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喜欢喝汾酒。他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开始时，就曾以山西汾阳县杏花村的汾酒来为庆贺同盟会成立（1904）和“推翻帝制，振兴中华”的目标而乾杯。孙中山亦喜欢喝葡萄酒，辛亥革命胜利后第二年（1912）他北上路经烟台参观张裕葡萄酒厂时，又用葡萄酒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将来必可获利”而乾杯。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的汾酒和山东省烟台葡萄酒的历史作一阐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杏花村汾酒

　　山西是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发祥地之一，酿酒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学家在杏花村发掘出土的酒具证明，杏花村汾酒可能春秋时代已开始出现。见诸文字记载者，可从北齐时期（550-577）开始，史称：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公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进爵为王。历位中书令、司州牧。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高湛）同年相爱。将诛杨愔等，孝瑜预其谋。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1〕

　　这里所记的“汾清”亦即汾酒。从北齐开始，以后经唐、宋、元、明、清至今，汾酒酿造生产亦有1400多的历史了。唐代文学家、监察御史杜牧（803-852）的著名诗篇《清明》，说明此时汾酒已相当出名了，曰：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宋、元、明、清记载汾酒酿造者更不乏其人。如宋代朱翼中在《北山酒经》说：“唐时汾州有干酿。”

　　宋代窦革《酒谱》亦云：“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又云：“酿酒爱干和，并汾间以为贡品，名之曰干酢酒”。宋代张能臣《酒名记》载：“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元代宋伯仁《酒小史》载：“元代干和仍有名”。明代王世贞《酒品》载：“羊羔美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澈如冰清，美饶风味远出襄陵之上。”

　　由上资料可知，汾酒，在唐代称为干和，宋代称为甘露堂，元代称干和，明代称羊羔酒，到了清代才称为汾酒。史称：

　　“烧酒之名，古无所考，始见白香山诗‘烧酒初开琥珀光’，则系赤色，非如今日之白酒也。元人谓之汗酒，……则今日之烧酒矣。……今各地皆有烧酒，而以高梁所酿为最正，北方之……潞酒、汾酒皆高梁所为”。 〔2〕

　　清干隆年间（1736-1795），汾阳著名诗人曹树谷曾作《汾酒曲》，长诗云：

　　“味彻中边蜜样甜，瓮头青更色香兼。
　　长街恰副登瀛数，处处街头揭翠帘。
　　甘露堂荒酿法疏，空劳春鸟劝提壶。
　　酒人好办行春马，曾到杏花深处无。
　　神品真成九酝浆，居然迁地弗能良。 
　　申明亭畔新淘井，水重依稀亚蟹黄。
　　沽道何妨托一廛，家家酿酒有薪传。
　　当垆半属卢生裔，颂酒情深懒学仙。
　　火候深时融辣味，酒花圆处寄遐情。
　　曲生元晏谁能作，千古随园有定评。
　　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
　　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
　　玉瓶不让谷溪春，和入青韶味倍纯。
　　最是新年佳酿熟，蓬蓬铁鼓赛郎神。
　　无限闲悉付醁，停杯坐对卜山青。
　　老夫记得高王语，两字汾清补酒经。”〔3〕

　　上诗描述了汾酒酿造的发展历史、酿酒过程和品质芳醇等。据说汾阳酒业兴盛，唐代已有作坊七十有二，中经宋代式微，甘露酒“无深处”。但到清朝中期，杏花村的酒业又重振兴，“家家酿酒有薪传”，作坊增至220多处。且多为卢姓者。而且由于使用申明亭畔的井水酿酒，水质之好犹如秦州“蠏黄”水。因此所酿汾酒胜于“琼稣玉液”，饮完汾酒令人肤色胜似姑射山的仙女。

　　到了光绪元年（1875），汾阳县南垣寨富翁绅士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宝泉益酒坊，加之“德厚成”、“崇盛永”、“义顺魁”等酒坊互相竞争，使汾酒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名扬全国各地。光绪中年后，到处奔波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孙中山甚为汾酒质量芳醇而喜欢饮喝。光绪三十年（1904），当孙中山由法国马赛乘船东渡日本联系革命志士人仁时，当时旅居东京的黄兴与革命志士在著名的中国餐馆凤乐园请孙中山吃饭，黄兴点了几味湘菜，再点“龙凤呈祥”和“满天飞”两道粤菜，并特意点了孙中山喜欢喝的汾酒。席间，孙中山高举杯藏汾酒，慷慨陈词，云：

　　“今天我们共饮祖国名酒，他日必推翻帝制，振兴中华。”

　　几天之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东京赤阪区灵南坡金弥宅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当晚举行庆祝同盟会成立宴会时，孙中山再次饮汾酒庆祝，并重申为“振兴中华，建立共和”的志向和决心而乾杯。

　　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在旧金山召开“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应邀参加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1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模的大型国际盛会。为组织好这次参会，展示中国的形象，北洋政府任命广东张弼士为团长、以民主人士黄炎培为秘书与上海实业家聂其杰组织赴美商业报聘团，携中国名酒赴美参加展览评选。2月20日中午12时正，筹备三年的赛会如期开幕，美国总统威尔逊致祝辞。前任总统罗斯福参观中国馆时，当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请他品尝汾酒后，连声称赞“good Liguor！ good Liguor！”5月，博览会开始对各国参展酒品进行评审。大会成立由500人审查官组成的高级审查委员会（由美国人出任会长和副会长，书记分别由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荷兰、日本、古巴、乌拉圭以及中国代表出任）进行评选。8月，评审获奬结果。按规定，获奬等级分六等，甲等大奬章、乙等名誉奬章、丁等金牌奬章、戊等银牌奬章、已等铜牌奬章和丙等奬词（无奬牌）。汾酒获丁等金牌奬金（即三等金牌奬章）。从此，汾酒名扬世界。为纪念这一荣誉，王协卿与众乡友商定，请其老师申季庄撰写《申明亭酒泉记》一文，勒石立于井旁，详述纷酒云：

　　“汾酒之名甲天下，而以申明亭为最。北齐武成驻晋阳，手勅河南王孝瑜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邺酌两碗。唐宋延清诗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皆谓此也。距郡城东北三十里近卜山之麓有井泉焉，其味如醴，河东桑落不足比其甘馨，禄俗梨春不足方其清冽。相传曾有仙人酣饮于此，遂得酒泉之目。自晋唐以来，开设酒肆历有年所。大清光绪中，邑绅王姓因其故址轩敞其门楹轮囷，其亭馆泉之左右焕然一新。曾几何时井水犹是，而风帘屡更。岁乙卯，王东协卿慨然兴起，独力整顿，易其名曰义泉泳，延子久杨君，瑞符韩君，延辅曹君，爵轩张君，祥甫张君等法酒正五齐之式，用酒官六物之监，黍稷必丰，其材曲蘖必洁，其母佳酿之誉，宇内交驰。凡王公士庶，逢月夜花辰，莫不以争先一酌为快。虽荥阳之士窟，富平之石梁，不足过也。越明年丙辰，巴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絶岛国，得邀金牌之奬，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彼于东西亚欧，幷且既讫于南北美洲，遐尔朋好争艳羡之，题扁相赠者不一而足。丁已之春，耆老人士复相谋与，此乡邦之名胜，不可以不志，协卿余及门也，以其事来谂爰，叙其始末，刊诸贞珉，申明亭酒泉得与卓文君酒垆，李太白酒楼鼎立，而垂诸千古，岂不懿欤。”

　　汾酒获金奬之后，名声大振。销售大增，获利甚巨。于是阎锡山打着“振兴实业”的旗号，派其副官张汝苹、连天祥邀请义泉泳酒坊经理杨德龄到太原共商合伙经营之事，因双方意见分歧未果。1919年，遂由张汝苹提议由私人集股办公司，得到武振铎（孝义人，山西农林学校教员）的支持，又约田作霖（汾阳人，省议会议员）、吕连科（汾阳人，商业专门学校教员），及李铭山（教义人）等与义泉泳经理杨德龄协商，决定由张汝苹等五人各认股500元，计2500元（银元），义泉泳以酒入股，作价2500元，并公开向社会募股，组建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全公司计有股东武振铎、田作霖、吕连科、吴藴中、连天祥、田国琛、郭永华、杨象铭、杨德龄、许成亮、董吉祥、傅鉴西、郝毓珍、王德庆、张炬、连文淑、武申言、史郭五、华兰斋、赵协中等55人。推选张汝苹、王庭献、吕连科等五人组成董事会，董事长由张汝苹之父张文福担任。经理为杨德龄，副经理为许成亮，董吉祥。55个股东共集股金50500元。

　　晋裕公司开张后，一直由义泉泳供酒，每斤出厂价一角五分，年提供1-1.5万公斤。至民国15年（1926），公司外销价涨到五角五分，而义泉泳的出厂价仍为一角五分。义泉泳多次要求提价均遭拒絶，引起义泉泳上下员工不满，加之义泉泳内部不团结，互相排斥，结果，东家辞退了杨德龄，并决定不再供酒给晋裕公司。

　　合作破裂后，杨带走了义泉泳的部分员工，专任晋裕公司经理。为瞭解决汾酒货源，公司与德厚成酒坊达成协议，晋裕公司包销德厚成全年所产汾酒的一半。时隔不久，晋裕公司在义泉泳隔壁购得一处民宅，建起自己的酒坊，生产规模与义泉泳差不多，由韩瑞符任大经理，自产自销。 

　　民国21年（1932），晋裕公司收购义泉泳的全部资产。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日军侵占太原市，晋裕公司被抢掠一空，被迫关闭。至1939年才重振旧业，但日产汾酒仅200市斤左右。1947年，由于山西省政府对酒类管制名目太多，捐税太重，使汾酒生产买不到原料而又被迫停产。

　　1948年6月汾阳县解放，才由晋中专署提供高梁200石，在义泉泳旧厂址恢复生产。1949年5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以1.76万元购买晋裕公司，并将义泉泳和晋裕公司合并，于6月1日成立国营杏花村汾酒厂。1984年，汾酒厂改组为山西杏花村汾酒总公司，进入大发展时期。1990年底，全公司职工达到5780人。1985年出品汾酒达到1325万吨，创汇240万美元，远销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波兰、越南、马来西亚等60多个国家。

　　这就是孙中山赞誉的并获国际金奬的汾酒生产发展历史进程。

　　无独有偶，与汾酒同时获得金奬的山东烟台葡萄酒的张裕葡萄酒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立起来，生产葡萄酒。

　　二、烟台葡萄酒

　　烟台张裕葡萄酒厂是广东省大埔县一名华侨商人张弼士亲手创办的。张弼士（1841-1916）原名肇夑，别名振勋，大埔县西河镇东龙坪村人。少年时跟其当私熟老师的父亲张兰轩读过三年私熟，算是具有小学文化。咸丰九年（1859），大埔县遭受严重灾荒，刚满18岁的张弼士为逃荒离开父母和新婚妻子，涉海南下到印度尼西亚巴城（今雅加达）谋生，开始时在一位温姓老板的商铺做伙计。因为他努力工作，深得温老板赏识，让他管理帐房工作。温老板看到他为人诚实、正直、可靠，便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若干年后，温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得以继承全部财产。于是张弼士与妻子商量，决定将一半财产开办一间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做买卖酒业生意。同时承办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税，经营成功后，又承包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另外一些岛屿的烟税，于是逐步走上富商的道路。

　　同治五年（1866），张弼士将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在荷属葛罗巴埠，大量投资殖垦业，创办裕和垦殖公司，招募民工，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橡胶、胡椒、咖啡、椰子和茶叶等热带作物，并间种杂粮，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光绪六年（1875），张弼士又在苏门答腊的亚齐创办另一间垦殖公司，继续发展种植业，开垦土地面积比前一间垦殖公司大一倍。到了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他又在荷属怡厘创办裕业垦殖公司和爪哇日里笠旺垦殖公司，雇用约1万多民工经营橡胶园8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弼士又把部分商业资本投向采矿业，在英属马来西亚彭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开采钖矿，赚利甚丰。不久，他又与梅县华侨商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合资在巴城、亚齐创办裕昌、广福远洋航运轮船公司，经营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上海间的远洋运输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此后，张弼士又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信贷及侨汇业务，为当地华侨存款及汇款提供方便，深受广大华侨的欢迎和赞扬。

　　与此同时，张弼士还在棉兰老槟榔屿经营房地产业，兴建大批中西合璧的住宅出售。同时，他又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药店，沟通国内外的药材市场，将海外名贵西药运回中国推销，又将中国名贵中药材推销海外各国。在华侨集中居住的外国城市，如泰国曼谷，越南河内、东京，美国旧金山、檀香山，菲律宾等的中药行，均经张氏药店订货，形成了一个国际药材批发网络。

　　经过张弼士30多年的商业、垦殖业、采矿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等亦商亦农亦工的苦心经营，赚得了巨大的惊人利润，据统计，在全盛时期，其资产达到7000-8000万盾（印尼货币名）和大量不动产，成为东南亚华侨的首富，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张弼士发达后，鉴于他在华侨华人中享有崇高威望，荷、英殖民当局企图利用他来统治华人，曾几次给他封赐官爵，但他却一一拒絶了。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

　　张弼士确实是一位爱国商人，他说到做到。当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瑗于光绪八年（1882），经印度尼西亚赴欧美考察时，张弼士前往拜访，龚氏询问张弼士发财致富有何秘诀，张坦然回答说：

　　“吾于荷属，则法李克（悝），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 〔4〕

　　龚照瑗听后大为赞扬和欣佩，临别握手时称赞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何不归救国家呢？”。龚氏回国后，极力向清政府举荐张弼士之才能，使张氏从此走上亦商亦官的道路。

　　光绪十八年（1892），清政府委派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二十年（1894），升任新加坡总领事。他在任内组织中华总商会，团结侨胞，维护华侨利益，宣传灌输热爱祖国的民族传统思想。

　　光绪二十三年（1987），又经李鸿章大力举荐，张弼士得以参加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总董。该银行注册定额资本为500万两，张氏投资10万两。第二年，李电召张返国，担任粤汉铁路帮办。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99-1902），清政府先后任命张弼士为粤汉铁路总办、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和粤汉铁路督办。于是他为修建铁路出谋划策。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他策动下，张煜南、张鸿南兄弟投资建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华侨自办的潮汕铁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光绪帝两次召见张弼士，赐侍郎衔。第二年十月，他上书提出兴办农业、水利、路矿等12条建议，得到清廷接纳，并赐给他头品顶戴、光禄大夫、补授太仆寺卿，又任命其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幷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

　　张弼士虽然做了清朝的官吏，但他却念念不忘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工业。光绪十七年（1891），张弼士应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张在烟台作了实地考察后，瞭解到当地盛产葡萄，于是决定在烟台开办葡萄酒厂。

　　张弼士在烟台办葡萄酿酒公司构想，源于1871年的一次宴会上。当年，张弼士应邀参加在雅加达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法国领事以法国上流社会的礼仪待客，席间自然少不了法兰西上等葡萄酒。张弼士品其味，极感芳香。后据法国领事介绍，中国北方的天津、烟台等地，漫山遍野生长野生葡萄，亦可酿葡萄酒。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自此，在烟台开办葡萄酒公司的念头，便在张弼士的脑海里产生了。

　　1891年，时任登莱青道尹兼东海关（均设在烟台）监督的盛宣怀，电邀张弼士来烟商谈兴办实业一事，张弼士欣然前往。但二人心思各有不同。盛宣怀想在烟台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他看中了张弼士囊中大量的银元；张弼士则相中了盛宣怀在烟台不可一世的权力。于是，二人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立志在烟台大干一番。

　　1892年，正当张弼士准备大兴投资时，盛宣怀却又调任天津卫道尹兼海关监督了，但这并不影响张弼士的投资计划，反而更加方便了。因为当时，统领洋务运动的直隶总督府即设在天津，盛宣怀又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部堂王文韶有着特殊的关系。于是，张弼士瞅准机会，通过盛宣怀的关系，一边上报呈批公司，一边在烟台置地造园建厂。

　　1894年，张裕酿酒公司获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府批准。1895年，公司呈文再由清廷专折奏准。于是张裕葡萄酿酒厂于1896年，由张弼士的侄子张成卿出任总董（总经理），同时兼任土木工程师、翻译等数职而创建。张弼士拥有资金300万元，葡萄园地700多亩。

　　为了办好葡萄酿酒厂，张弼士在找不到中国酿造葡萄酒技术的情况下，他几经周折，前后找了三位外国酒师，才能进行葡萄酒酿造生产。

　　第一位是英国的卧林。卧氏原想从南洋到烟台大干一番，搞出点名堂，来烟时，带着小型制酒机和妻子儿女，可惜在上海因拔牙感染而丧命。第二位是荷兰的雷德勿。但雷氏并不精通酿酒技术，所酿葡萄酒根本不合格，属于技术骗子之类。第三位是巴鲍。他是出身酿酒世家，时任奥匈帝国驻烟台副领事。1896年，他毛遂自荐到张裕葡萄酿酒厂担任酒师，并得到奥匈政府的正式推荐书。

　　巴鲍就任张裕酒师后，先从其本国引进了一批无根葡萄品种，但这些葡萄品种一年后仅成活了三成，而且即使活过来的株苗也十分柔弱。第二年，他又从本国引进大量的有根葡萄苗，一年后，葡萄株苗又重蹈覆辙。遭受重挫的巴鲍猛然想到生长在烟台本地的大量野生葡萄。于是，他开始试着用野生葡萄做接株苗，经过8个春秋，野生葡萄与洋葡萄终于喜结连理，长出了耐寒、抗虫、色素好、糖度高、出汁多的“中西混血儿”葡萄。此后张裕葡萄园的规模越来越大，到1906年，已发展成为占地1215亩，嫁接有24万余株、124个品种的世界三大葡萄园之一。于是巴鲍用在烟台种植的葡萄进行酿酒。巴鲍不负重望，一下子推出15个酒种，有高月白兰地、夜光杯、琼瑶浆等，而且每个酒都有每个酒的工艺、风味。到1908年，公司酒窖内已贮藏葡萄红、白酒20余种，红酒约20万公斤，白酒约15万公斤。

　　张弼士的张裕葡萄酿酒厂办起来之后，大受孙中山的关注和支持。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由上海沿水路北上，途经烟台稍作停留，应邀参观张裕葡萄酿酒厂，由外交部次长魏震组代表孙中山宣讲民国要旨讲话时，大力表彰该厂，说：

　　“中国商业失败，不止烟台一埠，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如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如本埠之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厂大，将来必可获利，又如玻璃公司亦然。张君（弼士）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5〕

　　孙中山在参观了张裕公司和品尝了葡萄酒之后，即挥笔题辞：“品重醴泉”四个大字，以资鼓励。

　　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烟台葡萄酒获得金质最优等奬。从此，可雅白兰地被命名曰“金奬白兰地（Brandy）”而闻名世界，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名酒。从此以后，又酿造出新葡萄酒8种，其中包括COG等三种白兰地，R、S等五种红、白葡萄酒（含中药酒）。以1921年计，新老共16种酒，巴鲍留下的8种老酒产量累计占总产17.7%。新酿的8种酒产量累计占总产82.3%。其中1919-1921年连续三年大幅度增产，以1920年计，此四种名酒荣获世界金奬的1915年增产三倍多。

　　遗憾的是，正当张裕葡萄酒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1916年，他因长期过度劳累而突发心肌梗塞病，经抢救无效，死于荷兰皇家医院，享年76岁。当他的灵枢由雅加达护送回广东大埔时，南洋的英荷政府均下半期致哀。另外在广州、上海、汕头、潮州等城市从官府到民间都组织召开追悼会，送上无数挽联，其中有与葡萄酒相关的挽联曰：

　　“美酒荣获金奬，飘香万国。
　　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6〕 

　　注释：

　　〔1〕李百药：《北齐书》卷11，《文襄六王传》。

　　〔2〕梁章巨：《浪迹续谈》卷4，《烧酒》。

　　〔3〕《光绪汾阳县志》卷18，《艺文》。

　　〔4〕《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转引李松庵：《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载《广州文史资料》1962年第4期。

　　〔5〕李清汉：《张弼士百年与张裕》，戴《百年潮》2001年第6期。

　　〔6〕李清汉：《张弼士百年与张裕》，戴《百年潮》2001年第6期。

　　（原载《晋商与汾酒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