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因历史因素造成的认同困境

　　首先，我想以一种最同理的方式，来谈谈台湾的特殊历史处境。台湾大概在清朝初年，逐步转变为一个以中国闽粤移民为主的社会，纯从民族的分布来看，台湾其实是个比大陆还更纯粹的由汉民族所构成的社会。早期可能有些人是基于逃荒，来到台湾以求开垦新土，但后来移民则越来越多是举族迁徙，也未必是逃荒来台的了。清朝的治台政策，也没多少歧视或是边缘化台湾的地方，甚至还给了一些比较好的差别待遇。所以固然曾发生过一些叛变事件，但基本上并没有什么认同上的问题，它就是个内地中国社会的延伸，或者说是闽粤闽南、客家的延伸，论地域性的认同分歧则有之，但更大层面的认同分歧则是没有的。当然，在那个时代，所谓“国族认同”这个诞生于西方的概念，还根本没有传到中国来，当时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现代的主权国家来看待的观念，大家只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也许有些蛮夷到中国来做生意，如是而已，天下并没有颠覆，大家都是这片王土下的子民，过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日子，这不只是台湾，整个中国的老百姓也都是这样的。

　　台湾的认同困境当然开始于乙未的割台。或者应该更准确的说，乙未割台也没有造成认同的困境，只是让台湾人有了一种被“祖国”抛弃了的感受。一种“孤儿感”在台湾出现，是很正常的，但“孤儿感”并不等同于认同的问题，这种感觉的确一直存在于割让后的台湾人心中，这种飘零的感受是在后来才参与到认同的问题里去的。台湾的认同问题严格说是在日本据台后，在推行日本的国族认同中逐步产生的，也是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后而逐步激化的。

　　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处境，似乎很少人仔细想过。在人类走进殖民时代，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展开人类殖民史之后，世界上的殖民土地如此之多，也有许多是从古老国家被侵略、被殖民后，转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之殖民地的。可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块殖民地像台湾一样，它原来的祖国和殖民者在后来进行了一场生死的斗争，而这块殖民地上的人民就在这场生死斗中，被迫卷进了该如何左右的挣扎。这处境的尴尬是旷古絶今的，如果我们不能同理这样的困境，恐怕也就很难真正理解台湾认同问题的复杂与纠结。很多人都在奇怪，何以台湾与韩国同受日本殖民统治，但对待日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也许许多问题的根源就在这一差别上。

　　我们必须承认，日本乃是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幷且成功的例子。在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同时，中国还是积弱不振的。姑不论日本后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也不谈殖民者带入现代化所涉及的道德问题，由于日本在现代化上的成功，让小部分台湾人在日本与中国的对比上，开始向日本产生认同上的倾斜，这是可以想象的。今天如果我们走进许文龙先生创办的奇美博物馆，看到他的收藏品充斥着十九世纪欧洲的各种艺术与工艺品的时候，就会知道日本在许文龙先生心中是占据着如何高尚的地位，因为他的整个审美标准，全然就是他成长时期，日本上流社会的风尚。

　　当然，在那个时代，也有很多台湾人心中是有矛盾与纠结的。蒋渭水先生一生钦佩孙中山先生，他们这些进步的台湾知识分子，在眼见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同时，仍然盼望着祖国也能现代化成功。连横先生更能以春秋史笔写出台湾通史，这都是了不起也难能可贵的。由此也可见，台湾当时社会的主流声音，在认同上并未真正向日本倾斜。然而历史最大的捉弄就是日本的侵略中国。当战争爆发，所有认同的问题都被两极化，要么选择支持祖国，要么变成侵略者的同路人，这时孤儿的处境也异化成了不知认谁为父的困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进入战争之后，有一群台湾人跑到了伪满州国，去服务于日本卵翼下的溥仪，这里多少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台湾人心中的纠结。

　　更不幸的是，这个纠结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战后，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个祖国是个与日本打了八年，打得民穷财尽，视日本为不共戴天之世仇的中国，而台湾在历经日本为因应战争需要，而推动皇民化政策之后，一个已然更日本化的社会，这里面的矛盾就更复杂纠结了。这些纠结以二二八这一个偶发的事件为爆发点，终于为台湾的认同问题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炸弹。

　　二、台湾认同困境的型态

　　按照前述，台湾认同困境的背景，其实源于台湾夹在中国与日本的近代雠怨之中，而不知如何是好，这所有的矛盾反而在台湾重新回到祖国后爆发，因为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反而还没有以强力的方式，要求台湾人在中国与日本的认同之间选择，可是反而是国民政府比较急切地做了这件事。这原因也可以理解，对日本人而言，他们毕竟知道自己只是殖民者，日本在韩国强力推动皇民化，引起了极大的反弹，但日本在台湾毕竟还是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推行皇民化，即使为了二战征兵，也不太敢把主要的战斗任务交给台湾兵。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台湾可是整个中国浴血奋战拿回来的，一场抗战如此大的牺牲，与日本结下了这么大的血海深仇，哪里还能容忍收回台湾后，台湾还是一个日本化的社会呢？

　　二二八事件本身也许是偶然的，没有那么复杂的背景，但是在整个二二八处理的过程中，台湾当时的精英份子，的确受了不小的损伤，而不幸的是，当时台湾的精英份子也通常都是日本化比较深的一群，若非如此，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日本统治下的精英份子与既得利益者。这就让二二八产生了这么一个潜隐而微妙的影响，如果从现在的时空倒回去看，台湾认同冲突的根的确就是埋在这里的。

　　有很多人根据日本户口的统计数字，说日本推动皇民化运动，真正改姓的其实很少，只占了当时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所以不该过度夸张皇民化的作用与影响。这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瞭解，真正改为皇民的人数也许不多，看来多半都是因为在日本政府或是与官方有关的地方工作，为了自己的职务，不得不为之，然而也由于日本的确并未用硬性的手段强迫改姓，所以应该很多人并非反对，只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们只要看日本在台湾征兵时，报名者居然如此踊跃，就可以知道同意皇民化的人数是被低估的，台湾人中已经高度日本化的人口比例也是被低估的。我们也许没有根据可以说到底有多少比例，但以一个社会有个两三成左右的既得利益者来估算，应该是个合理的推论吧！台湾光复，有不少仕绅欢欣鼓舞迎接祖国，这也可以想象，毕竟五十年不算太长，没有长到让他们忘了自己的血脉，但是一旦到了二二八后的严峻气氛里，所有日本的因子都可能变成他们在政治上的污点时，他们不得不开始隐藏属于日本认同的一面，于是表面上的回归中国，就变成了这些人内心潜隐的痛。记得儿时，长在台湾乡间，不时会听到老一辈的人谈论日本，论点是相当冲突的，有些下阶层出身的人，回忆起抗战那段时间，所有粮食都被日本征收，台湾人反而只能吃地瓜，食不果腹，就对日本骂声连连。但是也可以常听到一些怀念日本的声音，逥荡在台湾社会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剥削掉了他们的好日子。于是“讨厌外省人”有时也不只是中国传统的地域意识作祟，而有可能埋藏着对“中国认同”的排斥，这里呈现了认同问题在台湾社会里的复杂与交错。

　　从这样的脉络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认同问题的基本型态，是离不开“中国认同”与“日本认同”之间的角力的。这个历史因素必须被考虑，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在目前台湾去中国化浪潮的背后，弄清楚在发挥作用的某种力量。

　　这里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另一个当年的现实因素。国民政府有鉴于在大陆的失败，所以到了台湾，便也积极推动土改。国民党的土改相对手段是比较温和的，但也是剥夺了当时地主的田产，这些地主多半也是日据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当他们的土地很多都变成了不值钱的股票时，夺财之恨当然也就构成了他们认同漂移的一个现实动力。反过来看，在土改中获益的佃农阶级，他们当然对国民党满怀感激之情，对他们，日据时期他们本就不是既得利益者，国民党要将之引导回中国认同，也就相对容易得多了。

　　要之，台湾的认同困境是有特定样态的，七十年来，人口已经有了很大的代谢，战后世代也多数都已垂垂老矣，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有些问题也许已经冲淡了，比如说老一辈佃农出身的人，随着家庭境遇的改善，他们的后代已经不复记忆之前祖辈的困苦，也因此，一些老一辈的人因国民政府土改政策受惠的，他们对国民党的感谢，未必还存在儿孙辈的记忆中，但是诚如我们总说的，恩惠易忘，雠怨难解，一些当年的结构性的困境依然还在某些背景的家族中留存，一旦因缘汇聚，这困境也就转成了一场认同的灾难！

　　三、八零年代后台湾本土认同两种面向的竞合

　　在美丽岛事件后，党外运动风起云涌，也同时在认同层次掀起了所谓的本土化运动。早期的本土化运动，基本目标还很单纯，就是试图以台湾认同取代中国认同。当时新潮流与夏潮的长期论战，背后脉络大致就是如此。然而随着九零年代后，李登辉开始代表国民党与民进党进行台湾认同旗手的争夺战，并借由一次次政治斗争，把政治上倾向于中国认同的力量逐渐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李登辉也同时借第一任台湾人总统之尊，与国民党主席的资源、权势，掌握了台湾认同的话语权，由此开始，台湾认同也就进入了一种纯粹的台湾认同与日本认同这两种不同面向的竞合。这两个面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也就是中国认同，但这两个面向也有分歧，这分歧也许是策略面的，另一方面或者就来自于上述的历史因素了。

　　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李登辉在发动这场有关台湾认同的争夺战时，藉助的就是日本的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大谈他二十二岁以前是日本人的历史，表面上在凸显台湾的历史悲情，但骨子里基本是在召唤他以及跟他有类似境遇的人的日本认同，以此作为他们共同的语言以及情感归宿。李登辉这个方法固然高度刺激了有中国认同的一群人，但也的确成功在台湾人心目中奠定了某种教主的地位。当时我在台湾南部，亲眼看见多少人热泪盈眶，或者以一种找到回家之路的狂热情感在膜拜他。

　　另外一个有关李登辉的例子，就是他对钓鱼台的态度。当时他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居然公开承认钓鱼台属于日本，这当然是件极为荒唐的是。姑不论李登辉是否真心相信如此，这都是一件高度失格，甚至涉及违宪叛国的行为，但是他说了，这也让他收获了不少支持。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看到当时许多民进党持台湾认同的人，并不愿附和李登辉的这一立场，这里我们清楚看到了同样台湾认同里面两种面向的竞合情形。

　　可是我们必须说，在后来一些关键领域里，比如课纲的修改等等，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现象，也就是在台湾认同之中，日本认同逐渐胜过了单纯的台湾认同。在有关台湾史的教科书之中，美化日本统治的现象，幷且刻意隐瞒日本统治时期屠杀台湾人民的抗暴事件等等，这些都在每次课纲修订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在李登辉到陈水扁时代所修的课纲，不只是在去中国，还在强化日本。这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

　　其实我多次听到一些持纯粹台湾认同的人，对此现象的批判。他们也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确有许多暴行，应该公平呈现。可是问题是在课纲修订的过程中，这样的声音却并不是主流。这里到底有哪一些黑手伸在其中，当然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陈水扁的九五暂纲，以及他修订，可是后来没能实施，被马英九又重修了的那套九八课纲，如果我们对照这两个课纲的些微差别，就会发现它更变本加厉地美化了日本统治。我并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以指出那个幕后操纵的黑手，那时课纲的修订其实是比马政府时代还要来得更“黑箱”作业的，不是核心圈内地人，大概无法瞭解幕后的真相，因此我只能如此判断，也许人数上，持日本认同者的数量，未必强过单纯持台湾认同者，但在这些关键影响力上，持日本认同者可能更要大些。而这就是台湾在推动台湾认同过程中，一个比较隐晦，但其实可能更具主导性的力量，它要把台湾认同的内容转化为一种日本认同。

　　四、必须警惕“去中国化”已经向“再日本化”倾斜的现象

　　前面我简单论述了台湾认同困境的历史成因及其表现形态，并进一步描述了台湾在推动台湾认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日本认同”逐渐加强的现象。这现象一直以隐晦的方式在进行着，之所以何以要以隐晦的方式进行，当然很值得探究，但我们如果从结果论的角度来说，则这一现象又是清晰的。这一现象在蔡政府上台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现象。我不敢过度推论这一现象所代表的意义，但是指出这一现象，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思考某些台湾政治、社会变迁的轨迹。

　　证据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许多神社以种种藉口被复原了，某些歌颂日据时期的电影，宣扬日本某些精神内涵的创作，都陆续出现了。有两份文献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李登辉与蔡英文为二战琉球冲绳战役战死的台籍日本兵所立的“台湾之塔”的题词，其中李登辉的题词是“为国作见证”，而蔡英文署名的题词则写着“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担”。当然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事实，也是某种可以尊重的历史视角，同不同意是一回事，只要不违史实，当可两从。这样的观点对一般人自然可以，但李蔡二人何许人也？古人说大夫无私交，这也就是说对某种身份以上的人，一言一行都不只是代表个人，当李登辉以其身份说为国作见证时，他为的是哪一国？不是很明显吗？若说李登辉已退休，其立场也早已多次表明，不具任何震撼力，则蔡英文以现任“总统”身份，来说台湾这些为日军战死的同胞，乃与日本生死与共，荣辱同担，将置其职务所代表的意义于何在？而又何时看到他为在大陆战场死于日军炮火下的台湾同胞，以及中华民族为扺抗日本侵略、光复台湾而牺牲的千万军民致上任何心意？但他们依然以悍然不顾清议使笔的态度而如此说了，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能相信他们只是无辜地说了不适切的错话而已嘛？然则他们真正想表述的是什么？李登辉还可说他毕竟的确曾生活于日据时期，蔡英文则不曾有过此经验，我们必须问的是，何以类似的说法、作法越来越频繁出现？

　　另一个例子就是屏东牡丹乡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一个是在牡丹乡石门古战场发生的“抗日纪念碑”碑文“澄清海宇，还我河山”被屏东民进党主政的县政府挖除事件，另一个则是在牡丹乡当年发生牡丹社事件的高士村，在当年为了一些漂流至此的琉球人民被杀事件，日本以此为藉口，侵略台湾，试图吞并台湾的事件发生地，兴建起了一座高士神社，然后说这是为了台日友好。李登辉也同样题写了“为国作见证”的题词，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而且同在这两三年内发生，其时机与意义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这些例子的密集发生，都很难理解为“去中国化”乃是为了推进台湾本土化，一个也许“犹在量变过程”中的行为，总有一天将会跨过“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到时候“再日本化”也就水到渠成了。最近另一个指标性的事件也许更值得注意，这是一个发生在屏东空军基地的事件。台湾的空军基地一向是依照当年抗战时期，国军的空军各大队而命名的，比如嘉义的空军基地就是当年的四大队，也名为志航基地，为的是纪念抗日牺牲的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将军，换言之，台湾的空军是个非常强调抗战军史延续性的地方。但是屏东基地的大圣西营区公共艺术品甄选案的招标书中，却明白标注要为也曾驻扎于此地的日军航空第八联队设立雕像。

　　我们姑且不论如媒体报导所说，日本第八联队的彰彰恶迹，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点，这是对空军军史的一种颠覆。中华民国空军军史最可歌可泣的一页，就是以极大的劣势，毫无所惧地与日军奋战到底。当沈崇诲以单机撞向长江中的日本军舰，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的军魂。可是现在却要这样一个承担着军魂的军队，改而为侵略我们的日本联队设立雕像，以资纪念，这岂止是荒唐而已呢？如果一个最封闭而敏感的军队，也不只是走向了台湾本土化，而更走向了日本化，这不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吗？军队是讲服从的地方，以台湾目前军队的组成，其多数干部依然效忠国军传统的状况下，我们必须问，这命令究竟来自于哪里？而这些干部何以又会奉行此命令？

　　我要说的已经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去中国化的问题，而是“东亚史”这个新东西的奥妙之处，这也许才是更值得关注之处。按照教育部门的说法，他们说没有所谓以东亚史取代中国使得问题，他们只是希望以主题的方式，让学生可以依据不同的历史主题，将之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脉络里讨论，他们认为历史必须要能尊重比较多元的视角，而不要只以某种单一的视角来看。所以同样一件事，只放在中国史的脉络中看，也许太狭隘了，能够放到东亚史中看，就会看到不同的立场。打个谐谑一点的比方吧！从中国角度看，日本是侵略中国，但从日本的角度看，就是日本进出中国，是吗？毫无疑问，从我们传统的春秋精神来说，这就是胡说八道，是孟子说的诐辞、淫辞、邪辞、遁辞。一个高中生在基本不具备多少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基础知识下，就让他进入所谓的多元观点与视角，这已经是不教而杀了，但最关键的还隐藏在另一件事之下。

　　对东亚的史事，进行多元视角讨论的相关数据，专业人士大多瞭解，目前东亚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只有日本最多，这也就是说底下教科书的编写，只能大量采用日本所编纂的相关材料，这其实是最重要的眉角所在。这也就是说，以前的教科书是明火执仗的搞台独、独台，现在呢！台独、独台继续搞，但是在台独、独台之下，还有一层帷幕中的东西，那就是让学生接受日本相关的洗礼，然则，这到底要算是把去中国化导向台湾本土化呢？还是要导向日本化？

　　五、结语

　　我想请问读者诸君，看懂其中关键了吗？近年来我从历史课纲的修订，写了很多关于去中国化的文章，我也许可以说是台湾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也有许多实际参与课纲修订的作战经验，虽然基本是战败了。老话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也没资格言勇，不过后来看到两岸注意到去中国化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多少也感到一种遗憾中的欣慰。而我此文是第一次把去中国化和再日本化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讲，我期待通过这样的连结，能让更多人注意到，台独份子的去中国，不只是反中国而已，而是有着一种虽隐晦但也清晰地走向的。我们试想，如果再一个三十年，台湾的再日本化成功了，情势将会怎么样呢？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前述所举的目前的证据，也许还不到真足以下判断的地步，还必须有多一点的数据才能如此说，就学术的谨慎来说，我接受这样的挑战，但是我也要说，李登辉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如果现在拿来看，我们似乎也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说他想要彻底去中国化，他当时还大喊要建设新中原呢！但现在回头看，情形当如何呢？

　　如果台湾真的再日本化了，两岸就真的完全回不去了，那就必然是两岸人民的一场浩劫，然则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想一下，我们该怎么办？

　　谢大宁：作者来自台湾佛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