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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初步探讨

  2019年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政策主张,这既是对自1979年以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充分肯定与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统一理论与方针政策的创新与发展,表明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将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推动国家统一开启新的历史进程。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为起点,历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几代领导人,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和理论。“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核心内涵是,在统一的国家内部,国家主体地区(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作为特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根据“一国两制”的精神与构想,香港、澳门顺利实现了和平回归,并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而提出的具开创性的全新模式与构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实践、国家统一理论的重大开拓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一国两制”政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一纲四目”与“和平解放台湾”的提出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未、到六十年代初,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大陆对台政策逐步从“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并提出创造条件争取两岸和谈。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将大陆方面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政策思路归纳为“一纲四目”,并转达给台湾方面。“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一是统一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之外,台军政、人事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财政赤字8亿美元);三是台湾社会改革可从缓,待条件成熟,尊重蒋的意见、和台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四是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

  1978年11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各项内外政策也做出重大调整。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方针政策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首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其中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实现统一时会考虑台湾实际情况,尊重台湾现状和各界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明确一个中国立场是两岸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提出通过中央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航,进行经济交流。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叶九条”),较为具体地提出“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一是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二是双方为通邮通商通航(“三通”)等民间交流提供方便;三是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四是台湾现行社会及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五是台胞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职务;六是台湾地方财政遇到困难时,中央可予以补助;七是台胞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来去自由;八是欢迎台湾工商界回大陆投资;九是欢迎台胞通过各种管道共商国是。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具体阐明瞭通过“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六点意见(“邓六条”),其主要内容:一是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是共国两党的共同语言;二是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自治不能没有限度,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四是祖国统一后,台湾可实行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五是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六是建议国共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但不能让外国插手。

  上世纪80年代,经过《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和整体思路,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经过实践得到广泛的赞成和拥护,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从中共十三大起,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均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载入党代会的重要文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使“一国两制”有了宪法保证,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三)“江八点”和“胡六点”继承和发展“一国两制”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提出“八项主张”(“江八点”):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二是不反对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三是主张两岸进行和平统一谈判,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四是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五是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以利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六是两岸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七是充分尊重台胞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胞一切正当权益;八是倡议两岸领导人互访。

  2008年12月,胡锦涛主席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胡六点”),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提出建设性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一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增进政治互信;二是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两岸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三是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四是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五是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六是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四)习近平主席擘画和平统一蓝图,提出“一国两制”的创新思路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一论述站在历史新起点和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目标。并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五项主张(简称“习五条”),主要内容包括:1.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2.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3.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4.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5.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这是是新时期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体现了对“一国两制”的继承发展和开拓创新。

  其中特别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新主张,具体论述包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并郑重提出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龢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这是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新论述,是对国家统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2022年8月,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同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白皮书中指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将继续团结台湾同胞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任务与意义

  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其任务目标是要为完成两岸统一后,在台湾如何落实“一国两制”展开路径探讨与制度设计,其内容应包含几个方面:

  1、探讨实现国家统一后的制度设计,如何从法律和体制上结束1949年以来两岸“未统一”状态,使“一国”得到完整体现与确保。统一后的中国,应呈现单一制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一部宪法、一个国号、一个中央政府,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属中央事权,由中央政府行使“邦交、宣战、媾和、缔约”等主权,台湾地区则实行高度自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制定台湾地区法律,对统一后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对外活动等做出制度性安排,使“两制”得以具体落实。“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2、探讨落实“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路径。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分阶段、分步骤、多面向逐步推进并最终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第一阶段应是通过推进两岸交流,逐步促进两岸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为统一后具体落实“一国两制”打好基础、创造条件。近些年来大陆持续出台的诸多促进两岸交流、帮助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政策措施,就是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阶段,应由两岸各党派、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围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开展多种形式、广泛深入的讨论和协商,吸收社会各方意见,达成初步共识。第三阶段,两岸双方可就国家统一开启政治谈判,确定统一方向、基本原则、具体进程。第四阶段,两岸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就“一国两制”在台湾落实的具体方案展进行制度设计。第五阶段,是统一后在台湾具体落实“一国两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3、政策倡导、正本清源,夯实“一国两制”的社会基础。近年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攻击抹黑“一国两制”,台湾民众对“统一”、“一国两制”心存误解与疑惧。集合两岸社会各界开展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探讨与倡导,有利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展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下台湾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发挥促进和平统一的作用。

  三、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遵行的基本原则

  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坚持战略视野、总体观和大局观,要服从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同时也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形势变化,审时度势。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讨与设计,应遵循几项基础性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三个确保”、“五个充分”。

  “三个确保”:统一后台湾地区实施的“一国两制”,必须以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基本原则。

  一是确保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两岸统一后,中国作为单一制主权国家,只有一部宪法、一个国号、一个中央政府,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属于中央事权,由中央政府行使。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利,依法实行自治。而统一后台湾地区的制度与法律设计,必须建立在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基础之上。

  二是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统一后台湾地区政治制度与法律设计,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统一后的台湾不能成为国家治理的“乱源”,不能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聚集地,更不能成为西方的反华基地和“颜色革命”桥头堡。

  三是确保国家发展利益。要确保统一后的台湾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繁荣与发展,保障台湾与祖国大陆共同分享民族复兴的发展机遇与红利,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如果说,上述三个方面是确保“一国”的基础与前提,那么,以下“五个充分”则是保障“两制”得以具体落实的重要关键。

  一是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考虑两岸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现实差异,保持台湾现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福利不变,继续实行现有货币、外汇、税收及财政政策。

  二是充分保障台湾民众的利益,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充分保障台湾人民的私有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三是充分照顾同胞的感情,充分体现祖国的同胞之情与爱心,消除台湾同胞对大陆长期形成的偏见、隔膜和恐惧,进一步实现两岸人民心灵契合,塑造并巩固台胞对统一国家的认同。

  四是充分吸收两岸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应是大陆设计、并将结果强加于台湾方面的“单方面方案”,而是积极鼓励台湾同胞共同参与、两岸共同建构的制度安排,而是在充分吸收两岸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性方案”。

  五是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在台湾正当及合法利益。其他国家和地区与台湾长期往来形成的经贸交流、民间交往可得以持续,各国在台湾地区的正当及合法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将得以维护。这样有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度与接受度。

  四、统一后在台湾落实“一国两制”的有利条件

  中共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均明确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表明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祖国大陆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为实现国家统一、落实“一国两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国家统一已列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任务目标

  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实现统一的决心与意志。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无法阻挡的,统一是既定目标,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努力方向,成为国家发展方略之一,已融入政治、经济、国防、外交各个方面的工作布局,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在“一国两制”政策方针下实现国家统一。

  (二)两岸经济与社会持续深入的融合发展,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过去三十多年来,两岸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隔絶走向交流,两岸经贸合作与民间交流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2019年,两岸年贸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截至2019年,大陆批准的台资项目累计超过10万件,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第一大对外投资地。2019年两岸人员往来维持在900万人次规模,跨两岸婚姻近40万对涉及人口近200万,有超过150万台胞定居大陆就业、创业、生活。随着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化,两岸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早已开始。两岸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不可阻挡不可逆转之势。在台湾社会已催生出数以百万计的两岸利益群体,为在台湾实现“一国两制”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两岸实力差距不断扩大,祖国大陆主导两岸关系能力和对台影响力大大增强

  在国家统一进程中,实力和发展是硬道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两岸实力差距快速扩大。1990年台湾GDP相当于大陆的43.8%,到2016年相当于4.5%;1999大陆国防预算是台湾的1.5倍,到2019年已上升至15倍多。实力对比之下,台湾与大陆对抗的能力不断下降、讨价还价的筹码越来越少,大陆掌握了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与主动权,塑造和引领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不断提升,为实现国家统一、落实“一国两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回归后的港澳,总体呈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繁荣局面,充分证明瞭“一国两制”是确保港澳回归后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发展的最佳制度安排。但随着时间推移,近年来美西方对华遏制战略打“香港牌”,培植“反中乱港”势力制造事端,使香港局势一度面临严峻复杂的局面。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等,坚持并完善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依法治理,完成了香港由乱到治的转变,也为未来在台湾落实“一国两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未来在台湾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要做好顶层设计,扎实推进各项配套措施,确保统一后的平稳过渡与长治久安。

  五、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在台湾落实“一国两制”,主要面临来自台湾岛内和外部干涉势力两方面的挑战。

  (一)台湾岛内因素

  一是1949年以来在台湾地区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与法理架构,经过七十多年已被台湾社会大众所熟悉与接受。二是历经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长达二十多年的主政,推行“台独”分裂路线,岛内“台独”势力不断对民众灌输“台独”意识,煽动“反中仇共拒统”,支持统一的力量被打压,台湾民意支持度呈现“统降独升”。三是“台独”势力主政二十多年推行“去中国化”政策,误导、异化台湾民众的国家人同。自李登辉开始,台湾当局通过修改大、中、小学教科书,向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灌输“台独”意识,去除“中国意识”,导致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急剧下降,“台湾人”认同快速上升。四是台湾当局借香港事件恶毒攻击、抹黑“一国两制”。2019年,民进党借香港“反修例”乱局煽动反中情绪,通过所谓“社会同行世代共赢决议文”,恶毒攻击“一国两制”,升高两岸关系的对抗情绪,藉以拉抬选情。公开“倚美拒统谋独”,抹黑“一国两制”,图谋“法理台独”,推进“文化台独”,“渐进式台独”,破坏两岸交流,成为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最大的岛内阻力。

  (二)国际外部因素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内部形成了对华战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的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拉开中美战略对抗的大幕。为了达到反华遏华的目标,美国大打“台湾牌”,不断突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一个中国框架,推出《与台湾交往法》、《国防授权法》、《台湾保证法》、《台北法案》等一系列涉台法案,全面提升美台关系,在军事与安全上为台当局撑腰助阵,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在国际舆论上,一些西方国家反华势力,与“台独”、“港独”势力遥相呼应,全力攻击、抹黑“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企图将“一国两制”污名化。

  最后,笔者认为,尽管当前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前所未有,但维护国家统一前景、维护两岸和平的努力不应被放弃,两岸学界围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开深入思考与积极探讨,对丰富国家统一理论、建构统一后治理模式、探寻达成统一的路径都具有重要而积极的现实意义。

  (发表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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