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广东江门市新会人。他经历了晚清、民国时期，在政治、学术上业绩特别显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宗师，有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文化巨人”之称；在教育事业上，他也实绩卓越，堪称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纪念任公今年诞辰148周年，特意从任公浩如烟海的著作中认真选读了他于1897年冬着的很有特色之谠论《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以下简称“学约”)，以解剖麻雀之法探究任公当时有关的学校教育理念，彰显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以及寻找值得借鉴之处。下面从三方面进行研述：

　　第一，“学约”的历史缘起

　　晚清有过三次教育改革，其一洋务教育，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至甲午战争(1895年)，即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这时，一方面西方的科学思想和资本主义逐步进入中国，因洋务运动需要引进西学模式，兴办新式教育，大量培养新型人才；另方面清末的传统科举考试因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逐渐退出。其二维新教育，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此时，国内涌现了一批主张政宪改革的先进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为了推进维新运动，积极筹办新型的学校，以培养急需的维新变法人才。梁启超就如是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此阶段各地纷纷办起不少的书院、学堂。其三新政教育，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激发了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不断爆发，迫得清政府除维持维新教育的部分措施外，并实行新政教育改革，采取重大措施，推行全国性的学制系统。新式学堂迅速发展之后，传统的科举制度则成为障碍。由于大势所迫，光绪帝于1905年9月2日上谕，一律停止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

　　“湖南时务学堂”(以下简称“学堂”)就是在晚清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即维新教育阶段创办的。该学堂创办于1897年，是近代湖南新式学堂中最早的，有最高学府之称，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堂。它与维新运动相伴而生，成为维新派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参与维新运动的政治重镇。该“学堂”酝酿于1896年冬。其创办人是王先谦、熊希龄、陈宝箴等人。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负责领衔正式向陈宝箴呈报“学堂”创建历史缘起，争取批准立案。得到官府同意之后，于8月公开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说明设立“学堂”培养人才的原因。接着，陈宝箴又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经巡抚委派，黄遵宪、熊希龄具体负责学堂筹备事宜；熊希龄为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受“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并专门为“学堂”制定“学约”。李维格则为西文总教习。关于常年经费，有两个途径：一方面由熊希龄等请求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过拨盐厘加价，获银7000两；另方面取得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赞助。一切办妥之后，“学堂”于1897年10月正式在长沙创办，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停办。

　　第二，“学约”的内涵解读 

　　梁启超专门为学堂制定的“学约”，确定了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方针与教学要求。下面从五方面归类，对其内涵进行解读：

　　一、“德育”方面，包括“立志”、“养心”和“治身”三条：   

　　关于“立志”即文中的“一曰立志”，就是要求学生应以“立志”为尚，做学问要先立下伟大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肩上：

　　1.《记》曰：“凡学士先志。”这是孔子《礼记》中说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凡是学习，做学问要先立下志向，做官的要先学办事。

　　2.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这段话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上》，意思是说，士人的修养在于使自己的志行高尚。

　　3.朱子曰：“书不熟，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又曰：“学者志不立，则一齐放倒了。”这段话出自宋朱熹《理性精义》，意思是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4.今二三子俨然服儒者之服，诵先王之言，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欤？四万万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责人之不任，我则盍任之矣！

　　5.“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之志也！”( 出自孔子及其弟子《论语》)意思是说，自己立身修德，也要让别人立身修德；自己通达事理也要让别人通达事理；如果天下太平的话，我就不用那么辛苦改变他了。这是孔子的志向呵！

　　6.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 (有)不被(尧舜)(其，删去)泽(者)，若己推而(内)(与纳同)之沟中。’伊尹之志也！”(出自《孟子·万章下》)意思是说，想那天下的百姓，其中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没有得到尧舜之道恩泽的，就像是自己将他们推进沟中去一样。伊尹就是这样自愿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肩头的。

　　7.“‘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之志也！” (出自《孟子·公孙丒下》)意思是说，如果要平定天下，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这是孟子的志向呵！

　　8. “‘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范文正之志也！”这句话出自宋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出自《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9. “‘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顾亭林之志也！”此语出自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顾亭林即顾炎武的《日知録·正始》。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思是说，对国家的兴盛与衰亡的大事，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有责任。这是顾炎武的志向呵！

　　10.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此必非良有司与乡先生之所望于二三子也。

　　11.朱子即朱熹又曰：“立志如下种子，未有播荑稗之种，而能获来牟之实者。”意思是说，立志好似种粮食一样，无可能不撒下种子，而能够获得果实。

　　12.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学者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诲，愿共戒之。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13. 立志之功课，有数端。必须广其识见，所见日大，则所志亦日大。陆子所谓“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陆子即陆九渊，此语见于《宋元学案·象山学案》。陆子认为，做人要有伟大的志向， 一般的人沉溺于声色富贵之中， 把良心和好的品性都淹没了。现在的人怎样才能有大志呢?这必须首先具有智慧识见才行。

　　14.志既立，必养之使勿少衰。如吴王将复仇，使人日聒其侧，曰：“而忘越人之杀而父乎？”此语出自《左传·定公十四年》(春秋末年左丘明作)，原文为“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意思是说，夫差，你难道忘记了越王勾践杀了你的父亲了吗？学者立志，亦当如此。其下手处，在时时提醒，念兹在兹。此又一端也。志既定之后，必求学问以敷之，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此又一端也。

　　关于养心即文中的“二曰养心”，就是要求学生一敛其心，志气如神；二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每天能够安下心来，在学习中坚持有一小时或半小时的静坐和阅历：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出自《论语·子罕》)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不会疑惑，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会有忧愁，勇敢的人不会产生害怕的心理。

　　而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动心。此从古圣贤所最兢兢也。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他日任事，则利害毁誉，苦乐生死，樊然淆乱，其所以相撼者，多至不可纪极；非有坚定之力，则一经挫折，心灰意冷，或临事失措，身败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

　　2.曾文正即曾国藩，在戎马之间，读书谈学如平时，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难。大儒之学，固异于流俗哉！今世变益亟，乱机益剧。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历之境，其艰巨危苦，视文正时，又将过之；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故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率吾不忍人之心，以忧天下救众生，悍然独往，浩然独来，先破苦乐，次破生死，次破毁誉。

　　3.《记》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此语出自孔子的《中庸》，意思是说， 国家政局清平，你做了大官，不改变困境时的操守，这才是真正坚强；国家朝政腐败，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能丧失气节，这才是真正坚强。

　　4.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此即妾妇之道。此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在富贵时，能使自己节制而不挥霍；在贫贱时，不要动摇自己的操守；在威武下，不能改变自己的意志，这样才是大丈夫。

　　5.养心之功课有二：一静坐之养心，二阅历之养心。学者在学堂中，无所谓阅历，当先行静坐之养心。程子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今功课繁迫，未能如此，每日亦当以一小时或两刻之功夫，为静坐时。所课亦分两种：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

　　关于治身即文中的“三曰治身”，就是要求学生“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忠信笃敬，遵守礼仪规范；每日就寝时，以“吾曰三省吾身”的方法检查自己。

　　1.颜子请事之语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对颜渊说的一段话，意思是说，不符合礼的东西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也不要做。这个“礼”是指《周礼》周公姬旦为贵族制定的一套礼仪规范，要求贵族照做。

　　2.曾子将卒之言曰：“定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出自孔子的《论语·泰伯第八》，原文是：“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意思是说，曾子答复他说，我告诉你，鸟将死的时候，它叫的声音一定很悲哀；人类将死的时候，所讲的话，多半是好话。此话的意思是：使自己的容貌庄重，便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轻慢；使自己的脸色端庄，就接近诚信了；使自己说话的言辞和语气得体，就可以避免别人粗鄙，说出悖理的话。后人将“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合称为曾子的“三贵之道”，被奉为人际交往的准绳。

　　3.孔子言：“忠信笃敬，蛮貊可行。” 原文引自《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信，做事要笃敬，即使是不通教化的地方，也能行得通了。说话不忠信，做事不笃敬，即使是本乡本土，难道能行得通吗？ 

　　4.治身之功课，当每日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始而觉其少，苦于不自知也；既而觉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馁。一月以后，自日少矣。

　　二、智育方面，包括“读书”、“穷理”、“学文”和“经世”四条：

　　关于读书即文中的“四曰读书”，就是要求学生应中西兼习，通古今和达中外并举，专精和涉猎结合，划出期限，共发大愿。

　　1.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畴不曰读书，然而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盖鲜焉。于是儒者遂以无用闻于天下。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然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岁出以千万种计，日新月异，应接不暇。

　　2.惟其然也，则吾愈不能不于数十寒暑之中，划出期限，必能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

　　3.今夫中国之书，他勿具论，即如注疏、两经解、全史、九通，及国朝掌故、官书数种、正经正史、当王之制，承学之士所宜人人共读者也。然而中寿之齿，犹惧不克卒业。

　　4.风雨如晦，人寿几何？若从而拨弃之，则所以求先圣之道，观后王之迹者，皆将无所依借。若率天下人而从事于此，靡论难其人也；即有一二劬学之士，龂龂然讲之，而此诸书者又不过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其中精要之处不过十之一二，其支离芜衍或时过境迁不切于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而其所谓精要之一二者，又必学者于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深造有得，旁通发挥，然后开卷之顷，钩元提要，始有所获；苟学识不及，虽三复若无睹也。

　　5.自余群书，数倍此数，而其不能不读，与其难读之情形，亦称是焉。是以近世学者，虽或浏览极博，研究极勤，亦不过扬子云所谓“绣其帨鞶”，刘彦和所谓“拾其芳草”，于大道无所闻，于当世无所救也。夫书之繁博而难读也既如彼，其读之而无用也又如此，苟无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后，诵经读史之人，殆将絶也。

　　6.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

　　7.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絶。今与二三子从事焉，若可行也，则将演为学校报以质诸天下。读书之功课，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登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匦以待条答焉；其详细功课，别着之学校报中。

　　关于穷理即文中的“五曰穷理”，就是要求学生在堂上读书，功课完毕，由教习随举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益穷之，求极之。

　　1.要弄懂：瓦特因沸水而感悟蒸汽机之原理；奈端即牛顿，因苹果从树上跌落地而感悟地心引力之道理；侯失勒约翰因树叶而悟物体分合之理；亚基米德因入浴盘洗澡，造成许多水溢了出来，而意识到溢出的水的体积正好等于他自己体积之道理；葛立理尤因童子取二镜片相戏而得之制造望远镜……

　　2.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轹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州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朱子言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近世汉学家笑之，谓初学之人，岂能穷凡物之理？不知智慧日浚则日出，脑筋日运则日灵，此正始教所当有事也。

　　3.穷理之功课，每刚日诸生在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对既遍，教习乃将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关于学文即文中的“六曰学文”，就是要求学生以觉天下为任，以求传世、觉世之文为上，而不要做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化人；为完成学文之功课，每月应缴交作文一篇。

　　1.《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语出自左丘明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其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孔子说：有志气的人，说话也充满了志气，不说话谁能知道你的志气呢？说话写文章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

　　2.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絶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鋭达为上，不必求工也。

　　3.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 此语出自《宋史》中刘挚所言，经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所引，成为文人永远的自嘲。意思是说，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化人，一无是处，没有值得看的。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学文之功课，每月应课卷一次。

　　关于经世即文中的“九曰经世”，就是要求学者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在堂上，教习随时采取列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询问各位学生的办法，使各抒所见。

　　1.庄生曰：“《春秋》经世。” 此语出自《读通鉴论》，原文是：庄生曰：“春秋经世之书，圣人议而不辩。” 意思是说，孔子着的《春秋》，讲的是古人治天下之法，对每一件事下了定义，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都包含深奥的意义。

　　2.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

　　3.《记》曰：“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出自《论语·子路篇》，原文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说， 孔子说：“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他却搞不懂；派他出使到四方各国，又不能独立应对外交。虽然读书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其道理是，学以致用，方为真才。具体要求是，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

　　4.经世之功课，每柔日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问诸生以办法，使各抒所见。

　　三、体育方面，见于“摄生”一条： 

　　关于摄生即文中的“八曰摄生”，就是要求学生坚持张弛有度、文武之道、劳逸相宜，起居饮食定时，注意身体操练。

　　1.《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此语出自《礼记·杂记下》，原文是：“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意思是说，只拉紧弓弦而不放松弓弦，即使是文王和武王也做不到；只放松弓弦而不拉紧，却是文王和武王不会做的；有时拉紧弓弦有时放松，这才是文王、武王治理民众的办法。

　　2.“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出自于《礼记．学记》，原文为"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意思是说，所以，君子对于学习，无时无刻包括休闲和休憩都在想着专心学习，不能废弃。

　　3.西人学堂，咸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此古义之见于经者，殆中西同俗也。今用之，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体操之学，采习一二。摄生之功课，别具堂规中。

　　四、合群方面，见于“乐群”一条： 

　　关于合群即文中的“七曰乐群”，就是要求同学之间互相团结、敬爱、帮助、滋益，在学习中“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任重道远我肩负，光明美德当先导。

　　1.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曰：分(指差异性)。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会和谐。” 意思是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能够按照不同的等级名分结成社会群体，能够和睦协调，团结一致，力量强盛。

　　2.《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 此语出自《周易·兑卦》(商周时成书，司马迁称周文王所作，后人称集体整理而成)，意思是说，君子当与朋友讲习，讲所不明之理，习所不熟之理，以互相滋益，互相促进。

　　3.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此语出自《论语·颜渊篇》，意思是说，曾子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结交、聚合朋友，用朋友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

　　直谅多闻，善相劝，过相规，友朋之益，视师长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讲之，是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是谓小群。 

　　4.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 这诗句引发了杜甫与严武之间关系的故事。他们俩是一对好朋友，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导致严武想要杀死杜甫的举动，后来其母亲知道，制止了(杜甫可能不知此事)。在严武去世之后，杜甫满怀感恩之情，写了一首追忆严武的长诗《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共有68行，其中有如下两行诗句：“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意思是说，严武胸怀大志，理想当将相，与朋友相处又非常谨慎，注意维护朋友的情谊。梁启超在“学约”中仍强调“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

　　5.“学有缉熙于光明。”此语出自先秦佚名的《敬之》，原文是“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意思是说，警戒警戒，苍天理昭昭，天命不改。休说苍天高在上，佞人贤士，时刻监视明秋毫。我虽年幼，聪明戒心尚缺少。日有成月将进，日积月累得深造。任重道远我肩负，光明美德当先导。

　　乐群之功课，俟数月以后。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监之。

　　五、信仰方面，见于“传教”一条： 

　　关于信仰即文中的“十曰传教”，就是要求同学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

　　1.微夫悲哉！吾圣人之教之在今日也！号称受教者四万万，却因为妇女去其半、不识字者又去其一半之半、市侩胥吏又去其一半之六七、帖括贱儒又去其半之八九，而成为真儒几无一人也。

　　2.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

　　3.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此语出自《论语·子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意思是说，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孔子更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用房舍的围墙作个比喻，我的围墙只够到肩膀那么高，人们都能窥见房屋的美好。我老师的围墙有几丈高，找不到门无法进去，看不到宗庙的美好和各个房舍的丰富多彩。”

　　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与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宜取六经义理(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又说《论语》《孟子》已包含六经内容)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

　　4.《论语》记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此语出自孔子《论语·公冶长》，原文是：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意思是说，我的事要是成不了，我就坐个小筏子出海，离开你们。但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 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

　　5.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传教之功课，在学成以后。然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功课也。

　　第三，“学约”的主要意义 

　　“学约”写于1897年10月。那一年，任公24岁，是1895年4月发生“公车上书”之后1年多，而距离1898年4月“戊戌变法”只有6个月。“学堂”，1899年2月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3月，求实书院改制为省城大学堂；1903年2月，省城大学堂又正名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年11月，湖南高等学堂包含了岳麓书院；1926年，最后与湖南有关专科学校合并，定名为湖南大学。虽然“学堂”办学只有6个月，但是，它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由于“学堂”坚持“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宗旨，在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历史标志性作用，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璀璨的一页。戊戌变法后，时务学堂所得高材生甚多，被称为“天下第一班”，培养出了蔡锷、方鼎英、杨树达、范源濂、李复几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其中学生如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质、朱茂芸等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投身反清斗争；学生中年纪最小的蔡锷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反袁护国的主帅，为再造共和作出贡献。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而与“学堂”同时的“学约”在办学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历史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

　　“学约”是任公为学堂制定的办学条约、规定、约束，它体现了任公治理学校教育的理念。它的实际作用是，从宏观上为学堂确定了教育宗旨、方针、制度；从微观上为学堂制订了学生守则、纪律、规范。因此，值得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以研究，以借鉴。其理念有如下几点：

　　一、坚持“以政学为主义”，提倡新学，鼓吹维新，践约报国、御侮、创新的新思维，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

　　“学约”共有10条，按德、智、体、美、信仰五方面分类，其中德育有四条。在德育中尤其要求学者必须把政学放在首位。他开篇第一句就引用孔子之语 ：“凡学士先志”。有志气的人，说话也充满了志气。还指出，“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己任”，强调要把承担天下重任作为自己的志向，“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学者志不立，则一齐放倒了”。这个“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作为教者学者首先要立志爱国、思国、治国、报国，这是政学核心所在。后来，任公随着时势变化和知识提高，这个“天下观”便逐渐被“国家观”所代替。

　　对此，任公还以名贤的思想行为作为范例，要求学子经过宗法教育，培养成为不仅能“治一国”，而且能“治天下”的优秀人材。“学约”在“立志”中列举了孔子、伊尹、孟子、范仲淹、顾炎武等著名贤能的高尚志向和为国贡献的言行事迹，要求学者以他们为榜样，听教诲，共戒之，做一个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达人，而不要累于科第衣食、盲从市侩之道，成为苟无志向的乡党小儒、逃难之士。

　　任公还强调“志既立，必养之使勿少衰”，做好“治身之功课”，“他日任天下事，更当先立于无过之地” ，“故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他指出，“养心之功课有二：一静坐之养心，二阅历之养心。学者在学堂中，无所谓阅历，当先行静坐之养心。”而“治身之功课”，则是“当每日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

　　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方向，就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当年，任公当然不可能用这样的语言，而且学校办学是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服务的，但他却非常明确地把德育放在办学的首位，对学生进行“立志”、“养心”“治身”的修养；培养学生做到“思天下之民”，“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成为有智慧、有仁爱之心、勇敢的人。任公能这么想又这么做，不能不说他当年同我们今天一样，对办学校的性质和方向是那样的重视，其思路和着眼点又是那样的相似。

　　二、坚持有志须先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作为学校教育之根本，就是在教学安排上着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学问和科学研究，即今天我们强调的智育方面。任公在“学约”中指出“立志之功课，有数端。必须广其识见，所见日大，则所志亦日大。”正如陆子(即陆九渊)所说的“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在智育方面，任公在“学约”中有四曰即“读书”、“穷理”、“学文”和“经世”，这里有重要性的阐明，有原则性的要求，也有操作性的安排。

　　关于重要性，任公说：“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就是说，为了适应国内外时局变化，扺御外来强权势力的交迫以及国内保守势力的阻碍，不能只读国内的书，还必须读世界各国的书。只有“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盖鲜焉。”

　　关于原则性，任公指出，“智慧日浚则日出，脑筋日运则日灵”， 要求学生“能穷凡物之理”。幷且说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应接不暇”，作为一个学生要掌握精要的知识，“必学者于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深造有得，旁通发挥，然后开卷之顷，钩元提要，始有所获”；如果苟且学识一点，虽然反复看，实则好似无看过一样。任公进而批评说：“近世学者，虽或浏览极博，研究极勤，亦不过扬子云(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所谓‘绣其帨鞶’，刘彦和(宋代诗人)所谓‘拾其芳草’(见于鲁迅《摩罗诗力说(1)》：‘刘彦和所谓……‘童蒙者拾其香草’)，于大道无所闻，于当世无所救也。” 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化人，是一无是处，没有值得看的。

　　关于操作性，任公指出，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登新义数则。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学文”，要求学生每月缴交作文一篇。

　　对于如何学经？任公指出，“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都包含深奥的意义。”今夫中国之书，即如注疏、两经解、全史、九通，及国朝掌故、官书数种、正经正史、当王之制，承学之士所宜人人共读者也。经世之功课，每日堂上读书完毕，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逐条点问诸生，让其各抒所见。坚持如此，划出期限，必能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

　　对于西学，任公指出，西人的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每年出版千万种，日新月异，应接不暇，对此都要按计划进行学习。要弄懂瓦特的蒸汽机、牛顿的地心引力、侯失勒约翰的物体分合、亚基米德的浴盘计量物质体积、葛立理尤的制造望远镜等等原理。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轹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州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在西学方面，任公对中国人的聪明评价很高，认为并非我们弱于西人，而是学习与创造的成果未被闻知，与西人存在获得重用与否的差别。

　　在体育方面，任公在“学约”中指出，学子对学习很专心，甚至无时无刻包括休闲和休憩都在想着学习，这当然不能否定之；但是必须做到劳逸结合、张驰有度，正如古人说的“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而要好似西人学堂一样，每周要有休息日，注意身体操练，定时起居饮食，不要操劳过度。这要成为学堂的规矩制度。

　　三、坚持吸收儒家经典思想为主，参酌西方有关的社会学说、自然科学，实行中西结合、学以致用的教育宗旨

　　任公在“学约”列举的“十曰”中每条都引用古代名贤(如孔子、孟子、朱熹、范仲淹、顾炎武、陆九渊、庄丘明、曾国藩、颜渊、荀子、周文王、杜甫、扬子云、刘彦和等14人）的重要经典之言有33段，运用先圣之道、精要之处、典范之例来作为举办“学堂”的指引，进而作为办学的宗旨和方针。任公此时年仅24岁，涉世显浅，然学识渊博。从所拟“学约”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可以看出，他对中华传统优秀的兴办学堂及其教育的思想、经验的研究和评价是颇为深刻的，幷且通过兴办“学堂”将此集中加以运用和弘扬，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此同时，他也将自己对西方办教育的新思维和新模式，在此加以吸收、运用。这叫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和借鉴西方先进相互融合，创新发展。正如任公指出，“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在“学约”中规定“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幷且要求在教育宗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加以体现和落实。

　　四、坚持启蒙教育，促进学界思想解放

　　这个启蒙教育主要是：中华传统教育思想的教育，包括立志为先、学识为重、养心为源、治身为实等；传统优秀美德教育，包括苦乐观、富贵观、生死观、仁义观、名誉观、治国观等；传统学识和现代科学教育，使学者从小就努力穷理精思科学知识、治国理念，以觉天下为已任，仁智勇并茂，成就能成大事之人。这种办学实践，不仅是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冲击，而且是对学界思想解放的促进。

　　五、坚持改革路向，创办新式学校。

　　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始于战国时期。那时，各诸侯国处于战争和兼并当中，都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兴办了学校，以收纳人才。由于统一文字的需要，秦朝只有官学，禁止私学；只是从汉朝开始才实行官私并行，其中私塾成了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之后，实行科举考试选官制度，促进了学校发展。因而，科举成了联通学校教育与为官从政的桥梁，学校则成为科举的附庸，“学而优则仕”便成了主要选官制度。两千多年来，这种官私办学模式延绵不衰，成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历史悠久的私塾，属民间办学形式，更成为青少年读书受教育的场所，尤其清代最为发达，遍布城乡。私塾，又称门馆、家塾、学馆、书屋等，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类，清末还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它与官学相辅相成，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社会人才，做出了贡献。但是，到了近代，这种官私办学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差距。尤其私塾不设物理、化学、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知识面窄，而且教材老化、教学不善等问题，受到社会的抨击。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开始对私塾进行改良，后来逐渐被近代小学所代替。

　　任公这次为“学堂”拟订的“学约”并予以积极贯彻之，是对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为创办新式学校作个样板。这个改革主要表现在如下四点：

　　1.对学校教育的宗旨、方针的改革，朝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发展。过去的官私学堂教育也有一个志向，就是为培养“圣人”，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而培养人才。而任公却旗帜鲜明地把重点放在树立志向上道德建设上，为培养热爱祖国、参与国是、关心世事，投身社会改革的人才。其宗旨是倚重于政学教育，开启民智，坚持“报国、御侮、创新”。

　　2.对教育内容的改革。过去的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中心，重在启蒙识字、熟背四书五经、习字临帖，为了当官认知某些当官的才能和官场运作，而明显地缺乏科学知识、世界知识、关心时政。任公则注意推行以政学为主义、以宗法孔子、明昌圣教为主义，重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研求治国救国道理，增强维新变法的意志，学通中外，经西致用。

　　3.对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任公实行的方法是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方法结合起来，实行循序渐进，学以致用。而过去的教育方法粗暴陋习很多，如填鸭式灌输，死记硬背，甚至普遍施行体罚教训。

　　4.对传教的改革。任公认为，全国四万万人民，不知孔子为圣人，也不接受圣人之教，真正成为“真儒”的人几无一人。因此，学堂的所有课程一切应以昌明圣教为主义。这不仅是一般的学经问题，而是要求每个学子要有一个信仰，就是以宗法孔子为主义。进而认为，孔子之教是太平大同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要求在中国范围内对缺乏文化的老百姓施及孔子之教。要求各位都做足功课，认真学成，共同矢志，树立宏愿。他这里说的“主义”，是什么意思？或可在字面上直接解释为“主要之义”，或指我们现在称呼的“主义”，即是一种制度，如社会主义；或一种理论主张，如马克思主义；或一种作风，如自由主义等。任公内文所称的“以政学为主义”、“昌明圣教为主义”、“宗法孔子为主义”，而且是在“十曰传教”这一条讲的，指出不仅要以孔子之教“治一国”，还要“治天下”，教于“万国”。显然，这不是后来他附和康有为的“孔教”。所以，笔者认为，任公这三个“主义”所指的应是一种信仰、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实践已证明，任公将孔孟之道作为“主义”包括孔教，用来指导国人的言行举止，贯串于学堂教学全过程，贯输至每个学子甚至全国民众，那是不可能的。但他意识到信仰力量的重要地位，还是难得和可贵的。

　　综上所述，任公为“学堂”所拟的“学约”，基本体现了他在“公车上书”之后、戊戌变法之前在兴办学校教育的理念。它不仅震撼了当时整个学界乃至全社会，引领了当时学校教育改革新潮流新风尚，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工作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例如，在兴办“学堂”的宗旨、方针、方式、方法、内容等方面，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热爱祖国、共谋国是的人才方面，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及其典型范例，深入研究国学、传承宝贵文化遗产方面等等，在剔除某些不恰当的内涵后，在考察其思考问题的着眼点、观念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参考的。当然，任公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在“学约”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历史局限性。例如，他所引用的圣人名贤的警世金句和典范事例，都带有当时社会的印记；在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方面，任公在德育、智育方面强调得充分些、深刻此，而在体育方面少些弱些，在美育方面极少涉及。其实，对此，任公后来在著述、演说中提出过很多很宝贵的论述。任公就提出了美感教育、人格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等等，其中趣味教育、情感教育，也即审美教育，形成了独特的美育思想范畴，可以视为一个补充。任公在1922年4月10日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任公的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当然是艺术，但在此“学约”的“七曰乐群”中重点强调的情感是“乐群”，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用情感激发人、吸引人，将群人引入到超本能的境界、现在的境界。

　　管中窥豹。从这一短文（约4360字）中可看到，任公已彰显了学校教育思想的光芒；在后来将重点转向著述和演讲之后，其学校教育理念得到充分的发展，更加系统、全面，形成别具特色的学校教育思想。应该承认，梁启超当时的学校教育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与时俱进的。他这一先进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见于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107页

　　〔2〕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于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变法通议》第14页

　　〔3〕赵宏辉《浅析晚清时期的三次教育变革》

　　〔4〕湖南大学丁平一《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

　　〔5〕湖南大学邓洪波《湖南时务学堂：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

　　〔6〕湖南大学杨国虎《时务学堂：“以政学为主义”的西政教育》

　　〔7〕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导言一》，见于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三卷第3921页

　　〔8〕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见于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三卷第3963页

　　(江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2021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讨会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