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53年生于武汉，今年61岁。

　　16岁以前，我是在武汉度过的。从1960年到1965年，我在武汉市最好的小学之一的学校就读。当时，这所小学是武汉市为数极少的最早试行五年制的学校，我是首届小学五年制学生，还担任班长，班主任是武汉市非常有名的先进教师。我的小学时代是幸运的，它几乎奠定了我后来人生的主要思想基础和文化根底；在品德上，诚实、忠诚、勤奋、宽厚成为我后来生活道路上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觉。

　　从1965年9月至1966年7月，是我唯一可称得上是读中学的一学年。在考中学时，几分之差，没考上当时武汉市最好的中学，却分到了一个很差的中学。但在这所中学里，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重用，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当时我不到13岁，比大多数同学小一岁，因为我小学少读一年。

　　“文革”刚开始时，我又红火了一阵。在批判“三家村”时，被指定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不少大会的发言。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只知仿照报上的词句，故作激愤状地声讨一番。当成立“校文革委员会”时，我还当选为文革委员。到了1966年的8月份，血统论盛行起来，我一下子成了黑七类子弟，被驱逐出了校“文革”。

　　我“出身”不好，填成分时，填的是“旧军人”。我父亲是个孤儿，1938年为求生计，报名参加了当时在武汉征兵的国民党军队，说是为了抗日。在军队中，可能是由于勇敢、聪明，被送到炮兵学校学习了几年，便渐被提升，到1948年淮海战役时，已是黄维兵团中的一个代理炮兵连长。在双堆集被俘后，学习了几个月，本可留在解放军中，但他不愿打仗了，便回了武汉。于是我便有了这个“出身不好”的印记，并从此对我后来近十年的生活产生影响。

　　二

　　我是1969年元月下乡插队的，正宗“老三届”，当时不满16岁。

　　我下放到湖北省蒲圻县官塘区，并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

　　在农村当知青时，我尝到了磨炼的滋味，并经受住了这种磨炼。我承受过常人难以承受的劳动强度，受过饥寒交迫的折磨。我下放的地方，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从1969年到1972年，每年的正月十五过后，直到七月中旬收获早稻，有近4个月吃不饱的日子，以麦麸、谷糠、野菜、豆饼充饥是常事。而我们则比农民还不如，常常是靠农民送或厚着脸皮讨要一些野菜粑来充饥。捱饿的苦也是一所大学校，挨过饿的人是没有什么苦不能吃的。

　　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城市陆续来农村招工了。其他的知青陆续被招走了，但我却屡招不走。原因有二：一是家庭出身不好，二是眼睛近视。由是我当了整整三年地地道道的农民。

　　1972年，当地供销社开展整顿财贸队伍的运动，我被推荐参加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供销社当工作队员，运动结束后便被招进了供销社当营业员，一干就是将近七年。我站过柜台，当过送货下乡的货郎，也当过农村代销店的管理员。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并上了初选线，但大学却没上成。当时供销社正开展“三讲”运动，讲对粉碎“四人帮”的认识等。上面来的工作组鼓励大家讲真话，别人都讲对“四人帮”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我却如实谈了我的认识过程。当时工作组称赞我讲了真话，过后却在我的入学政审中做了“思想反动”的结论。别人都陆陆续续接到入学通知书了，我的通知书却久等不来，一打听才知是政审出了问题。我忍无可忍，找到工作组和单位领导据理力争。他们自知理亏，答应如果再考取了，决不作梗。当1978年我再次高考上线时，上面规定政审材料必须本人签字。工作组和单位领导不仅不再说我思想反动，而且把政审鉴定写得很好，让我过目。这前后两种不同的态度，令我哑然。我终于可以走进大学了。

　　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家庭出身问题曾长期困扰心头，在农村当农民、当营业员的近十年中，它曾经使我失去了许多次招工、入团、上学读书的机会。尽管我在劳动和工作中比他人付出加倍的努力，但这些机会长期与我无缘，至多我也只是一个被认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高考开始后，对填写家庭出身有了新的规定，由填写解放前三年父亲的职业改为填写父亲解放后的职业，我的家庭出身成了工人。我从“家庭出身”中解放出来了。

　　三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这种转折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从农村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武汉，而在于我获得了重新系统学习的机会，阻断了十多年的读书梦终于实现了；而在于从过去狭隘的眼界中跳出来，视野大开，信息量猛增；还在于在大学里认识了一大批从人格、从知识上都比我优秀得多的同学们，许多同学的真诚、质檏、热情、思想敏鋭等等都足以令我受益终身。

　　毕业留校，当了两年《写作》杂志的编辑。1984年9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班。

　　两年的复旦大学的学习，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转折。它不仅确定了我后来的专业方向。更通过研究生的学习，改变了我原本较为僵化的头脑。我不再“正统”了。

　　1986年研究生班毕业后，重新回到武大，在新闻系任教，直到退休。其间有遂意时的欢欣，也有失意时的低落，风风雨雨，一言难尽。

　　1989年“六四”后，学校搞两清，一时间气氛紧张异常。因有学生诬告我在课堂咒骂领导人，而险遭整肃。幸有同事们、朋友们帮忙，或为我辩诬，或给我报信，逃过此劫。其时，我仍不改真话直说的毛病，会上当面痛责工作组的极“左”行径，为被整同志仗义执言，因而颇为同仁所尊重。

　　1992年出现“下海”热，受其影响，我和几位同事组织了一个以市场调查和广告宣传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折腾了一年多，虽没赚到钱，但算是一来贴近了社会，二来多学了一套本事，果真将来教不成书了，也不致饿死。

　　1994年，承蒙老同学郭伟峰启发和帮助，又和亦师亦友的老院长一起组织起台港澳新闻研究中心，在全国的高校新闻学专业中，率先提出研究“一国两制”新闻学问题。1995年遂以研究台湾新闻的名义赴台访问考察数周，国门未出，算作出境了。

　　在大学教书，最大的好处是比较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在时间的支配上、工作的内容上比较自由，更让人觉得可贵的是思考和说话比较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有那些老老实实地追求真理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的，当他们不图名利、不顾俗流、不怕压力地追求真理的时候，他们会自由地说话，说老实话；在他们心目中，有一个令他们景仰的榜样，那就是顾准。我极希望自己能成为那种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

　　四

　　以上是我在十多年前，纪念老八舍同学相逢20年时所写。

　　今年，和全年级的兄弟姐妹们相逢36年了，转眼又过了16年。去年，我退休了，不过，还兼有一些课程和工作。这16年，一如既往，教书匠一个，往来于卧室与教室之间，干读书与教书之事，并无多大长进与变化。但细想来，社会的变化对生活和观念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十多年中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互联网的普及，有了互联网，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获得更加充分而广泛的信息，可以前所未有地自由表达言论，可以更加经常和密切地与朋友们保持联系。对于我们同学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是骆苗创立的“老八舍网站”，它使我们仍像30年前那样还生活在老八舍那座宿舍里，大家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我记得是乔以钢最早向我们推荐的一个叫作“思想的境界”的网站，使我像找到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一样惊喜不已；难忘的“老八舍论坛”上的一篇篇博文，成为我瞭解外部世界的重要信息资源；像流水一般坚持流淌下来的“老八舍夜话”，更是一个巨大的引力场，牢牢地维系着我们的彼此依恋和牵挂。所以当一旦无法打开“老八舍”时，会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不过，“老八舍夜话”还是谢幕了，但取代它的是更方便更快捷的“老八舍微信群”，它成为我们新的依恋。

　　谢谢“老八舍”——这一群人和一个媒介！愿“老八舍”永存！

　　2014年12月2日于武汉

　　李卓钧简历　（学号787039）

　　男，汉族，1953年3月25日生于武汉。网名：lzj。籍贯：湖北武汉。

　　1965年小学毕业。

　　1965年—1968年，就读于武汉市井冈山中学（原名集贤村中学）。

　　1969年—1972年，在湖北省蒲圻县（今为赤壁市）下放当知青。

　　1972年—1978年，在下放所在地的农村供销社工作。

　　1978年—1982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湖北（蒲圻）考生。

　　1982年—1984年，在武汉大学《写作》杂志当编辑。

　　1984年—198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

　　1986年—现在，在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当老师，现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