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收到张钰翰博士注释的《章太炎家书》，收録太炎先生与家人的一百三十一封家书，“还原了一个真性情鲜活立体的章太炎”，也还原了这一段历史，由于有了详尽注释，让人们可望读懂太炎先生的时代与家史，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由于要注释太炎先生与汤国棃夫人的关系，不免要涉及太炎先生为什么娶汤夫人，他的择偶标准，他们的关系……等等问题。又有“旧话重提”，涉及太炎先生是否登报发表《征婚启事》，以及汤夫人眼里的太炎先生是否是“专横的人”。市民对太炎先生生平与学术可能没兴趣，但他的“择偶标准”与“怎么做丈夫”，井民是最有兴趣的。张博士在论及这些关系时是很谨慎的，也是很公允的，他引用的资料却有来自陈存仁与胡觉民两人的回忆録，而这两个人的回忆録却是最最不可靠的，误导了许多人。所以我感到有责任撰文加以澄清。

　　陈存仁（1908-1990），医生，也是小说家，著述甚丰，有《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津津有味谭》多册，也编有《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年出版，有太炎先生序言，自称弟子。另撰有《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台湾《传记文学》1961.6）、章太炎师门的晨课》（香港《艺海杂志》1979.6）、《章太炎面折刘半农》（香港《大成》1975.7）等。作为太炎先生弟子，他的文字有一定“权威性”，被引述很广泛。另一位是胡觉民，苏州社会知名人士，系老报人,与周瘦鹃、谢孝思等齐名，曾任苏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与太炎先生夫人汤国棃稔熟。“文革”前他有意识访问汤夫人，与汤夫人谈天说地，回家后将汤夫人谈论记録成文，成七万字笔记，但“文革”中被毁。“文革”后凭记忆成二万字的《汤国棃谈章太炎》，交我整理发表，我帮助纠正和删除了不少误记，代他发表在《上海文史资料》，（1981.10）但引起他不满，认为删节过多,他又将原稿以《太炎先生轶事简述》发表在《苏州文史资料选辑》，让许多错误史实流传了出去。由于是汤夫人的“回忆録”，影响很大，但汤夫人并没有审阅，故谬误很广。这大概与旧报人性格有关，喜欢猎奇，好制造耸人之闻。

　　陈存仁说，他二十岁前追随上海报人姚公鹤，人称“江浙无赖文人”，善写花边新闻，擅撰上海滩各种“故事”，成《上海闲话》一着，开海派文化之先河，陈存仁很得其真传。从1926年至1937年，他任《福尔摩斯》报特约作者，写了大量“故事”，有编造故事天才。1949年后定居香港，一边行医，一边为《星岛晚报》撰稿，开辟“津津有味谭”，一口气编造了七年多趣闻，集结成《津津有味谭》多部。他1935年编《中国药学大辞典》，由太炎先生作序，他自称是太炎先生弟子，也许是可能的，因为太炎先生酷爱医学。但陈存仁说他是1928年拜门的，是姚公鹤介绍，经常为姚公鹤递信给太炎先生，并帮太炎先生做点家务。《章太炎书信集》却没有一封他们的书信。“有一日太炎问他，何不拜太炎为师，他马上叩了三个头认了师，日后在太炎家帮做杂事并一面受教”。他说太炎先生当时住在“南洋桥康悌路底一小巷内”，“太炎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里”，他“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为太炎倒尿壶等等，每次太炎必留饭，饭总是“腐乳、花生酱、盐鱼、豆腐等物”、“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于是他制造了钱化佛用臭苋菜梗和臭冬瓜“让太炎高高兴兴为他写了一百张‘五族共和’……”。陈存仁绘声绘色编了一大堆今人发噱的故事，将太炎先生的“迂腐冬烘形象跃然于纸”。

　　陈存仁一无学历，二无国学根底，只是在姚公鹤、丁甘仁家做钞写杂役小僮，一代国学大师怎么会这么随便的主动收他为“弟子”，怎合情理?他1928年去“拜门”，地址在“南洋桥康悌路一个阁楼里”，这真活见了鬼。太炎先生住过南洋桥，是敏体尼荫路裕福理二号，巷不大，房不小，迄今犹存，成了保护建筑，但并没有什么阁楼，而且太炎先生1927年就搬到同孚路同福里8号，而不是他说的“25号”。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制造“四.一二”大屠杀，通缉“反党人士”与“反动学阀”，太炎先生名字赫然名列第一，不得不从冷落的南洋桥搬到市中心同孚路，搬家后太炎先生很少住家，而是隐居在虹口日本人开的“吉住医院”。不知陈存仁怎么“隔三差五”会去太炎先生家，并会留膳，简直是天方夜谭！

　　更荒唐的是，他说“某年春间”，他陪太炎先生夫妇去杭州，“宿昭庆寺，盘桓数月而归”，在杭州他陪太炎祭扫祖坟，却寻不到墓地；广招学生，拼命敛财，讲了《经学源流》、《清代国学》、《小学大义》等；在楼外楼饭店与蒋介石夫妇相遇，蒋问他近况，“太炎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介石便将自己手杖赠太炎，意在“杖国杖朝”……。这又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说。

　　众所周知，太炎先生作为知名公众人物他的行踪都被编成《年谱》，年谱均往往精确到以天计，却从来没有过“某年春间”去杭州“盘桓数月而归”的记载，不要说“盘桓数月”，连盘桓数周的史实都没有，这完全是彻彻底底的捏造！至于找不到祖坟，在昭庆寺“广招学生”，在楼外楼见到蒋介石，竟说自己在靠写文章“骗饭吃”，蒋介石送杖，更是荒唐至极。一般人均知道太炎先生一贯“恨蒋反蒋”，从蒋介石刺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始，到定都南京后两次“通缉”太炎先生，连孙中山去世社会公推太炎先生为中山先生作“墓志铭”，蒋介石宁愿孙中山墓没有墓志铭，也不要太炎先生作铭，可见他们之间怨恨多深，怎么可能请他“杖国杖朝”，真是弥天大谎。而有些人不究史实，竟把这些“史料”统统编进“著作”与“电影”之中。至于太炎先生曾讲《经学源流》、《清代国学》、《小学大义》，实是《文学源流》、《清代学术之系统》、《大学大义》之误，而且都不是在杭州讲得！陈存仁真是“编故事大王”，由于编得如此生动有趣，许多人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伪史成信史，于是造成一片混乱！

　　陈存仁又以道听途说制造了许多“伪史”，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章太炎师结婚考》，他说太炎先生1892年“纳妾王氏”，1903年“妾王氏殁”，“章师孤寂，登报征婚”，征婚广告刊于当时《顺天时报》，提出征婚条件为五项:要以湖北女子很限，要文理通顺，要大家闺秀，要出身于新式学校，不要缠足，丈夫死后可以再婚等等，有的文章说是征婚条件为七项云云。于是太炎先生“征婚启示”被纷纷采用。而陈存仁也说，为此他查阅了当时《顺天时报》，并没有见到这则征婚启示。台湾研究章太炎学者谢樱宁也说，他翻阅过《顺天时报》，也没有找到“征婚启示”。于是陈存仁又说《顺天时报》他也没有查到，而他是根据日本人武田熙与高田淳文章所载，至于他们写得是什么文章又发表在什么地方，一切没有交待，于是以讹传讹至今。事实上太炎先生1902年至1903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他完成了《訄书》的修订，处理好王氏夫人的后事，年初赴上海投入爱国女校教学，参加“张园系列演讲”，为《革命军》作序，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保皇派论战……，不久《苏报》案起，六月即被捕入狱……。此时怎会不胜“孤寂”而“登报征婚”呢?也许清末民初，人们尚崇“开明”，正好看蔡元培有“登报征婚”一事，于是人们以为太炎先生也可能“征婚”。这件事虽无关大雅，但也是子虚乌有，只是道听途说，使伪史成信史。

　　陈存仁的著作中有不少抬高自己的地方。如他说服了太炎先生为杜月笙作《高桥杜氏祠堂记》，完成了杜月笙重托，也让太炎先生夫人收了一大笔“墨金”。当时杜月笙发迹后，重修了他家乡高桥杜家祠堂，欲请太炎先生作题记，但谁去请太炎先生写呢？在杜月笙家做食客的太炎先生义兄章士钊不敢，与太炎先生一起坐牢的狱兄徐福生也请不动，于是他自告奋勇去游说太炎，以太史公在《史记》曾做“游侠列传”为例，说动太炎作题记。这时太炎先生六十一岁，陈存仁二十一岁，他以何德何能让太炎先生听话，真是近乎天方夜谭，完全是贪天之功。

　　更可笑的是陈存仁晚年在香港一个古董铺里看到一只“明代青花瓷夜壶”，“似曾相识，喜出望外，审视之下，发现夜壶的口上边，有一些损裂，便肯定这就是从前章老师用的那个夜壶”，索价八千，他照了相片，发表在刊物上。说这尿壶是他说服太炎先生为军阀陆荣廷后人写的《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陆家人送的礼品，而太炎先生对这尿壶“反复抚摸，似乎爱不释手”，而陈存仁说他在太炎先生家是专门为太炎洗尿壶的，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云云。太炎先生确写过《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墓表》，而不是《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是应陆旧部之请”而于1934年作表，并没有陈存仁进言与夜壶为条件！他真是擅于从是是非非中浑水摸鱼，故能一口气“津津有味谭”谈了七年之久，只可当故事笑读，不可当史家当史料。

　　至于胡觉民回忆録，一是记録汤夫人回忆，与正规的采访完全不同，是汤夫人随意、随性之谈，他回去后加以记载，一家之言，难免不准。二是原始笔记失去后，十年后的回忆，更加难免失实。许多内容我们家族都闻所未闻，如是事实我们（我父亲与子女）多少会听说过一点，但有些“记録”让我们匪夷所思，尤其对有些人的攻击，完全是泄私愤述旧怨，实在不妥。如汤夫人与黄侃夫人（并非媒聘正娶）黄绍兰情同手足，深深同情黄绍兰不幸遭遇，故对黄侃很不喜欢，说他“禽兽不如”，如何如何卑劣……，让黄侃后代很不能接受，这是不应该的。又如说张謇、章士钊等等，如何吞没太炎先生钱财等等，更是一家之言，不宜诉之于“回忆録”，人家都去世了，也无从对证。先祖母是新女性，是孙中山与她的秘书张通典为先祖父做伐，先祖母完全知道先祖父老而穷，她只是仰慕先祖父道德与文章，才允了这段婚姻，她希望婚后在学问上多得祖父教导。谁知先祖父整天忙于国事与学术，缺少常人家夫妇的“琴瑟之乐”， 但他们和睦尊重，祖父虽然难免有“夫道尊严”，但一家“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是十分温暖健康的。祖父从不关心钱财，祖母难免管各种笔润收支，难免显得“精明”。但是絶没有胡觉民所说:“婚后的章太炎，渐以夫权凌人，始知其已逝去之妾王氏，虽与生有女儿三人，稍不隧意，却遭其凌辱，所以太炎除老丑穷，脾气也很坏”。这完全是不实之词。无论太炎先生的女儿、儿子都没有留下过这样的记忆，而我母亲更是一再告诉我们她公公是如何如何慈祥。张钰翰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也说:“从本书所收章太炎与汤国棃的近百封书信里面，看到的却是绵绵情意，是浓浓的关爱，完全看不到夫权的盛气凌人”。而胡觉民作为旧报人，与陈存仁一样，喜好猎奇追趣，他俩文章不好当作正史看待，他们二人提供的史料应属于不实之辞，如果不加分辨的使用，对章太炎研究会造成混乱，会误导读者，也会失去了自己文章的价值。

　　写于2020年10月25日重阳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