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一书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时他们所说“万卷书”，不是今天的“万本书”，而是一部书内的若干卷；“万里路”不是“万公里路”而是“万华里路”。这是古代士人（知识分子）要求自己的愿望和社会对士人的期望。意思是说，作为知识分子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走出书斋“行万里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既要多读书获得丰富知识，也要走出去观察自然界和社会实践，把两者融合起来，才算有才学的知识分子。正如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说：

　　“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会实况，都是很重要。”

　　但是在古代，因为书籍的写本或刻版数量不多，交通落后，真正能够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士人不多。万世师表孔子读书不少，但因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刻版书，只有竹简书，恐怕没有一万卷书可读，据史料记载，当时楚国公主下嫁秦王时，倾全国书简作嫁妆，也仅得500卷。汉朝仍然是写本竹简书（汉简），唐、宋、元、明、清时代，刻版书多了，但士人反而不必读万卷书，只读几部刻版书，念几百篇科举时文，就可以有登科入仕为官的机会。至于行万里路，古代士人更难做到了。孔子曾率领七十二个弟子周游列国，但所到列国并非是今天地球的列国，而是当时中原的列国，所以也未必行万里路。

　　到了近现代，书籍汗牛充栋，交通道路四通八达，交通工具近现代化，从理论层面说，知识分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该不是难事。但由于各人的主、客观际遇不同，也不是人人都能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有些人读了万卷书，但却没有行万里路；有些人行了万里路，却没有读万卷书。

　　当下是互联网信息时代（亦称电子化时代），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今年全球有32亿互联网用户，其中中国有7.2亿户，人人一部手机，资讯极为方便。凡人低头笃笃扫扫，连“二十四史”和部分天一阁明代方志书，都可下载浏览，在网上寻找到资料。所谓“一机在手，天下我有”，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想为写一篇论文或写一本书，去图书馆、档案馆坐冷板凳阅读十、百、千、万卷书者，恐怕为数不多了。所以学界中学术浮躁现象层出不穷，钞袭、剽窃、盗用、造假、代写等恶习屡见不鲜。据2015年英国医学刊物《BioMed Central,BMC）公布，该刊物发现的43篇涉假论文及研究报告中，就有41篇是来自中国的名校。此消息发布后，中国相关名校的人员却无人回应。又日本东京大学从2003—2016年，发表在英国《自然》及美国《新格兰医学杂志》的22篇心脏病学和生活习惯的论文，均属造假之列。

　　我的人生道路是读书、教书和写书，与书结下不解之缘。我从7岁上学读书，一直读了21年（小学4年、中学6年、大学本科4年、研究生7年），毕业后一直教书和写书。我遵循读书是教书、写书的基础，教书、写书是读书的延伸原则，所以为了教好书、写好书，仍然不断地读书。退休之后，为写好书，我继续努力读书。现在蓦然回首，我算是读了一辈了书，恐怕是真的读了万卷书。

　　我读研究生时，为了写好毕业论文《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除了在学校和省中山图书馆收集资料外。1965年秋天，指导教师梁方仲教授本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研究科学原则，亲自带我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图书馆以及宁波天一阁查阅明代地方志书1100多种，然后编列出《明代铁矿、铁冶产地表》和绘制《明代铁矿、铁冶产地示意图》。之后，再将收集到其他有明代钢铁生产发展的2500多张资料卡片进行整理，考订、综合和分析，写成6万多字的毕业论文，交给老师审查评定。当时估算，我所查阅的1100多种（部）明代地方志，每种省志数十卷至100-300多卷；每种县志10-30多卷，加起来至少也有4000多卷，钞録资料卡片2500多张。1982-1999年，我承担撰写《澳门通史》一书任务，以庆祝1999年澳门回归，又花了三年时间查阅了《清实録》4363卷，从中钞録与澳门有关资料3万多字，编成《清实録澳门史料编年》，然后结合其他中外文澳门资料，最后撰写成《澳门通史（自远古—1998）》一书，于1999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时，1995年开始，我又有幸蒙加拿大联邦政府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日本大阪大学、关西大学、神奈川大学、吉备国际大学、广岛大学的邀请，5次前往日本、2次到加拿大和美国访问、讲学和担任客座教授，使我有机会到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各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馆查阅与我研究课题的相关资料的图书；再加上我自己为教书、写书而购买的3000多本图书，应该说我70多年来所读的书真的是超过万卷（本）了。

　　至于行万里路，我没有用双脚行万里路。但我藉助现代交通工具，到全国各地开会，走遍各省、市、自治区的省会和其他城市，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湖泊、草原、沙漠、平原、丘陵、名胜古迹等自然文化景观。加上如前述有幸得国外有关大学和机构的邀请，使我得以到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开学术会议、讲学和访问；退休之后，我又与太太庞秀声自费出国至亚洲、欧洲、澳洲、北美洲、中美洲的一些主要国家旅游和探亲，所以有机会乘飞机从广州出发，经上海、日本东京、白令海峡、美国的阿拉斯加、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尼伯扺达多伦多；回程从多伦多起航，东飞跨越大西洋，经西班的马德里、法国的巴黎、波兰的华沙、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俄罗斯的莫斯科、蒙古的乌兰巴托扺达北京、上海至广州。我计算从1995—2016年，环绕地球飞行8圈约16万公里。加上来回日本东京、大阪5次，来回欧洲14国1次，来回澳大利亚1次，来回俄罗斯1次，来回泰国1次，再加上从多伦多飞往美国的洛杉机、三藩市、迈阿密、奥兰度、纽约来回各1次，从多伦多飞往多米尼瓜、哈里法斯各1次，又乘汽车游览波士顿、费城、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夏洛特等地多次，总共约有18万公里了。现将我们走遍中国和浏览世界22个国家74个城市的著名自然和人文景观列表于下，以见一斑。

　　有心的读者看完上列我走遍全中国和到过世界22个国家的74个城市表格，你也许会问：按我所处的1980—2000年代的中国工资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倒挂的所谓“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时期，大学教师工资很低（我记得，1984年我的月工资是86元，1985年评上副教授，增至99.5元，1990年评上正教授，增至199.5元）的条件下，你从哪里来的经费（钱）去行万里路呢？在此我可以如实奉告诸公：

　　第一，我走遍中国所用经费（钱），全部是国家提供的。不管是1965年我读研究生时到北京、天津、上海等 地收集撰写毕业论文资料，或者是上世纪80-90年代到全国各地参加学术研讨会，出差的一切用费都是用国家的钱。但是我用国家的钱的渠道则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提供，并非是中山大学的正常办学经费。因为从1983-2002年期间，我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有关课题诸如《明清时期广东的社会经济》、《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广东人在加拿大》、《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等，一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的批准和提供经费资助。而我每年（次）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内容都属全国性历史学科的，所以各城市负责举办的单位（多是大学历史系或省市社会科学院），承办单位为增加研讨会的历史真实感，在开会期间都预留半天或一天时间，组织与会者参观市内或者市郊的相关历史文物古迹以及一些著名自然景观。例如在北京开会，自然到故宫、长城、十三陵等景观看看；在成都开会，肯定去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参观，等等。因此，我也得以浏览全国各地的历史名胜古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此，我要用白纸黑字诉诸笔端，衷心感谢党和国家长期在经济上对我的支持帮助和中山大学的直接的、具体的培养。可以说，如果没有党、国家和学校的长期支持和培养，我是不能成长为重点大学教授的，是不能走遍中国和世界各地主要国家的。

　　第二，我多次出国、到台湾和回归前的香港、澳门所用经费，除了1984年因研究需要到香港和澳门收集资料时用过中山大学的5200元港币外，其余全是由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有关邀请机构提供经费的，没有用过国家一分钱。至于退休后出国旅游和探亲，当然就是自费了。说句老实话，我退休前出国或到港、澳、台地区，都是去“打工”（讲学或访问）的，所以作为雇主的外国邀请方理所当然给我提供一切费用。例如，1995年5月-7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邀请我去加拿大和美国访问（对方称为考察），是有任务的。此任务就是访问结束，必须写一份3000-5000字的考察报告，并翻译成英文交给对方。我记得当时加拿大外交部支付给我的钱是每天生活费（包括住宿和城市内公共交通费等）为120元美金，和提供往返中国及加、美访问地区的飞机票。1995-2002年，我应邀去日本五次，其中三次是开学术研讨会兼作学术报告，两次是应聘为客座教授。日方邀请单位除给我提供来回机票和在日本期间的住宿外，另付给我讲学、报告费8-10万日元；我应聘客座教授时，对方除提供机票和住宿外，并按月支付给我教授的工资80万日元，另加30万日元在日本国内旅游费（规定要凭发票报销）。到港、澳、台地区开学术研讨会或作学术报告，均由对方提供来回交通及住宿费用外，另支付给我报告或论文（开会）稿费800-1000元港币（澳门币）。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奬获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提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命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地区）奉行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你付出了劳动，自然得到相应的报酬；你不劳动，当然一无所得，实际得很，我是亲身体会到了。所以，用一句老话来说，我多次出国和到港、澳、台地区访问、讲学和讲课，实质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通俗说法就是出去“打工”，所得报酬是备受资本主义老板剥削的。

　　未了，在此我还要奉告读者诸公，就是我走遍中国和出国，几乎是同我太太庞秀声女士一起前往的。换句话说，我太太也算是走遍全国（除台湾、宁夏）和到过世界主要国家的了。因为我走遍全国，全是去参加各种历史学术研讨会，而这些研讨会多是寒暑假期间召开，于是我就利用她放假自费随我前往，让她也有机会参观各地的历史名胜古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景观。2002年秋冬，我应聘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适逢她退休不用上班，于是我就要她陪我前去，让她帮我做饭洗衣等家务，使我赢得足够时间备课和上课。我也趁回国前领她前往东京、横滨、京都、神户、奈良等城市游览。至于出国旅游和探望儿子，自然是一同前往了。我太太庞秀声在中山大学做行政管理工作，曾任社会学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多年，平时很少机会出差。但她亦能同我一样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出国游览，也是她人生的一宗乐事。所以，她常说：知足了。知足者，常乐也。她能以这种知足的心态安享晚年，我想一定能够长命百岁的。

　　前述我所到国外游览所见所闻，大都有游记在杂志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收録在本书的8篇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