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洋中川村南金堂的华侨胡聚友面容瘦削，耳朵很长，人称他“猴子脸”，在故乡没有人不敬佩他。

　　胡聚友先生诞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的一个华侨矿工家庭。1911年，他跟随父母回到故乡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读了六年私塾。1917年，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不得不辍学，跟弟弟一起卖米糕、甘蔗帮衬父母。捱到十五岁，父亲向人借了八十块银元，带他再往南洋谋生。不想途经潮州市竹篙山下，竟被土匪抢劫一空，爷俩只好垂头丧气折回家中。不久，父亲忧郁而死，丢下他和二个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凄怆度日。第二年，日子困顿得实在无法过下去了。他一发狠，将家中一块菜园卖得五十块银元，加上舅公的一点资助，跟着新房中一名“水客”飘洋过海来到印尼沙拉笛加，先在一位同乡的商店里做了三年学徒。其间，他得到店主的儿子和一位工学院教授的帮助，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开始自学建筑知识和技术。1924年，建筑技术尚未学成，却失业了。他便操起一根扁担，挑个货郎担，到附近偏僻小山村去兜卖。由于他勤快伶俐诚实，小生意倒还不错。

　　1927年，胡聚友回国与徐容娘结婚。翌年重返印尼，潜心学习建筑技术。两年后，他凑了一点资金，开始承包工程。八九年间，在三宝垄一带，他承建了不少乡村小学、巴杀（市场）、乡道、桥梁。经营正有起色，1941年底却遭遇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印尼顿时陷为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建筑业停顿。胡聚友不愿做顺民，便隐匿于当地乡村，做土产小买卖养家糊口。1945年8月日寇投降，印尼宣布独立，但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荷印战争爆发。1947年6月，战火蔓延到沙拉笛加，胡聚友拖儿带女随着众多难民逃往梭罗，劳瘁二十多年积攒起来的一点产业也毁于一旦。次年3月，胡聚友回到重新为印尼人民所控制的沙拉笛加，发现这座城市已变成一片废墟。直觉告诉他：建筑业大有可为，便立即想方设法重整旗鼓。他既工设计，又善营业，讲究质量，信誉卓著，不长时间就承建了沙拉笛加百分之八十的房店，广获赞赏，并博得沙拉笛加市长斯弟扬洛的钦敬与赞扬，两人进而结为好友。胡聚友在当地社会声望日隆，他被推举为沙拉笛加中华总会监委，还担任华侨公学董事长等职。

　　胡聚友重返印尼后，认识了张国基先生。民国初年，张国基在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印尼。在与张国基的密切交往中，胡聚友受到张国基的深刻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与革命事业有新的认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为祖国新生、国家富强有望倍感欢欣鼓舞。1950年，印尼独立，中印建交。他积极参加拥护新中国、发展中印友好的各种活动。这时，中国驻沙拉笛加领事馆成立，他立刻把自己住宅的一半房屋让给领事馆作为办公场所。同时，他还鼓励和支持子女回国求学深造，为祖国建设服务。不幸的是，1960年5月，印尼中爪哇包括沙拉笛加发生多起反华暴乱。暴乱分子抢劫华侨财物，烧毁华侨商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胡聚友愤怒得几天吃不下饭，再也无法安心在此居住。1960年6月3日，他毅然从印尼回国。在广州停留期间，广州投资公司想安排他在广州工作，胡聚友婉言谢絶道：“家乡住房紧，我要回去建设！”1960年7月28日，胡聚友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中川村。 

　　胡聚友回到中川村，正值夏收夏种农忙季节，母亲又患病在床，但他到家的第二天就下田参加生产队插秧，轰动了中川村，一时成为中川的特大新闻。社员们激动地说：“出国四十年的华侨大老板，一回来就脱鞋下田，跟大家一样干活，真真没忘本，难得！难得！”不久，中川大队党支部请他负责筹办“侨农垦牧场”，他二话没说，一口应承担任场长。随即选定在沙子岗和骊子岭开辟垦牧场。他年近花甲，领着六个场员挥锄苦干，相继开垦了荒地二十多亩，粮食达到自给；桃李、茶叶、板栗，样样丰收；牛羊鸡鸭六畜兴旺。从1962年至1972年十年间，他先后五次被评为永定县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每年过年，本来不是轮到他值场，他却叫场员们都回家去团团圆圆过年，自己一个人留下来，把一大群羊赶到山坡上啃草。看着羊群兴高采烈地撒欢，他便乐呵呵坐在山坡上，似乎比它们还快活。

　　1981年，胡聚友、曾建平、吴逸汉三位热心侨联工作的老归侨分别被选为下洋镇侨联分会正副主席。按规定，侨联领导可以每月领取30元津贴，可胡聚友辞谢了。其实，他为地方公益事业做“义务工”的声名，早已闻名遐迩。1960—1970年代，他给下洋大桥、汤子角大桥等工程引进外资、设计图纸、指挥施工，就从来不要一分钱报酬，有时还自己贴上不少钱。建中川小学水池时，因工人失误建坏了，他马上自己掏钱重建，人们称他为“自带饭包的工程师”。在永定、广东大埔侨乡，他设计的大大小小桥梁有40多座，也从未收过分毫报酬，被群众誉为“义务建筑设计师”。

　　1980年代初，曾建平先生筹集侨资兴建侨育中学“星马科学馆”时，胡聚友与吴逸汉也齐头并进筹集了星马泰乡侨资金7万多元，动工兴建下洋华侨旅行社，但事情却一波三折。首先对侨社的选址有人刻薄地说：“地址选在偏僻荒凉的‘马道坝’（溪畔草滩），真是眼珠子装来配好看的！谁会去那鬼地方呢？”他们认为，侨社应该建在热闹非凡的邮电局旁才科学哩！面对闲言碎语，胡聚友坚定地说：“侨胞回乡也不是来赶热闹的！侨社选址马道坝，就是为了带动下洋荒僻的西北部发展起来。”这侨社工程刚建到一半，胡聚友、吴逸汉突然接到海外捐资者胡先生的电报，要求工程立即停建。原来，有人去信海外，说胡聚友、吴逸汉等人乘建侨社之机，天天“炒锅子”，大吃大喝，大把大把糟蹋华侨的血汗钱。

　　“胡聚友做工作是不取一分钱报酬的，难道他不要拿却会去吃吗？”吴逸汉先生回忆当年情景道，“不久，捐资者胡先生到广州，我俩立即前去与胡先生会面，想当面说明情况，澄清事实真相。双方见面时，只见胡先生怒容满面，一开口就痛斥大吃大喝恶性。胡聚友静静地听着，一言不驳。等胡先生把话说完了，还是一声不吭，只叫我把实际情况讲出来。我就讲了：在建侨社的过程中，八十岁的胡聚友每天从中川村步行到下洋工地督工，没领一分钱补贴不说，也没有报销过一支烟、一杯茶。从开工到目前为止，只花去30多元杂费，其中20多元是邮票钱，只有10元用于一次开会煮稀粥的开销。胡聚友先生每天中午在工地上吃的饭，是自带的一包快熟面！然后，我将账目摊开来。胡先生看账目记得一清二楚，30多元杂费开支简单得一目了然，登时十分感动，误会消除，转怒为喜。当时，我实在佩服聚友惊人的肚量与涵养。”

　　1984年，“星马科学馆”与侨社同时落成剪彩。下洋侨社乘机动员参加典礼的侨胞带头在侨社附近兴建一条华侨新街。没几年，荒凉的下洋西北部繁荣起来了，印证了胡聚友和吴逸汉当年的远见卓识。下洋侨社建成后，新加坡华侨十分感谢胡聚友，打算送一部小轿车给他。胡聚友却温和地说：“我八十岁了，小车对我来说没用，大家要送就送给侨社吧！侨社有旅行车，接送华侨更方便！”几经推让，华侨恭敬不如从命，把小轿车换为旅行车送给侨社。侨社专门用来接送探亲观光的乡侨，又快又方便，大家无不赞扬胡聚友的高尚风格。

　　1982年秋，胡聚友偕中川小学胡菊芬老师一道，到香港开展三胞联谊活动，获悉乡侨曾彩春先生的母亲胡亚齐老太太已经98岁高寿，曾表示要让曾先生为家乡做件好事。他俩当即在北园酒家与彩春先生儿子曾仕民会面。胡聚友态度诚恳地说：“世上难逢百岁婆，为胡阿婆老太太修座桥，既益寿又利民啊。”他们谈得十分融洽，当下决定在故乡建一座“百龄桥”。胡聚友回到住处，立即“关”在房里，又画又算，设计了三天，拿出百龄桥设计图纸，预算造价为1.3万元。有建筑经验的胡菊芬老师一看，吃了一惊，说：“友叔，万三块钱怎么够？”胡聚友忙说：“多找窍门多节约，应该够吧？”胡菊芬按他的经验逐项估算，仍是不够，便诚恳地说：“友叔，不是我不珍惜华侨的钱，钱不够再来要，恐怕要引起误会的！”聚友点点头，不再坚持，说：“那我再算过吧。”最后预算价改为1.7万元。曾家看了图纸，听了说明，十分满意，立即付款施工。到1982年冬，百龄桥建成结算，实花去造价2.2万元。曾先生知道胡聚友的为人，马上汇款如数补足。原来预算突破，一是施工中出现了预想不到的情况，二是胡聚友向来对华侨捐资项目，精打细算得近乎吝啬，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预算总是偏紧又偏紧。他常对侨联工作人员说：“做华侨工作，最要紧的是讲信誉。经手华侨项目，不但要讲求质量，还要多省钱办大事，让捐资华侨放心满意！”许多华侨要捐资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委托胡聚友去经理。对于胡聚友提出的建议、意见，则几乎是言听计从。中川村汤子阁大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次胡聚友的信一去，胡万铎先生就将款汇回来重建。香港之行，侨胞们被胡聚友无私奉献、坦诚正直又宽厚谦和的人格魅力所倾倒。胡聚友把三胞政策和落实情况、吸引三资的优惠政策，传送到三胞的心坎里。侨胞素仰胡聚友的人格风范、高标卓识，颇有如沐春风、相见恨晚之感，陈永源先生当下决定赠送一部救护车给下洋医院；不久，新加坡、马来西亚乡侨也集资给下洋医院送来一部“757”救护车。一个乡镇医院同时拥有二部救护车，当年实属罕见，因而轰动一时。

　　胡聚友心中时刻装着乡侨、归侨、侨眷的喜怒哀乐，为保护侨胞的合法权益而尽心竭力。1983年，省委书记项南访问中川村。胡聚友向项南书记当面反映为爱国侨领胡文虎先生落实政策，首先是返还胡文虎先生的故居庆福堂、中川虎豹别墅等房产。不久，胡文虎先生在福州、厦门等地的房产得以归还，并最终促成了香港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胡仙博士回国回乡。印尼华侨胡玉英在下洋新街有两间店铺，长期被下洋供销社、下洋大队占用，胡聚友不顾年迈亲自跑到省侨办反映，终于物归原主。

　　1997年9月19日，胡聚友先生以92岁高寿，在福州无疾而终。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事迹风范，在广大华侨、故乡父老中广为传扬。胡聚友先生琐碎旧事，让人看到了一个华侨的真实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