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中，有极其丰富和十分科学的论述。而邓小平同志对此也有重要的建树，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以及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明确地指出：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粗暴干涉文艺的理论依据”，“利少害多”。同时，又指出： “文艺是不可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这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最新的、科学的表述。我们应怎样通过深入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去正确地把握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呢?下面从三个方面去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政治与文艺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何谓政治?政治，在阶级社会里，包括处理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表现形式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主要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关系，其表现形式是代表一定的社会力量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多姿多采，它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显然，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

　　文艺是文化艺术的简称。它由三个方面组成，其一是文学，包括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文学鉴赏和批评；其二是艺术，包括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电影、电视等方面的创作、研究、鉴赏和批评；其三是群众文化。这些都是脑力劳动的结晶和体现。因此，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的一种，是思想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存在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的位置又是怎样的呢?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社会形态是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马克思曾经指出：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人们所说的生产关系指的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的交换和消费形式，这种生产关系与一定的生产力在一起则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政治国家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统称为上层建筑，其中的社会制度、政治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部分，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部分。社会形态就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者辩证统一构成的。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状况，上层建筑反映着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被马克思揭示出来了。显而易见，文艺这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社会形态中，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而不是属于经济基础的东西。在这里，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着整个上层建筑，应该包括对文艺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具体来说，有四种情况：

　　其一，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这个社会的文艺的性质。如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它在着重收集为奴隶主歌功颂德的作品的同时，又收集揭露奴隶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制度，表现广大奴隶的意志和愿望的作品。为什么?这是因为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为之服务的文艺的性质。贵族奴隶主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反映他们的意志愿望的文艺就必然在整个社会的文艺中占统治地位。作为表现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奴隶阶级的文艺是整个社会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其地位不显要，但既然是存在的东西，就当然会有所记载。

　　其二，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变更要求文艺也要随之变革。例如，欧州发生的“文艺复兴”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发的结果。19世纪2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秩序巩固之后腐败的社会现象的产物。这些都表明，生产关系变化了，文艺也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革同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变革不同，它不用通过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在如何对待文艺遗产和创造新文艺上逐步实现。

　　其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也影响着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发展。可以对汉代的《孔雀东南飞》和明代晚期的《牡丹亭》进行比较。前者是一个悲剧，颂扬了男女主人公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后者表彰了追求自由生活、幸福爱情的斗争精神。为什么这两个作品都是以反封建礼教为题材，但在表现具体观念上两者却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原因是，两个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所反映的社会制度不同，前者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后者是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结果。

　　其四，文艺的发展程度还取决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文艺活动的开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前提，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连衣、食、住都没有得到基本解决，哪来心思去进行艺术的活动和欣赏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国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因为有了这个巨大的物质条件作基础，才出现今天文艺繁荣的新景象。

　　综上所述，由于文艺的性质、内容、发展以至某些艺术形式等四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更加可以肯定，它不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而是由经济基础所派生，并受它制约的东西。

　　二、文艺受一定的政治所影响，又反映一定的政治内容

　　前面已述，社会的上层建筑有各种组成部分。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以及同这些制度和设施相适应的各种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与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发生关系。正如恩格斯在一份书信中指出的那样，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这说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各种构成因素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

　　政治对文艺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

　　1. 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即一定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变化，必然影响着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和生活，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他们的作品的内容和风貌。作家艺术家同一般人一样，他们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处于一个政治动荡或政治安稳的社会里，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感触和体会的，又总会或明或暗、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自己思想上、观念上的这种变化表露出来。对这种政治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是絶对不可能的。例如，东晋诗人陶渊明对污浊的现实感到絶望，虽然隐居归田，藉以逥避。但是，从他的《有会而作》、《拟古)等诗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所揭露的晋王朝黑闇统治，他的《桃花源记》还提出了一个与魏晋秦汉相对立的理想世界。这表明，一个作家艺术家是不可能逥避时代政治脉膊的影响的，必然要与时代的政治脉膊一齐跳动，并籍以文艺的形式表现这种政治脉膊起伏和强弱的状况。在这里，文艺确实成了反映政治脉膊的“血压计”。

　　2. 一定政治的制度、改革、法令和思想观点等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在对整个社会施以管治的同时，必然对文艺事业的方向和发展施以控制，并影响着文艺的兴衰。在“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帮”肆无忌惮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在错误路线的摧残下，受到严重的破坏。林彪“四人帮”不仅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八个样板戏”窃为己有，而且以此作为棍子，反过来对文艺界横加迫害，对文艺创作极力压制。那时，我们的文艺人才有的受到禁锢，有的被迫转行，在文艺舞台上天天看到只是“八个样板戏”，整个文艺工作陷于一片萧条冷落的状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对整个文艺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和制订了行之有效的文艺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开始繁荣和发展起来。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指出的那样， “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 “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这正好说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文艺要得到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政治权力的支持和保护。

　　3. 文艺的某些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同一定的政治斗争需要密切相关。例如，杂文作为散文的一种，鲁迅运用得最多最好。这种文学形式是根据旧中国尖鋭的政治斗争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刺中要害，击中时弊，叫敌人心惊胆战，让人民拍手叫好。还有活报剧、传单诗等文艺形式，它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出来，成为一种有力的战斗工具，出现在抗战的前沿阵地和敌后的地下斗争，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鋭气。

　　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对相应的政治，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具体表现有：

　　1. 在政治斗争和政治革命中，文艺作为一种战斗工具，像镜子、投枪、号角那样，反映斗争的过程，推动斗争的发展。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郭沫若等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作家深入战地访问、写作；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五个抗散宣传队和孩子剧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那时的歌咏运动成为抗战号角， 《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成为广大人民团结抗战的共同吼声。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国文艺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文艺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政治斗争，也不可能不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

　　2.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矛盾对子中，当经济基础需要一定的政治与之相应时，文艺就要反映这种政治需要，幷且促进这种政治需要的实现和成熟。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那时有一批文艺家，如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下专制统治，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改革开放之后，现实主义创作在我国的文学界的兴起，是因为经济建设成了我们的中心工作，并因此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

　　3.当一定的政治统治确立之后，总是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来维护、巩固这种政治统治，而作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也要或这样或那样的为维护这种政治统治作出努力。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他在42岁时，被吴筠推荐和玄宗下诏，进入长安，供奉翰林，成为御用文人。当时的玄宗皇帝利用他的才华，只是为了点缀升平、掩饰危机，藉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当李白发觉自己已被玄宗所利用，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在度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又上书请还。此后，李白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闇，开始写一些的抒发愤懑、抨毒现实的诗篇。李白在这段文学生涯中，经历了对封建王权顺从到揭露的转变，正好表现文艺对政治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性质：一方面，与一定政治相应的文艺，通过它的作品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表现它的需要，推动一定的政治发展和巩固；另方面，与一定政治相对立的文艺，通过它的作品表现了相对立的政治需要，对一定政治起破坏作用。李白的这种变化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也完全反映了这种具有两重性的反作用。

　　三、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坚持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文艺和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对子，这已被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所证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空前繁荣和发展，离不开这个对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今天，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个对于的相互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

　　1，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阶段，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最早是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那时民族矛盾、敌我矛盾异常尖鋭，血与火的斗争空前剧烈，武装斗争作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主要斗争形式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教育、鼓舞、动员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使他们用自己的艺术创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解放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斗争开始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中心工作开始从阶级斗争的战场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时，党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因为，新生的政权，新兴的事业，犹如旭日初升，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血肉联系形成一体，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它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让文艺工作者为这样的政治服务，他们心悦诚服。在这两个口号的动员之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生活，反映生活，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并运用各种文艺的手段，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开天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之中，为社会的变革、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2.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利于文艺的繁荣发展。

　　文艺对于政治来讲，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独立的表现范围。文艺是通过形象生动地反映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来实现它的社会作用。而人的社会生活又是多姿多采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又有文化的、思维的，涉及面广阔无际。在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时期，如果我们的文艺仅仅反映人民的政冶关系、政治生活，而不反映政治关系、政治生活以外的社会生店，仍然把文艺当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东西，就会束缚了作家、文艺家富于幻想的思维，限制了文艺创作内容和形式的自由。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产品多样性的发展，更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的需要。

　　当然，文艺根本不能离开政治，搞成纯艺术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如果把政治同社会主义经济人为地对立起来，甚至凌驾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上，把社会主义文艺同人民、同政治分离开来，就会被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这种理论上的毛病，把文艺引入岐途，甚至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林彪、“四人帮”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大搞阴谋文艺，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变为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从而使社会主义文艺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3. 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在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党对文艺政策作了一系列的调整，重要标志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邓小平同志指出：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此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祝辞的精神，党中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并把它作为文艺发展的方向。坚持“二为”方向，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服务的对象和表现对象，文艺家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活中去，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们的社会，文艺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坚持“二为”方向，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到社会效益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文艺工作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他还指出，评估文艺工作，尤其是衡量与文艺作品社会效果好坏的最根本标准，只能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因此，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具体表现为贯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原则。坚持主旋律，就是要以时代精神去观照所选择的题材，把主旋律作为贯穿于整个文艺创作基本的主导倾向，当然这并非是重提“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倡多样化，就是允许不同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审美情趣，甚至感情色彩、价值取向的存在和发展。主旋律和多样化是相辅相成的，要反对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观点。

　　4. 必须遵从文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

　　同其他事物一样，文艺也有自己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文艺作为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个体的创造为基本特征的；它也受到政治的、经济的、观念的诸种因素的影响，又以文学形象和艺术手段来反映生活、评价生活；它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作用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要按照文艺的这个特点和规律来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指出：“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又指出：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思想上的疏导和创作上的引导。要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继续抓好文艺队伍、阵地、设施、机制的建设，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奋斗。

　　(本文系广东省文化厅1998年理论研讨会的发言，获二等奬，后收入本书笔者主编的、珠海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江门文艺评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