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丝绸之路”作这样的解释：“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而“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则指的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历史证实，它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还要早。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6月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首次正式使用“一带一路”的提法，使这个古老的命题和实践得以复活，成为新时代具有伟大意义的一个战略构想。2018年12月25日，市华侨历史学会换届并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五邑侨乡文化”座谈会，引起了对此论题的若干思考：

　　一、“段路”与“全路”相吻合

　　从空间上看，所谓“全路”，就是古代“海丝”的全程，依据海上考古发掘，应跨越四大海域：1中国海域，2韩国群山列岛海域、日本海，3印尼海域，4欧洲海域。具体节点：东海航线是渤海湾(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海航线是(中南半岛)泉州一福州一广州一徐闻—海口一北海一河内一吉隆坡一雅加达一科伦坡一加以各答一内罗毕一雅典一威尼斯—非洲东海岸，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约14000多公里。所谓“段路”，就是上述“全路”段中江门五邑沿海这一小段，约614.87公里，有96个岛屿，约为全程长度的4.39％。

　　从时间上看，“海丝”发展历史悠久。李建华着《丝路密码》指出“开拓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兴盛于唐宋，转变于明清”，顶峰于明初，衰落始于明中。“海丝”的始发令是秦始皇下达的，他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派了徐福率领500童男童女、谷物等，东渡日本，徐福则成了“海丝”的开拓者。“海丝”发展到高峰是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从江门五邑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有的文物遗产和将要逐级向上申遗的有9处：1新会官冲窑遗址，属于唐代陶瓷重要生产基地；2台山广海卫城城墙(遗址)，建于明朝早期(其实在宋代朝廷已在此设置巡检司)；3广海大洲湾遗址；4广海烽火台；5广海“海永无波”摩崖石刻；6明代上川大洲湾遗址的大洲村大象山方济各·沙勿略墓园；7上川新地村天主教堂遗址；8台山水域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沉船点；9杨太后陵和慈元庙等。其时间跨度是唐明之间。它们都是“海丝”的重要物证。

　　显然，除在空间方面横穿四大海域的“全路”必然大于江门五邑“段路”外，在时间方面“全路”也比“段路”要早一些。因此，这里有一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段路”需要与“全路”相互吻合。“段路”不能受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甚至史迹申遗的局限而限定自已的时间和空间，或内涵和外延。毕竟江门五邑的考古发掘仍在路上，尚有未被发现深藏的文物瑰宝；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新发展，两者的某些重大差异会越来越少。

　　二、“海路”与“陆路”相延伸

　　“海路”是“海丝”之海上运输的直接航道，“陆路”就是为“海丝”作保障、相配合的陆上节点或设置。这两者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的关系，形成了一条供给链、一片作业面。在“海路”方面，应有运输船只、导航设置、海防保障、航行补给等等环节。在“陆路”方面，应有关口、码头、仓库、生产厂场、市场、检验、运输等节点。这两方面构成“海丝”文化的整体，成为“海丝”遗址的载体，环节相扣，缺一不可。

　　最近，省有关部门已确定15处为南粤古道重大发现，其中台山川岛大洲湾遗址获票入选，成为南粤古驿道的一个节点，既是古代“海丝”必经之地。在这个遗址方济各·沙勿略教堂附近，省文物考古所于1965年已发现了明代外销瓷遗址，出土了一些碗盘，标有“大明年造”、“大明嘉靖年出”、“正德年造”、“宣德年造”，大批瓷片中有青花色、青花红緑色、红緑彩色、白釉色等，多为景德镇民窑产品，销往东南亚、中东、东非等。90年代发掘的江门新会官冲窑址，从出土的文物中可鉴定此为唐代陶瓷重要生产基地，是那时海外贸易的节点。而台山广海卫城城墙(遗址)，正是当年广海湾“海丝”贸易的海防守护者。

　　这足以证明：江门五邑的“海路”和“陆路”是互相延伸、连成一体的。往后，我们的“丝路”考古发掘和考证研究都不能有偏颇，而要放开思路，扩大视野，实事求是，以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争取更大的考古发掘成果。

　　三、“商路”与“非商路”相并行

　　“海丝”顾名思义，是与丝绸、瓷器等商品贸易有关的“商路”，是“丝路”初始的、首位的功能。随着海路的畅通，这条路同时成为交通之路、交往之路、移民之路等“非商贸之路”。因此，这两者并行而发展。

　　丝绸是从养蚕到作茧、缫丝而成的丝织品。由于丝绸贸易的兴旺，在印度孔雀王朝时（公元前270多年），中国的丝已运销印度，被称为“支那帕塔”。公元前希腊甚至称中国为丝国即“塞勒斯”。在罗马，丝绸竟值重量相等的黄金，其妇女以着丝绸为风尚。因此，美国史学专家伊佩霞着《剑桥插图中国史》中指出：“丝绸与中国有特别的关系，到周代晚期，对于中国边境以外的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产丝绸的国度”。“丝绸之路”也是西汉时西方人首先称呼的，对那些中转地区则称为“丝道”。

　　“海丝”的发达与船舶修造业发展和航海技术提高有紧密的关系。根据广州、长沙等地的汉墓考古发掘，发现有木车、木船和陶船的模型，船有锚、舵，结构坚固，可载重致远。因此，“商路”越开越远，越来越旺。周一良、吴子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416页）就有一幅“公元二世纪中的古代文明世界”地图，明确标示当时海商的线路，经过四大海域之后，再分两路开进，一路到卡塔尔进入幼发拉底河流域，一路进入地中海。由此可知“商路”对当时世界的影响和贡献确实巨大而深远。

　　“非商路”与“商路”应是通过“海丝”通道同时存在和发展的。

　　移民之路是其一。江门五邑是全国第一侨乡。其早期的主要移民模式有：贸易移民，是商人出国经商，寄居异域，建立贸易网络，造就当地的移民区；劳工移民，如东南亚种植园、锡矿场，为华商从家乡招募契约的劳工；苦力贸易，又叫“猪仔”卖买，有官商勾结的，有威迫哄骗的，这些“猪仔”契约期满或回国或居留；偷渡移民，又称“无证件移民”及“私运外侨”。二十世纪初沿海的一些偷渡者包括江门五邑人向小贩支付路费，经过海路被私运潜入美国，有的被捉到，关在三藩市天使岛监狱，经过美国移民官审问，获得“有条件释放”，当时通过“海丝”进入美国的“私运移民”基本如此。

　　其二是交往之路。规模大、影响深的当属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为“三保太监”，他奉明皇的命令，于1405年至1433年间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从扬州出发，经过江门五邑海域，近的到过越南南部，远的到达非洲东岸，共30多个国家；满载用于交换的金银、绸缎、瓷器等货物。其目的是加强与各国的政治、商贸、文化交流，是和平交往，闻名中外。

　　其三是交通之路。根据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描述，在唐代“当时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通比较发达”。“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四千余艘。”“唐代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发达。”其往来包括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往来居住等。

　　四、“探路”与“护路”相并举

　　“探路”，就是要继续探明江门五邑段“海丝”的全貌，包括调查、发现、探测、发掘海上和陆上新的考古点。“护路”，就是加强对迄今已挖掘、探明的海路和陆路遗址节点依法加以维修保护。

　　根据文献记载，在16、17世纪经过川岛的航海线路有9条之多，因此该海域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在“探路”方面，其一要摸清“海丝”江门五邑段在海上和陆上遗迹的遗产区和缓冲区。要通过查阅有关档案文献资料、乡村家宅大事记，找出记载的线索；要深入坊间瞭解有关的传说轶事，发现点滴信息，并加以核实；要在已发掘的史迹周围深入仔细挖找，以便寻得更多遗漏的文物，摸清“海丝”海底的状况及其实据。

　　其二要综合分析、细致梳理瞭解到的情况，继续做好江门五邑海域的水下调查和考古工作。近几年，国家和省文物部门在江门和台山的配合下，曾两次派出“中国考古01号”考古船赴川岛海域水下考古调查，以瞭解该海域水下文化遗产资源的状况。经过调查，发现川岛方济各·沙勿略墓园附近海岸确有一个文化堆积层密集区，说明在川岛水域的考古存在历史文化科学的价值。

　　“护路”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工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落实文物“四有”工作，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为此，要制定保护规划，整理遗迹档案，做好环境整治，加强立法建制，确保措施落实。2019年2月11日，江门市人大常委会经省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正式公告了《江门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并于同年3月1日起执行，从此对“海丝”的规划、保护、利用和管理有法律保障；将全力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力求实现台山段“海丝”有关遗产的整体保护。“南海一号” 于1987年8月在江门台山川岛海域被发现；于1999年，香港同胞赞助了200万元，由国家水下考古队实施水下考古调查。省文化厅在广州部署这项工作的会议上，明确指出：这艘沉船位置就在台山下川岛附近海域，要求江门市和台山市为此次水下调查做好后勤工作包括海警海防、物资补给等。在2007年1月开始进行整体打捞，于2007年12月出水，将此船移驻阳江市海陵岛的“水晶宫”。挖出特级宝物4000吨，清理出文物超16万件。该古代货船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这项震撼全球的首次采用沉箱整体打捞沉船工程，堪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创举。虽然，这对于江门和台山来说，是一件撼事。但是，这艘沉船毕竟在下川岛海域沉睡了800多年，这个海上沉船点不能被抹去，也不可被忘却。这宝船宝贝是属于国家的，大家有份。因而笔者建议：在下川岛接近沉船点的陆地上留记一个标志，或开辟一个小公园，建一座“志铭亭”，复制古船模型，将沉船点的经纬度、方向、与陆地距离以及船只沉没、发现、打捞、考古经过等刻在石碑上，供游人参观、纪念，以示弥补。这对于保持江门五邑段“海丝”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具有意义。

　　五、“论路”与“用路” 相结合

　　“论路”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史实为依据，以史料作借鉴，加强科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丝路”学术问题，坚持百家争鸣、求同存异，深化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被历史尘封的 “丝路”进行研究，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课题。我们不仅对尚未被发现的史迹不清楚，就是对已经被发掘遗址的认知也是很不够的。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进行探讨研究。要成立相应的学术中心或社团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调查考察和学术研究，以占领海洋文化、“海丝”研究的制高点。努力做到：从纵横两方面理清它的历史脉络，从内涵和外延上弄清它的历史概念，从局部和全局关系上认识它的历史作用；对于认识和理论上的分歧，例如有专家把开平碉楼、台山侨墟、新会杨太后陵与慈元庙也列入“海丝”名録等等，这要实事求是，弄清核准。其实，中国首先开通的“海丝”成为历史通道是双向的，既有我国通往世界各国的，也有世界各国来往中国的，如台山川岛大洲湾遗址的存在就是早期中葡双方因“海丝”兴旺而互相交往的产物。我们的探查研究，不应只限于深化申遗工作和整体遗址发掘，还要感受古代“海丝”的开放和包容，加深对新时代“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认识。

　　研究历史，意在借鉴，重于致用，复兴交往。“用路”就是要活化利用“丝路”历史遗迹，增强它的可读性直观性，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要把我们“海丝”的发掘、研究龢利用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举；要参与粤港澳三地“古道群”组合，造就新型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热线；要在遗址点竖立路标、信息牌，安置雕塑，形成不设围墙的田野考古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基地，促进海内外各方联动的文化交往以及华侨情感交流；要把海洋渔业文化、港口文化、海贸文化、遗产文化、节庆文化等资源整合起来，拓宽开发空间，提高使用价值。

　　(本文载于《江门日报》201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