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连续出访东南亚国家，提出“共同建设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要“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决定；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中央关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要进一步理解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藴。

　　自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860年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于1887年出版其着《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Veidentrassen)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后的130年间，外国和中国学者都不断进行研究，如早期法国汉学家沙畹(Eeouard Chavannes)在其着《西突厥史料》(Doeumends Chinos Sur Les Turcs Oceiden Taux)提出“丝路有陆、海两条” ；瑞典学者斯文·赫定（F. H. Lion）于1936年出版《丝绸之路》一书；194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着《中国史》的第14章，论“丝绸之路”；让·菲利奥札（JeanFillozat）于1956年出版《印度的对外关系》，把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和见解介绍出来。至20世纪60年代后，研究学者日益增多，如法国著名学者布尔努夫人（lice Roulonis）于1963年出版具有严格科学定义的《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le）；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专著《海上丝绸之路》。有鉴于此，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性的全面综合研究，拨款实施《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ne)十年规划》大型项目，并于1990年10月23日组织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科学家和记者，乘坐“和平方舟(ship of pease)号考察船，从意大利威尼斯港起航出发，途经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爪哇海、泰国湾、中国南海、东海到朝鲜海峡的16个国家和22个港口城市，于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在东方宾馆举行“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座谈会，广州的专家学者胡守为、张难生、麦英豪、姜伯勤、叶显恩、黄启臣、陈忠烈等参加会议。然后转赴福建，于2月中旬在泉州考察并举行国际性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顾涧清以青年学者、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座谈会和这次“和平方舟”号在中国境内的考察和学术交流。

　　丝绸之路发祥地在中国，而中国学者和专家研究“丝绸之路”起步却慢一些，但也不乏其人，出版不少论著。据瞭解，1954年，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约5万多字长篇论文，提出横亘欧亚的“丝路”命题，重点论述中国蚕丝输入印度“有五条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在论述“南海道”一节引用了《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以这条最早的史料为依据，论证中国蚕丝从南海道的“雷州半岛发船”输入印度，后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中国丝从这重要道路运至印度”云：

　　“综观自汉武帝以后中印海上丝织品贸易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运去的是“杂缯”……到了宋代元代，中国海上贸易空前发展，于是“丝帛”、“缬绢”、五色绢”、“青缎”、“五色段”，甚至“苏杭色缎”就大量运至印度。到了明初可以说是达到中印海上贸易的最高潮”。

　　1974年，国学大师、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长篇论文，除论述蜀布从陆路输入印度、缅甸外，并以《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节，专论“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云：

　　“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可至交州，远则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据点，近年合浦发掘西汉墓，遗物有人形足的铜盘。而陶器提筲，其上竟有朱书写着“九真府”的字样，九真为汉武时置的九真郡……这个陶篱必是九真郡所制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见交、广二地往来的密切……”。

　　1979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第2册第39页论述了“丝绸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日益增多。1981年7月，北京大学等16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组成以宁可教授为队长、胡守为教授为副队长，宿白、王永兴教授为顾向的24人的“丝绸之路考察队”，对陆上“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历经陕西、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等5个省区，行程8000公里，历时五十五天。最后由各专家撰写考察论文，汇编成《丝路访古》一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对中国学者进一步开展“丝绸之路”研究起了领头作用，预示着“丝绸之路”研究热潮即将到来。正如该论文集的代序中所说：

　　“一个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定会很快到来，丰硕的成果也将计日成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宝珠将像繁星一样闪现于世”。

　　1984年，资深学者吴丰培先生组织学者搜集西汉至明代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编纂成《丝绸之路资料汇编》大型资料集共28种，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1986年他又编纂《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影印出版，为世界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85年，季羡林教授鼓励和支持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努力研究“丝绸之路”，撰写数十篇论文，出版《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两本专著。1987年，季羡林教授又发表《中印智慧的汇流》长文，论述了中国丝绸经丝绸之路传到世界许多国家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蚕丝很早就传出了中国，传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去，其中包括印度”。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载，自大宛以西直至安息，都没有丝、漆，丝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传播的道路就是后来有名的‘丝绸之路’”。

　　1990年5月，高龄之年的季羡林教授把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寄托于中青年学者，为顾涧清等合着《论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的出版题词鼓劢：“深入开展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见上页图)，大大鼓舞了广大中青年学者深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1991年冬，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向纵深开展。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研究员编着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书；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丝绸之路辞典》；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上、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  《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等专著；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丝路文化》陆上篇和海上篇；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专著，成果累累。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广东学者专家亦当仁不让，学术研究活跃，并不断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了不少论文、著作。1991年2月，为欢迎前述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召开的学术座谈会，组织专家撰写学术论文，出版《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和《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两书；1992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顾涧清等着的《中国陆桥经济》；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姜伯勤着《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8年汕头大学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2000年，广东省政府批准由省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开展系列研究，并于2001年11月，由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湛江市政府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联合召开全国性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论文集》；2003年出版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2006年出版黄启臣着的《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2007年广东学者又在饶宗颐教授关于“广州人要珍惜自己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广州始终是整条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但是如果宣传和挖掘得不够，这个起点就会被人家拿走”的告诫和鼓励下，进一步开展研究。2007年，出版李庆新著《中国丝绸之路》(中英文版)和冼庆彬主编，黄启臣副主编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2008年出版顾涧清等着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物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文化遗产》(三卷)；今年3月广东经济出版社又再版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增订本等。说明广东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活动是扎实的，成果是丰硕的。

　　更值得骄傲的是，2007年，在国家文物局和广东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水上考古学家在阳江海陵岛附近海面整体挖掘出“南海一号”南宋古沉船，建立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0年在汕头南澳岛附近海面挖掘出”南澳一号”明代古沉船，准备建立“南海二号”古沉船博物馆。这两艘古沉船的出水和船内的8万件和3万件宋代、明代的瓷器文物，为开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证。

　　从上述迄今130年间国内外者学者专家以“丝绸之路”的名义开展对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涉及交通往来、经济贸易、国家关系、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地理、宗教、科学、技术、移民等的内涵极为丰富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现在党和国家作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决策并开始广泛实施，广东学者更应积极行动起来，持续深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这样，才不辜负季羡林和饶宗颐两位大师的鼓励厚望，才能为实现2012年12月在宁波举行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联席会议”提出捆绑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和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与顾涧清合作，本人执笔。原载《岭南文史》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