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明英，今年103岁，是江门市人民医院离休干部。

　　我出生在梅县，是梅县人。我从小给别人当养女，读了几年书。在读书时知道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40年。其目的是为中国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 “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众，共同奋斗”。建设大纲是三民主义。这是最初接触到的读物。我到“梅浦丰”即梅县、大浦、丰顺时，工农红军派人到梅州招兵，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主张，我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后来被国民党知道了，说我是红军，把我捉了。我的一个亲属，便找到当地联访大队来帮忙。联防大队就出面保我出来，还叫我们变为白军，不要听红军的，我当然不答应；但我仍然相信工农红军讲的，在暗地里仍然为他们做工作。当时有位党的领导叶剑英（即我丈夫叶通的堂兄）的妻子在桂林时也鼓励我，教育我。就这样，我真正被地下党解救了。

　　当时地下党服务队少医缺药，无医生，我就脱产转而参加“粤赣闽”游击队（即广东、江西、福建），当卫生员。“参加锻炼成钢铁”，这是我们党当时的一个口号，那时我们还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1949年5月，我仍然是“粤赣闽”游击队的人，才30多岁，已不在梅州地下党工作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游击队就从山区出到城市（广东梅县）。接着不久，梅州、县城解放了。1950年，部队将我送到广州，安排在师范学校读书；半年后，学习结束，我就返回梅县。1952年抗美援朝时，华南军区司令部招志愿兵，我也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同年，开展评军衔，我被评为连职排级，职务是连级，级别是排级，职务大，级别小。抗美援朝招的兵要进行政治整顿，新来的军人不是从游击队转来的；他们认为我是从游击队转来的，对我不了解，又没有证人，不批准我参加志愿军。

　　后来，我在广东番禺参加了土改，又在广州参加了南方大学学习。那时，广东的省长叶剑英兼任南方大学校长。我就写信给他，要求解决我的问题。他作为省的领导，只能按照组织原则办事，而不会私下直接解决我的问题。1954年，我便转业到江门。此信便转到江门市人民医院处理。

　　1957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我就积极响应，给院领导写了大字报，还揭发另一个作风不正派的人。他就说我侮辱党，反党。我说：“怎么讲我反党，我是什么人呀？我是跟着共产党的人。”他就说：“你写我大字报，就是反党。”他骂我做右派，要降我一级。惨啊！降我一级，上面党委却不同意，说何明英不是右派。1976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我再向北京有关领导曾宪植反映意见，结果她对我说：“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为共产党工作，一样光荣。”

　　那时，刚好江门市“十大”召开，提出要吐故纳新。因此，我又申请入党，重新来过。但是，找不到知道我历史的证明人，最终未能办到。我的工龄仍保留，但一直都无恢复级别，我就打报告给市委统战部，统战部就将报告转返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局就给我平反，恢复22年前降我的级，补给我工资800多元。院长说：“何明英受委屈啊！”后来，市政府发给我离休证。

　　现在，我是一个离休老干部，组织问题虽然未解决，但组织上未曾另眼看待我。市政府给我发牌匾，称我是“百岁寿星”；原工作单位市人民医院也给我牌匾，称“百岁老同志，人民不忘您！”市委老干部局讲我是“老寿星”。我很满意，临老、临死都说我过去未曾污染过组织，儿孙曾孙没有受到影响。我要感谢组织，感谢党。在组织上，我虽现在不是党员，但我也觉得很光荣。

　　在战争年代，我在战场上既是卫生员，又是战斗员。我还记得那时候有几句顺口溜：

　　解放之前战沙场，
　　枪林弹雨救伤忙，
　　虽然战绩很微小，
　　也有五次上战场；
　　战友血染我衣裳，
　　日间救治游山上，
　　夜里行军闯敌营，
　　打完胜仗受表扬。

　　（2013年5月24日上午11时于睡房床旁，外母何明英口述，她的女儿叶翠梅陪同，笔者记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