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由混沌初开，终将归于混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混混沌沌大半生，总想活个明白，终于明白了难得糊涂。到了喜欢回忆往事的年龄，多数往事仍是一片模糊。拾得只鸿半爪，以记过去的混沌生涯。

　　喧闹童年

　　本人1957年农历7月18日出生于湖北浠水县关口区胡河公社丰胜大队第十小队（现为关口镇学院村六秀塆村民小组）。其时国内正在搞大鸣大放，故父母给我取名为“畅鸣”（后来自作主张改为“倡民”）。由于父母在县里和公社工作，我幼时与祖父母一起生活。我的一位远房哥哥在关口区委办公室当秘书，是区里的“笔杆子”。祖父要我以这位大哥为榜样，说将来能有他那样出息就好了，还准备以他的名字作为我的号，但因我母亲反对而作罢。母亲则以我舅舅为荣——舅舅是周边几个村解放后考取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当时在罗田县城关中学任教，颇受乡邻们尊重，自然也对我们有很大影响。祖父念过十多年私塾，不善农桑，却通文墨，我得以接受了“早期教育”，上学前已识得一些字，也从小受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观念的熏陶，把读书看得比较重要。

　　我发蒙的学校是一座仙姑庙改建的，只有三位老师。因为开班不全，我小学一年级只读了半年，二年级读完后，又跳到四年级。“文革”伊始，天天莫名兴奋地跟着游行，开批斗会，还曾经揣着5毛钱，跟随几位高年级同学步行去一百多公里外的副统帅家乡参观，半路上因炎热饥渴而中暑，差点丢了小命。后来仙姑庙被拆，学校停课。一年后，原来的小学变成初中，小学改由大队办。高年级同学对我说，还读个么小学唦，上初中去！于是，我背起书包，端着墨水瓶，从小学五年级直接跑去上初中。算起来，我只读了三年半小学，童年就在吵闹（鸣放）中开始，在吵闹（“文革”）中结束。

　　懵懂少年

　　1967年，家乡爆发流行性乙型脑炎，我未能幸免。在家高烧两天后，母亲从公社赶回，请了两位乡亲，用竹床绑了个担架，步行70里，抬到县医院救治。据医生说再晚几个小时，就没得救了。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给我留下了严重后遗症，反应迟钝，耳朵也有些聋，语言交流困难，人送一个颇有老庄意味的绰号：混沌子（傻瓜的意思）。后来虽然略有恢复，回学校混着时日，但同学的嘲笑和大人的怜悯，使我极度自卑和自闭，只有在书中寻找一些寄托。我到处搜罗各种书籍，一次还和同学一起撬开老师的房门，偷了几本学校收缴的“四旧”书刊。由于作案手段拙劣，老师很快破了案，见“案犯”中有我，惊奇大于气愤，居然没有上纲上线开批斗会，只让我们写了份检讨书了事。

　　对于初中学了什么，已没有多少印象，只记得学过农机知识。两年初中读完，附近的官桥小学（完小）办瞭高中班，我们赶马混骡子的就成瞭高中生。1971年，社会上传言要恢复高考，使学子们重燃希望。因“文革”停课而无学可上的老三届初中生，甚至还有老三届高中生，都跑来跟我们一起上高中，当时就被称作三代同堂。老三届同学造过反、串过联，有的还跑到北京见过伟大领袖，见多识广，狂热浪漫。他们谈理想人生，我们近朱近墨，潜移默化，渐渐成为一帮狂妄少年，自命不凡，志存高远。尽管睡着30多人一屋的大通铺，肚子常常饿得咕咕叫，我们倒也安贫乐学。有时上完晚自习，还会与几个同学跑到后山坡上，对月抒怀，神游万里。然而，毕竟是小学办高中，而且政治依然居第一位，我们能学到的知识实在有限。1973年春季高中毕业时，我才15岁多，就此走过了求知的最佳年龄，学了点一知半解的知识，居然背上了知识青年的名号，懵懵懂懂地走向了社会。

　　莽撞青年

　　此时我家已随父母迁至县城，吃上了商品粮。但城镇知青必须下乡，自幼在农村长大的我，在时代大潮的席卷之下，又挑着行李，不情不愿地回到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的知青政策是下乡满两年，就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我怀揣着一线希望，来到丰胜大队茶厂，参加开荒、栽茶、施肥，学会了手工制作緑茶。茶厂不缺菜，但缺食油。肚子里没啥油水，饭量就特别大，一顿能吃一斤半米饭。实在寡不过，只好从家里带一瓶猪油去拌饭吃。尽管我认真接受再教育，努力想表现得好一点，去争取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然而，事实上所谓群众推荐早已演变成比出身、比关系、比门路，自己的父母无权无势，招生的名额不可能落到我头上。

　　两年后，我被招工到县农机厂，在金工车间当学徒，学的是车工。此时我感到梦想破灭，看不到希望，空闲时就和几个工友去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偶尔写一些标语口号式的诗向报刊投稿，一次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退稿信时，厂办把我叫去问了半天——他们也是头回看到国家级杂志社的信封。1977年冬天，中央决定恢复高考，这对我们来讲才是真正的春雷。距考试时间只剩一个月了，厂里竟卡着不让我报名（报名需单位批准）。人被逼急了真的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我像疯了一样四处找人反映，从工业局到教育局，从招办主任到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最后直接闯到县委书记家告状，终于争到了报名资格。高考初选名单下来，我的名字赫然在列。却不料厂里在政审材料中做了手脚，最终未被録取。我痛苦至极，跑到一个无人的河滩像野狼一样嚎叫，怨恨命运不公。1978年，新的招生政策出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政审材料必须由本人签字，不用担心遭人暗算。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被武汉大学録取，弟弟也收到了武汉钢院的通知书。弟兄俩同时考上大学，小小县城为之轰动。

　　求索盛年

　　戴上武大的校徽，自觉春风得意。谁知到校没几天，就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我和弟弟匆匆赶回县医院，弥留之中的父亲睁眼看了看我们，眼角滚下几滴泪水，就溘然长逝。作为长子，深深体味到家中塌了顶梁柱的悲凉。仅靠母亲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我兄妹五人读书。若非当时的助学金制度，恐怕我只能退学。经济上的窘迫我倒不太在乎，那时大家贫富观念也比较淡。只是与一帮功底深厚、才华横溢的同学们比起来，我有些底气不足，又拙于言辞，不善交流，显得很不自信。上大学前，还以为文学系是培养作家写手什么的，来了之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自己既缺乏理论素养，又不善逻辑思维，做研究、写论文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只好恶补理论知识，找一些枯燥乏味的文学评论书看，苦练写评论和论文，但收效甚微。到了大四，我才找到一些感觉，可惜又要离开学校了，自认不是块做学问的料。

　　毕业分配时，我被告知有家单位看了我的档案，要和我见一面，但只让我到校行政楼前走一遭，搞得神神秘秘的，并不知“偷窥”者是何方神圣。直到宣布分配方案时，我才知道被湖北省委办公厅相中。尽管专业并不对口，当时也欣然接受了。后来慢慢明白，毕业时我对自己缺乏理性定位，骨子里又有一些农民意识作祟，导致我走上了一条非我所长、也非我所愿的道路。

　　蹉跎壮年

　　到单位报到后，被安排在信访处工作。我上大学多少得益于上访，毕业后又从事信访工作，这也许也是一种宿命。本人受性格和为人原则局限，总想守住独立人格和精神，有时像局外人看别人你争我斗，在机关上下左右的互动中，显得有些生涩另类，对处理机关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大开窍，瞭解我的人都觉得我进错了门。但是，当我以微薄之力，为上访人奔走呼号，最终有了结果，改变了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的命运，自己也会有些许的成就感；创办省委、省政府群众批评建议信箱，开启了一条民主通道，为信访工作从单纯平反冤假错案转向关注现实问题作了一点贡献；业余时间仍做着文学梦，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及散文等，还在夏武全、许向明主持的《长江日报》散文征文中拿过大奬，得到了一笔巨额奬金（150元，当时还真不算少）。

　　信访工作接触的都是一些社会负面的东西，每天与上访人和上访信件打交道，常常深度披览特殊年代的人生悲剧，深刻体验了人生的苦难与无常，心情备感压抑。不久病由心生，为病所困，时做时休。期间想换个与专业相近的工作，也因身体不好等因素而搁浅。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淡定中年

　　1992年，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为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政策》杂志，将我网罗过来。虽不尽如己意，但因人到中年，懒得从头起步，也就定下心来，当作职业或者说饭碗，勉力为之。尽管处世依然木讷懵懂，自知本色难以改变，只能随它去了。好在政研室以文辅政，靠笔杆子立足，正好回应了爷爷当年对我的期待。十几年来，除了起草诸如省党代会报告等文稿，主要是通过调查和研究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为省委提供决策服务。看到自己的调研成果被采纳应用，多少可以对域内经济社会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虽谈不上什么大事业，但也算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形式吧。这个地方于名利上没有多大想头，少了很多纷扰，倒也落个清净自在，因而心态日趋平和淡定。

　　世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很难说有什么最佳选择。只要一路前行，处处皆成风景，关键在于欣赏者的眼光和心情，怡人处未必在顶峰。现在想来，当年乡邻无意中给我起的绰号，竟与“难得糊涂”有异曲同工之趣。混沌是一种人生态度，至精至明可能活得很累很沉重；混沌是一种人生境界，至清至纯何以面对凡尘俗世；混沌也是一种人生归宿，至高至远处方见沧海桑田。

　　2014年11月

　　郭倡民简历　（学号787050）

　　男，汉族，1957年8月13日出生。网名：胡子。籍贯：湖北浠水。

　　1963年春—1968年春，浠水县关口区胡河公社仙姑庙小学学生；

　　1969年春—1973年春，在浠水县关口区胡河公社官桥中学读初中、高中（1971年在浠水县城关中学插班一年）；

　　1973年10月—1975年11月，浠水县关口公社丰胜大队知青；

　　1975年11月—1978年9月，浠水县农机厂工人；

　　1978年9月—1982年7月，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湖北（浠水）考生；

　　1982年7月—1992年10月，毕业分配至湖北省委办公厅信访处，科员、科级干事；

　　1992年10月至今，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刊处副处长、社会处处长，省委政研室（省改革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