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任公，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茶坑人；孙中山，字德明，改号逸仙，生于1866年，广东中山翠亨人。梁比孙小7岁；其祖籍相距只有110公里。他们交互作用，都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两个核心人物。

　　梁与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呢？据冯自由回忆，孙最早于1894年通过瞭解康梁然后知道梁，进而引起互相关注。孙的“四大寇”之一陈少白在上海还与梁面谈。梁倾慕孙；孙赏识梁，曾推荐梁担任自己办校的校长(因康有为反对而无赴任)。而孙梁第一次见面是在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年即1899年2月的一天，梁作为康有为的代表与孙、陈就中国前途谈至深夜，天亮才散；他们讨论了今后的策略和合作，十分诚恳。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第十九集收集了梁给孙的这四通书函，都是两人初次会晤之后发出的，这说明两人关系的发展加快了亲密了。《致孙中山书四通》（第十九集第395—397页）中，第一通(第395页)写于1899年夏秋间。当时，孙梁对时局的看法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两者的思想差距还是不少的，乃至引起孙对梁的“多变”存有不满和犹豫。为了消除孙的误解，梁通过这封信解释自己当时的思想、宗旨和处境。他在函中说：“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梁承认在政见上有狭隘之处，但多年来谋求国家独立、解救国民的方略及其办事宗旨没有丝毫改变。他还说：“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可见梁已多次与孙见面，但肺腑之言没有倾到；本来此次见面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但碍于寓所狭小，学生又多，不便倾谈，便另约时间、地方，再小酌畅谈。

　　第二通(第396页)发出时间与第一通相近，讲的都是约会之事。此时，梁与孙的友好关系正向纵深发展。这与康有为同孙中山的关系不同，其立场、观点、奋斗目标、行动方略都各不相同。康是死硬保皇派，从骨子里看不起以孙为代表的革命派，甚至拒絶与孙见面，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相反，梁尊称孙为“仁兄”、“足下”，而自称为“弟”，对孙的来函叫“捧读”、“欣悉”，对孙非常客气、亲切和尊敬。这一通在开头就是这样称呼的：“逸仙仁兄鉴：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根据“梁启超生平活动年表” ，梁于1899年8月13日到达日本横滨，与留日同志祭六君子。梁知道孙到日本的报馆找自己，吃闭门羹，枉行一次，便说有失恭迎，自认有“罪”，这是梁对孙谦逊之礼、抱歉之意。接着梁在函中说：“又承今日赐馔，本当趋陪，惟今晚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 梁给孙发函当天的一次饭食，因梁三天前已答应了朋友之约，不能往赴尊席相陪，只好恭辞，请求谅解。然后向孙相约：“ 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杨衢云其人，于1895年与孙合作，建立香港兴中会总机关，选为会长，随即与孙筹备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南非；1898年3月，移居日本横滨，与孙重新共事。此次，梁主动提出到孙的尊寓谈政事，并强调约请杨一齐参加，这说明杨在梁的心目中是相当重要的。次年，杨与孙便再次策划广东举义。因为志趣相投，他们你来我往，相处得愉快，有如他乡遇故知。 

　　上述两通，都是孙主动找梁而不遇，梁向孙道歉而返约的。第三通(第396页)则不同，是梁向孙汇报工作、问候身体以及表达心声、志向、释疑。梁到达檀香山后，于1900年1月11日发此信函。他说：“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梁带着孙的介绍信，到达檀香山，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志向，组织筹资，侨商不知实情，却为庚子勤王起事的军饷捐了银圆近10万元。梁又说：在檀香山，“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孙之哥哥孙眉的儿子)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梁向孙转达华侨的问候、关心，再说：“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显然，孙认为梁失去信义，做事过分，威胁到自己的地盘，非常恼火，曾写信责问梁，但事情已过去，来不及纠正了。经梁这一解释之后，孙考虑到梁仍有相约“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之承诺时，暂时压抑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争取今后能与梁有合作的机会。但孙梁的矛盾已露苗头。

　　梁给孙的第四通 (第397页)，就是《致孙逸仙书》，1900年4月28日写于檀香山。这通长信讲的是梁劝孙勤王兴政。所谓“勤王”，就是为王朝尽力，具体做法就是举皇帝做总统，以变通兴民政。他说：“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力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梁同孙讲分别以来，国人悚动奋发，勤王之势引起时局大变迁，如大旱望云霓。他接着说：“ 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梁在说服孙，要合作不要分力，要公义不要私见，要变通不要守势。 梁继续进言：“ 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划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梁一面强调勤王之举是易事善事兼全之事，另一面又赞扬孙的志向、才能，然后再次劝说。最后，梁说：“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我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愿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梁还是相信自己一套，只有一出手就能成功，不须卤莽起落，不用劳民伤财，希望孙采纳。

　　梁与孙认识交往有30年，在1894年之前是互相瞭解、互有好感；第一次见面，倾心交谈，相见恨晚；之后，通信频密，会晤不断；他们之间虽有思想差距，但相当亲密，无拘无束，有时谈论颇欢，有时略有争吵。据陈占勤着《陈少白年谱》（第53-54页）描述，1898年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翌年春，孙念康、梁与自己同是逃离祖国到日本之人，而且都为“国事尽瘁，方法虽异，目标相同”，便想亲自登门拜访慰问，借敦友谊。但是，康冥顽不悟，竟然以帝师自居，又妄称“身奉清帝衣诏”，托辞不见。后来，孙再次约康、梁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康却爽约，仅梁单独赴会。结果只有孙中山、陈少白、犬养毅、梁启超四人围坐共议。他们对时局认识、互相合作等问题各抒己见，谈得甚详。临别时，梁答应将讨论的内容转达给康，再予以答复。后因康骄气太盛，而无法融合。至3、4月间，孙与梁在横滨继续就合作之事进行多次会谈，甚至拟订过联合的立会计划、联合章程。当然，还是因为康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又据梁的女儿梁思顺回忆：有一次，曾看到父亲来回度于室中，而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大谈革命，状至融合。特别是对孙的革命主张以及土地国有等问题，梁甚是赞同。又有一次，孙在日本到访梁家，饭后二人在二楼交谈，开始时较平和，后来争论声越发越大，将近天亮还是友好分手。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差，是从1903年梁到檀香山筹款，以及听从康的命令极力推行勤王保皇开始的。孙是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人物，加上兴中会正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组织惠州起义，是絶对不会接受改良派的立场和做法的。此时，孙梁不仅不能联合，而且之间的矛盾对立越来越大，成为政治对手；孙甚至亲笔连续发文，清除保皇党的余毒，与保皇党从组织上、思想上划清界线。后来，梁在三党合并中遇到阻力，便提出“吾今拟与政治絶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 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巨人最后一次见面，竟是阴阳相隔。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14日，梁前往吊唁遗体，认为“国家一大不幸”，“失声哀悼”。

　　梁孙相会，共商国是，议联合，倡革命，虽未果，但在孙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梁的历史贡献仍是巨大的。胡适在回顾辛亥革命原因时就曾这样评价：“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我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当之无愧。”(见于杨友麒、吴荔明着《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第177页)

　　(2019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