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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先行

  2016年12月28日,《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年—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为构建当今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前景的陆上经济大走廊和海上经济大走廊搭建文化桥梁。“一带一路”是路,也是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构想,是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的对外开放新战略,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新契机,将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文明互鉴”的时代大趋势

  “一带一路”建设,文化建设先行。《行动计划》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沿线国家互利共赢与文明互鉴。“一带一路”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因时而生,共谋发展,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各个国家龢民族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一带一路”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然而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地理位置、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各有不同,而且其历史、民族、文化、宗教也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其中涉及的主要宗教就有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几乎世界上所有宗教。即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幷存。”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文明多样性的特点,各种文明相互关系较为复杂,同时也为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互惠提供了良好基础。中华文明数千年形成的包容性的特质是与其他文明互学、互鉴的前提和基础。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4日,。中华民族复兴正在铸就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对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文化自觉”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处世心态,一种精神境界,最终应当是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与关怀。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页。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我们都应该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又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取决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对接世界梦。中国梦还是和平发展之梦,合作共赢之梦,开放包容之梦。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

   《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文化行动的原则是“秉承和而不同、互鉴互惠的理念,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精神创造和文化传统”,进而“推动‘一带一路’多元文化深度融合。”文明的传播总是与经济的拓展形影相随。经济的强盛必将促进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又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也为中华文化的对外辐射和影响提供了硬实力支撑。“一带一路”正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实体现,而“一带一路”倡议又为中国文化与沿线国家的交流搭建广阔平台。无论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世界对中国所寄予的期望来看,中国都必须推出兼顾自身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大背景,也因此而得到絶大多数沿线经济体的积极响应。王志民:《“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的多重互动关系分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新思路”推进“新丝路”。“一带一路”作为世纪工程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新思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打造一种新型商业文明,这种商业文明体现的是世界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中国担当,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沿线国家的相互合作,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理念在先,重在实践,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要求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合力化解威胁,共同承担责任。古丝绸之路延续数千年积淀下来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已上升至人类文明宝贵遗产层面,成为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价值取向。

  二、“民心相通”的复合型工程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是制定《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年—2020年)》的主要目的。“一带一路”是一项涉及经济贸易、政治外交、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复合型战略构想。毋容置疑,推进“一带一路”,市场运作是基础,企业是主体,资本具有逐利性质,否则经济合作难以实现长远目标,但如果不注重人文交流,不实现民心相通,经济合作将无法持续。“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推进的主要内容,进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具体体现为与沿线国家建立及提升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这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形式,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这是一种新型价值观和治理观,也为全球治理与地区合作提供一种新模式。

  民心相通是“五通”的基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藴藏着深厚的文明渊源和文化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无疑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使沿线国家和人民有真切的获得感,但也絶对不能忽视沿线国家人民的文化认同和心理感受,特别是要注意沿线国家背后的大国因素及不同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中国投资缅甸的密松水电站被叫停就是典型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同时就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为载体的丝路精神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依托,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推动着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丝路精神体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历来坚持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通过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实现共同发展;文化上通过互学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奉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

  理念引导行动。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词,其即今日“世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儒道不是宗教,儒家文化没有形成组织,崇尚“道并行而不相悖。”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吕氏春秋》中说:“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一贯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义利观,在追求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做到弘义融利。“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一种正确的义利观,也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发展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坚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发展观和治理观。“杨洁篪就G20杭州峰会接受媒体采访,杭州峰会树立起新的全球标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9月7日。2014 年12 月的中哈产能合作第一次对话会,双方就确立了产能合作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对接、务实高效、互利共赢”的原则。《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虽然当今的中国还不算富有,仍然必须“独善其身”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还要“兼济天下”,已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中国道路的样板。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处于崛起通道之中。中国在提升硬实力的同时,也正在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但中国的话语权与西方霸权国家所奉行的“赢者通吃”的话语权不同,是与在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基础上实现民心相通的话语权,是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为基础的话语权。

  三、构建文化“走出去”的平台

  《行动计划》的直接目的是构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进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性计划。《行动计划》共提出四项发展目标,即文化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完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基本形成、文化交流合作品牌效应充分显现、文化产业及对外文化贸易渐成规模;四项重点任务,即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行动计划》同时还设计了五个专栏、12项计划和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其顶层设计高屋建瓴,同时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全面而具体的部署。

  第一,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合作机制。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此次文化部发布的《行动计划》无疑以《愿景与行动》的合作机制为参照,明确提出:“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晤、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部长会议、中阿文化部长论坛、中国与东盟‘10+1’文化部长会议等高级别文化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机制。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的长效合作机制。支持国家艺术基金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同类机构建立合作机制。”

  第二,打造“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文化品牌是被广为认同的一种品牌信仰,也是一种强烈的品牌忠诚。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藴,可以挖掘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认可的文化宝藏丰富多彩。2014 年6 月,中、哈、吉联合申遗成功,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典范,为“一带一路”注入精神动力。《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并列举出包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欢乐春节”“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等重点交流品牌以及互办文化节(年、季、周、日)等活动,从而扩大文化交流规模。《行动计划》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建设包括“丝绸之路文化之旅”计划、“丝绸之路文化使者”计划、“一带一路”艺术创作扶持计划、“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计划等等,具有文化发展和文化合作示范作用。

  第三,创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产业模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发展与文化合作分为公益性和赢利性两大类。公益性的文化发展与文化合作既有包括意识形态内涵以彰显国家软实力,也有关于公共外交性质的内涵并由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所承担。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合作属于赢利性质,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文化企业对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很高。《行动计划》指出:“建立和完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引导企业自觉遵守国际法律和贸易规则。” 文化产业的合作与交流必须坚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公平效益兼顾的原则,“围遶演艺、电影、电视、广播、音乐、动漫、游戏、游艺、数字文化、创意设计、文化科技装备、艺术品及授权产品等领域,开拓完善国际合作渠道。”中国文化企业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获得良好的利润回报。鉴于“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建设项目投资回收期长且存在不可知因素,文化企业也可以在合作过程中运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新兴合作模式。

  《行动计划》虽然是一个文化发展的短期行动计划,却为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文件。正是因为《行动计划》由文化部牵头起草,特别是通过部际、部省等工作机制,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政府间文件,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提供有效保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取决于中华文化复兴,取决于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取决于中国话语权体系的构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5年10月30日。“一带一路”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承载着中国梦与世界梦对接的时代重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本文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阶段性成果、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8KDAL40)、国家社会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4BGJ003)。

  王志民: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北京高校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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