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开启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民粹主义现象伴随着政治转型出现，民粹主义与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紧密交织，见证了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巩固，并对台湾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庄吟茜：“台湾民粹主义的演化路径及政治影响分析”，《现代台湾研究》2014年第1期。从李登辉的“民粹威权”到陈水扁的“民粹式民主”，郭中军：“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1987-2008”，《台海研究》2014第3期。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政治人物成为台湾民粹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试图以民意来挟持其他政治力量，利用省籍问题，煽动选民情绪，造成了台湾社会的泛政治化和严重对抗，形成了台湾的“政治乱象”。郭中军：“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复旦大学博士电子期刊》2007年第2期。

　　2004年之后，随着台湾社会对于其民粹主义的反思和批评增多，台湾民粹主义的热潮在整体上有所式微，但这一趋势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存在一定波折的，从2014年的“反服贸运动”、2015年“反课纲运动”到2016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民进党不断操弄“民粹选举”，充分证明瞭台湾民粹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表明民粹主义潜藏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土壤中，一旦遇到适当条件便会由此发酵。那么究竟何谓台湾民粹主义？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所产生的影响有哪些？本文拟对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这一政治现象进行简要探析。

　　一、台湾民粹主义的界定

　　（一）民粹主义的内涵与分类

　　民粹主义（populism）亦称平民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并未有统一界定的概念，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样式。俞可平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民粹主义，“作为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核心的取向是在政治生活中强调人民的价值和反精英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其强调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变革，并把群众当作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作为政治策略，指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第1期。简单地说，民粹主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

　　关于民粹主义的来源，其具有“实践与理论来源的多样性”。民粹主义基本来源于两个实例：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与美国人民党主义。郭中军：“民主语境下的台湾民粹主义现象”，《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关于民粹主义的内涵，还可以通过其不同类型的划分加以把握与理解。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Canovan）首先把民粹主义划分为农民民粹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两大类。马奔：“民粹主义：对台湾近年政治现象的解读”，《社科纵横》2006年第9期。当然民粹主义类型的划分并非单一絶对，彼此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民粹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出现。通过对民粹主义类型的划分，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台湾民粹主义。

　　本文分析的民粹主义主要是政治动员手段和政治斗争策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即政治人物冠以“人民”的名义，绕开现行体制，直接诉诸民众，通过煽动性的语言来动员民众，挑战某种体制或某种价值，这种政治动员手段具有煽动性、情绪性、非理性，甚至有蛊惑性、欺骗性、破坏性等特点。顾旭光,田丰：“‘太阳花学运’以来港台的民粹青年运动:特点与对策”，《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

　　（二）台湾民粹主义的界定与类型

　　台湾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其实质、核心与表现形式都与民主紧密相关。台湾民粹主义体现了一种另类的民主话语。因此，需要将台湾民粹主义放在整个民主化进程中来理解。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1）对民主的认知带有极端民主或激进民主的特征，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直接行使主权，一切政治权力、政治决策、公共政策必须经过人民的直接同意与认可才具有正当性。（2）使用“人民”的修辞与话语进行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更多体现为一种魅力型权威。（3）以民意自居，轻视法律、制度与程序，甚至以所谓的“民意”对抗法治，倾向于绕开现行体制或宪政框架直接诉诸民众。（4）不信任代议制民主，反对既定权力结构及其价值观。郭中军：“民主语境下的台湾民粹主义现象”，《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根据学者们的论述以及卡农范的分类，由此可以看出，台湾的民粹主义属于政治民粹主义。整体而言，台湾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政客（政党或政治家）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实质上是政党、政治家为了获取选票或压制对手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或政治动员手段。苏美祥：“2008年以来台湾民粹主义的经济学逻辑探析”，《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2期。在政党民粹主义中，台湾民进党是一个典型“以民粹起家”的政党。长期以来，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动辄以“族群议题”、“统独议题”为诉求，以煽动性的政治话语，如“爱台”、“卖台”等进行政治动员，在客观上导致了台湾社会的撕裂。民进党的民粹主义在陈水扁时期达到了顶峰。虽然2004年之后，随着台湾社会对于其民粹主义的反思和批评增多，台湾民粹主义的热潮在整体上有所式微，但这一趋势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一定波折。从2014年“反服贸运动”、2015年“反课纲运动”到2016年台湾“大选”以及2020年台湾“大选”等，充分证明瞭台湾民粹主义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二、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发展及其表现

　　台湾民粹主义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民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阶段（1993-2000），即李登辉时代的民粹威权；二是民粹主义的壮大阶段（2000-2004），即陈水扁时代的民粹式民主；三是民粹主义的式微阶段（2005-2014），民粹主义有式微的迹象；四是民粹主义出现新变化阶段（2014年至今），从“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到2016台湾“大选”和2020台湾“大选”。

　　（一）李登辉的“民粹威权”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是李登辉的“民粹威权”时期。1988年，李登辉成为了接班人，然而他并没有稳固的权力基础，作为台湾“本省人”，在国民党内部缺乏权力基础，因此他需要把“人民”，即主要是把占总人口80%以上的“本省人”引进民主化的进程，以便绕开国民党和体制的羁绊。在民主化进程当中，李登辉巧用人民对国民党威权统治和现状的不满，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等口号取信于台湾民众，幷且通过总统直选的方式赋予他代表台湾人民的合法性。李登辉在体制内外通过民粹主义加强和扩充自己的权力，建立了一种“民粹威权”。李登辉的“民粹威权”是台湾在民主转型初期出现的一种特殊政治形式，它随着李登辉的下台而不断式微。李登辉建立这种体制的最终考量是权力龢利益，“政治家都喜欢唱‘认同台湾，爱惜台湾，为台湾努力奋斗’的赞歌，但是台湾普通民众发现，那些所谓的‘新台湾人’往往是些‘爱权力无上的人’、‘爱金钱无上的人’。”许介鳞：《李登辉与台湾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二）陈水扁的“民粹式民主”

　　2000年是台湾民主转型中一个分水岭，台湾出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标志着台湾民主进入了民主巩固期。自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2000年3月选举中获胜，其主政时期将民粹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以“爱不爱台”区分敌我，不断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从而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执政后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政策取舍和台湾的前途，并声称谁不支持“公投”谁就不是“台湾人”，以此煽动普通民众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情绪。其任内的民粹主义具有以下特点：1.狭隘的民族主义，族群身份认同是陈水扁民粹主义的基础；2.话语霸权与语言暴力，台湾2004年“大选”中，陈水扁大打“认同”牌，以“爱台”与“卖台”的二分法割裂族群；3.福佬沙文主义，民进党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一种福佬人沙文主义，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立起福佬人的统治秩序，“独尊福佬人”，在民进党看来，福佬人就是“台湾人”，闽南话就是“台语”。郭中军：“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复旦大学博士电子期刊》2007年第2期。

　　（三）民粹主义近年来的新变化

　　2004年以来，台湾社会对于其民粹主义的反思和批评趋于增多，台湾民粹主义的热潮在整体上有所退却，但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的销声匿迹。台湾民众早已厌恶政党恶斗，台湾民粹主义由此出现了一些新变化。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与2015年的“反课纲运动”等民粹主义运动，尽管被认为是“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但却尽由政党、政治家在其背后进行人为操纵，这是一种隐性的政党或政治家民粹主义。民进党所操控的这些运动尤其是“太阳花学运”具有民粹主义运动的鲜明特征。动辄以“人民”、“民意”、“民主”之名义，反对既有权力结构，甚至不惜对抗法治。2016年“大选”、2018年“九合一选举”和2020年“大选”，民进党不断操弄“民粹选举”。蔡英文上台后，台湾民粹主义呈现出民粹威权主义、民粹选举主义龢民粹族群主义等多种变体，钟厚涛：“蔡英文时期台湾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从政党政治的视角”，《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呈现出明显的“緑化”和“反中”特点。尹茂祥、钟厚涛：“台湾地区民粹主义的政治演进及影响”，《台湾研究》2020第2期。近年来的民粹主义运动表明台湾民粹主义生命力的旺盛，同时也表明民粹主义潜藏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土壤中。

　　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后，善于煽动民粹的台湾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企图“以疫谋独”，煽动新一轮的“台独”意识和“反中、仇中”情绪，大陆学者发文称台湾出现令人非常震惊的“反中仇中远中脱中”的“台独民粹主义”恶浪。

　　三、台湾民粹主义现象产生的原因

　　为了深入理解台湾民粹主义现象，需要对其产生原因予以分析。台湾民粹主义是民主制度的异化，争选举政治加剧了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泛政治化宣传、媒体舆论与话语霸权为台湾民粹主义推波助澜。

　　（一）台湾民粹主义基于台湾的民主制度基础。民粹主义源于民主本身。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确立自身认同主要源于台湾民主制度。而从现实情况看，台湾两党的民主制度带来的行政低效和相互内耗，使任何可能的改革和发展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最终导致民粹政治的反复低效。例如在国民党试图推动两岸服贸协议期间，民进党进行了大量的议事程序阻挠，最终国民党不得不使用“30秒送院会存查”的手段试图通过服贸协定。而这也落了“太阳花学运”中国民党“黑箱服贸，亲中卖台”的口实。在学运中青年以“我代表台湾人民”为口号占领立法院，青年在以台湾民主制度为傲的同时又以民粹的态度践踏民主和法律。基于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台湾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

　　（二）竞争选举政治加剧了民主政治的“民粹化”。不可置否，现代民主政治是以选举为基础，但是，如果仅仅把民主简化为选举，选举简化为选票，选票简化为多数决，那么奠基于宪政的民主政治就会被简化为投票的统计学，这种民主政治的简约主义将会导致民主的异化，也将由此产生很大的弊端。在选举政治下，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门赢得选票的行为艺术。为了获得选票，政党、政治精英会千方百计地迎合与讨好人民。正像市场经济易于产生“拜金主义”，民主市场也易于形成“拜民主义”。郭中军：“民主语境下的台湾民粹主义现象”，《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追求选票的最大化成为政党或政治精英在政治博弈与竞争性选举中制定何种方案、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竞争选举压力下，台湾的部分政党、政治家诉诸民粹主义策略，通过民粹主义话语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从而取得民众的支持。此外，民众对族群身份的认同超过了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成为民进党在选举中制造族群冲突的有利条件，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使民主政治更易于异化为民粹主义。

　　（三）泛政治化宣传、媒体舆论与话语霸权为台湾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媒体在台湾民粹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二元对立式”民粹主义议题论述。王声平：“台湾民粹主义媒体建构分析”，《台湾研究》2015第4期。在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发生的“周子瑜事件”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此事件在支持民进党的媒体的宣传之下，在岛内引发情绪链式反应，据保守估计至少有近百万青年因此事件的影响而投票给民进党。此事件说明瞭两岸民间缺乏正常交流沟通机制，同时网络对交流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可以发现网络反而将民粹主义的泛政治化宣传和神话式的、有选择性的宣传进一步强化放大了。

　　四、台湾民粹主义现象的影响

　　台湾民粹主义，见证了台湾的民主转型龢民主巩固，并对台湾政治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在早期有利于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完成，在民主化进程当中台湾也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另一方面的困扰和冲击了台湾民主政治。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民主政治的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就某些个体和群体的某种程度的冷漠与逥避。过去，每一个民主社会中，都有一些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边缘人口，不论其数目大小”。亨廷顿,克罗奇,绵贯让治：《民主的危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就此而论，民粹式的过度政治参与不利于建立健康的民主制度。

　　首先，民粹式的过度政治参与不利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中，民众通过选举进行政治参与，民主选举是为了选贤与能，离不开选民冷静、理智、客观地思考。然而，台湾的民粹式过度参与造成了“选举癫狂”。竞选者为获得选票取悦于民众，导致其强调感官刺激，忽视冷静观察。受这种“选举癫狂”影响，不管是竞选者还是选民都不容易做出理性的决定。民粹主义的极端民主的思想将民众或民意视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同时易导致对现存法治等制度的破坏。

　　其次，民粹式过度政治参与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民主必须通过选举，而选举必须经费。西方政治学家将金钱比喻为“政治的母乳”和“选举的血液”。黄嘉树、程瑞：《台湾选举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同西方地区一样，台湾的竞选费用增长迅猛。台湾普通民众说“没钱莫要选”道出了选举与金钱的关系。于是，“选贤与能”变成了“选钱与势”。选举也就成为“富人的游戏”。

　　再次，民粹主义的泛滥严重激化族群的矛盾与对立。民粹主义极端平民化的倾向，强求舆论一致，必然忽视少数人意志，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从而产生内部的对立。而民主制度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正是现代民主精神的重要内容。台湾的政党认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倾向，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地域主义的狭隘性在地方选举之中发酵，激烈的选举竞争容易引发族群矛盾。伴随着蓝緑两个阵营的统独之争，省籍冲突无法顺利地融合。这样，在过度的民粹主义影响下，加大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对立情绪，同时也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最后，台湾民粹主义的泛滥严重危及两岸关系。建立稳定良好的台海两岸关系是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岛内，只问“统独”、不问对错的民粹现象泛滥，对两岸关系危害巨大。民粹式的政治参与造成了两岸关系的动荡，减少了两岸间的互信，加剧了彼此之间关系的紧张。此外，在台湾地区，民粹式狂热常常被“台独”势力所利用与操纵。台湾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作为台独的一体两面，在李登辉和陈水扁等政治人物的煽动下，两岸问题成为炒作民粹主义的砝码，他们诋毁大陆，“逢中必反”，制造对立的情绪，即使在平时，出于“台独”的需要，也会有部分势力藉助许多事件如：“太阳花学运”、周子瑜事件、肯尼亚事件等来挑起两岸争端，使得双方对彼此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增加。蔡英文执政期间，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推动“渐进性台独”和“柔性台独”，并进一步操弄民粹主义，使台湾社会出现“反中、仇中”民粹主义逆潮，严重伤害两岸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进而影响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