办理情况的报告》，阻止了整流器厂的拆建行为。1999年2月，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决定垫付200万元，作为抢修安徽会馆戏楼等古建筑的费用。

　　为配合会馆的修复工程，王灿炽还应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的邀请，编纂出版了《北京安徽会馆志稿》一书八卷，具陈建馆始末，备列房舍、经费、规章、人物及馆中之古物、石刻，条分缕析，源源本本，俾后人知安徽会馆兴衰之历史与当年园林、馆舍之盛况。所辑《志稿》，丰赡翔实，后人游此会馆，读此志稿，既能瞭解会馆之沧桑变迁，亦可窥知清代政治文化史的某些侧面。

　　现在，北京安徽会馆戏楼等古建筑已经修葺一新，得到了有效保护。而第二期修缮工程，也正在积极准备开工。

　　呼吁保护名人故居

　　北京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文明古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经汇聚了许多名人，尤其是明、清以来，北京名人故居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名人故居现在已经消失了。北京现存的名人故居中，明朝的已经很少了，保存下来的大部分是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间的名人故居。被保护下来的名人故居数量很少，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不相符。

　　北京名人故居亟待普查，在《名人故居保护条例》没有出台以前，王灿炽先生建议对一些文字记载有名人活动的地方不要轻易拆除。

　　王灿炽先生认为，名人的标准，大致可以从三方面来考核：第一，老北京人，即祖籍是北京，出生在北京，又在北京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名人，比如老舍等；第二，虽然不是“老北京人”，但长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在历史上有过特殊贡献和影响的名人，包括政治、军事、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比如郭沫若、梅兰芳等；第三，虽然不是长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而他们在北京期间，曾做过对全国、全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人，他们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可能很短，但其故居也要保留。比如孙中山先生，曾经先后三次莅临北京，第一次来京居住地还需考证；第二次来京居住的宾馆已被拆除；第三次来京住过两个地方，即老北京饭店506房间和张自忠路孙中山行馆，现在，这两个地方都已经保留，并公布为市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此基础上，对名人居住过的地方，要进行调查、核实，确认，经过专家讨论，公布故居名称，挂牌写明谁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故居的恢复应该是整旧如旧，恢复其历史原貌，可以根据后人的回忆、老照片和文献资料等，按原样陈列出来，并对外开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4年，王灿炽先生提交了建议保护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马叙伦先生故居的提案，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大方家胡衕26号的马叙伦故居，终于躲过拆除的厄运，被挂牌保留下来了。

　　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王灿炽研究北京历史的学术成果丰硕，主要著作有：《北京史地风物书録》（58万6千字，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荣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奬）、《王灿炽史志论文集》（33万4千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出版）、《北京湖广会馆志稿》（16万字，主编并撰写大部分书稿，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燕都古籍考》（33万6千字，京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荣获北京市1995年优秀图书奬）、《孙中山与北京》（42万字，二人合作， 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徽会馆志稿》（35万字，200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等。点校《燕都丛考》（约50万字，二人合作，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主编全国政协重大项目——《中国文史资料总目録·北京卷》(1979-2007)(约80万字，已交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正在出版的还有《北京史史料学》(约40万字，京华出版社出版)、《北京史地风物书録续编》(1982-2005)(约160万字，北京出版社出版)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有：《大葆台西汉墓墓主考》、《金中都宫苑考略》、《元大都钟鼓楼考》、《谈元大都的城墙和城门》、《北京地方文献述略》、《北京历史文献佚书考略》、《陶宗仪与<元氏掖庭记>》、《熊自得与<析津志>》、《吴仲及其<通惠河志>考》、《缪荃孙与<记録顺天事之书>》、《民国<北平志>考略》、《<北京市志稿>初探》、《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古驿站遗址——榆林驿初探》、《<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宛署杂记>考》、《北京地方文献与宫廷饮食文化》、《北京固节驿考略》、《北京安徽会馆沿革述略》、《北京密云驿站考》等。

　　由王灿炽先生撰写正文的《孙中山与北京》一书， 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台湾地区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99年，王先生接受台湾有关方面的邀请，参加了“第二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台北 “国立国父纪念馆”学术报告厅，宣讲了《孙中山与北京会馆》论文，受到台湾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会后，他还前往台北故宫、国父纪念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日月潭、台湾科技馆、台中庐山风景区、九族文化村等地参观。

　　为了将自己的历史专业知识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并为保护文物古迹和发展旅游产业献计出力，自1998年以来，年届花甲的王灿炽先生还接受北京各规划设计院的聘请，以渊博的学识，参与编制旅游规划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北京、河北、辽宁、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市，都留下了他辛勤考察的足迹。他撰写了十余篇旅游规划专题研究论文，主要有：《河北省保定市历史文物旅游资源的评价及开发方案》（1998年）、《山西省沁水县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评价及开发方案》（2001年)、《河南省淅川县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评价及开发方案》（2001年)、《辽宁省抚顺市文物旅游资源的评价及开发方案》（2001年)、《山西省沁水县湘峪三都古城的历史及其旅游开发利用》（2002年)、《四川省广汉古蜀文化的源流及其旅游开发利用》（2002年)、《山西省沁水县樊山的人文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2002年）、《山西省屯留县老爷山(三嵕山)的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2002年)、《北京市平谷区丫髻山人文旅游资源的保护及其开发利用》、《畿东福地——丫髻山道教名胜区沿革考略》（2003年)、《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文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2005年)、《北京生态涵养区人文旅游资源的评价和项目策划》（2008年）等。王先生在北京旅游规划界颇具盛名，他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各地旅游规划编制成果的评审工作。

　　2006年，王灿炽先生应邀前往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还应邀前往德国鲁尔工业区，参观了由蒂森制铁厂改造而成的蒂森工业博物馆，并就旧工业园区如何合理利用、改造成为旅游景点、发展旅游产业等问题，与德国学者进行研讨和交流，受到了德国学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