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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命之年正年轻

  故 乡

  小时候,站在村边的河堤上,向北眺望,青青的、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在滚动的白云中,巍峨挺拔,势如万马奔腾;向南望去,緑緑的、坦荡辽阔的大平原,一望无际,犹似画卷舒展。冬春天,遍地緑油油的麦苗,在和风吹拂下,宛如万顷海涛;夏秋季,亭亭而立的玉米妆成的青纱帐,碧緑连天。每到寒暑假我便会跟着大人们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也把汗滴洒进了这片孕育着希望的土地。

  1955年12月,我呱呱坠地于斯——河南省博爱县。博爱,挺有现代味道,传说,是冯玉祥将军在此驻军时改的名字。我在月山寺的石碑上清晰地发现,过去俺们这个地方叫河内县,隶属于怀庆府,现在则隶属于焦作市。

  俺们这个村,叫马庄村。

  我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少年,迈向了青年时代。童年、少年时常玩的游戏有推铁环、滚玻璃球、打木陀螺。白天,在小树林里捉知了;晚上,在月光下捉迷藏。在村旁的小河里,我捉过鱼,掏过螃蟹;游泳,唯一的姿势是狗爬。那时候,河水是清的,没有污染。我读完了小学,在“复课闹革命”中读完了初中、高中。1969年,读初一时加入了共青团。

  1973年12月,高中毕业后,在村办小学里当了两年“灵魂工程师”,呵呵,教三、四年级语文课并一直任班主任。

  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培育我成长的地方。

  投笔从戎

  一帮新兵蛋蛋,在月山车站登上了南下的运兵专列。在一簇簇亲友挥动的臂林中,列车喷出团团气雾,喘息着,徐徐启动了。我参军了!这一天,正好是1975年元旦。

  头顶五角星,一身橄榄緑,是大多数农村青年的向往。混好了,弄身四个口袋的上衣穿穿;差不离的,攥上一张党票;不济的,吃几年大米,开开眼界;也有为国捐躯的,那就二十年后再成一条好汉吧!

  1976年,当了副班长,同年11月,入了党。

  1977年,当了班长。1976与1977年,连续两年获连队嘉奬。

  军营,是武夫之所在。我呢,在这群武夫中,尚有几分“文痞”气。由于写的几首歪诗出现在连队的壁报上,1975年夏天,我参加了师宣传科组织的通讯学习班,为时两月有余。一边学理论,一边下各连队采访。

  由于笔耕不断,诚如赵健所言,写的大都是“树上喜鹊叫喳喳”之类的诗歌,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还是有幸于1976年冬参加了武汉军区空军文化部召开的文艺创作会议,并领受了一篇小说、七首诗歌的见报任务。然敝人无能,只见报了一首诗歌,便从正规军转为了民兵。

  团广播员梁长高是我要好的老乡,与首长们接触的机会较多。他问我:“薛副政委向我透露,他看好你,想把你弄来团部,先提个干事,排级。然后,再下到连队,提个副指导员什么的。可是,你怎么老缠着他要求退伍呢?”

  是啊,穿四个口袋的上衣,我所欲也;坐在大学神圣的殿堂里读书,亦我所欲也。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1977年底,家乡不少同学及师弟们纷纷来信,告曰其被某某大学録取。而连队文书告诉我,已经接到通知,你是师宣传科指定留下来的人。

  我坐不住了。与其把命运交给别人决定,不如放手一搏,自己主宰前途,愿赌服输,虽饮恨而无悔!经过艰难抉择,我泡上了薛副政委。兵仔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找我们指导员几句话就解决了。感谢薛永堂副政委!

  在卡车上,我频频挥手,与战友们依依惜别。

  相聚珞珈山

  初经风雨的小船在外颠簸了三年有余后,又回到了起锚的港湾,1978年3月中旬,我退伍回到了家乡,又当上孩子王。

  虽然目标明确,勇气可嘉,但是,那时的高考,人人都说无异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过一线天。八舍诸友,皆有此劫,个中酸辛自心知!5年之久,没有染指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之类的东东了。从3月中旬到7月初,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只有3个多月,白天要备课、授课、批改学生作业,人生杂务一项也不能少。真正属于我支配的时间只能是晚上。二弟对母亲说:“早晨上学路过哥哥的宿舍时,从窗户里看到他还趴在办公桌上睡觉。好可怜啊!”

  谢天谢地谢自己!如愿以偿。1978年10月初,我来到了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樱花园中。哈哈,融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与突破!

  由于新生中拥有党票者甚少,我历任年级团支部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系学生党支部书记。由于同学们捧场,连续四年被评选为三好学生。参加武汉大学写作比赛,获二等奬。参加中文系78级毕业论文演讲比赛,获二等奬。

  録于此,聊以备忘,且为耄耋之年与孙辈谈笑之资。

  珞珈山,东湖水,老斋舍,樱花道,如诗如画的风景生成美丽的校园;寝室,教室,饭堂,阅览室,年轻的脚步踩在几点坐标组成的网路上,弹奏出激越的青春之歌!大操场上,晨曦中跑步的身影;桂花林中,抑扬的外语对话;东湖泳池,猿臂划开碧浪;樱花树下,惬意的轻松漫步;老八舍里,象棋对抗的沉默与欢笑;文艺晚会,来教授、隋圻悠扬的小提琴声;难忘啊,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在教育部

  1982年8月中旬,我来到了位于北京西单大木仓胡衕的教育部人事司报到,被分配到生产供应局勤工俭学处(后更名为条件装备司校办产业处)上班。

  回首当年,虽然口袋里摸不出几个铜板,但是有一腔热血,浑身干劲。人,还是年轻好啊!经过十年浩劫,教育部同样出现了人才断档的现象。我们这个处是新设立的,共三个人:处长、副处长和我。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刚刚召开了全国勤工俭学工作会议,诸事繁多。我这个新手乍一上路,就屁颠颠地忙开了。

  我对于工作,可谓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983年,我担任了生产供应局团总支书记、党总支青年委员职务。7月,被教育部机关党委表彰为优秀党员;10月,任教育部机关团委副书记。本来拟任专职书记的,我们处及局领导说什么也不放人。要不,有可能走走共青团路线。呵呵,后半生历程改写。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深圳经济特区崭露头角。应深圳市教育局之邀,教育部党组审时度势,决定由我处牵头,募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有关单位资金,在深圳经济特区筹建“中国教育服务中心”,进一步推动全国校办产业发展。

  1984年11月,受教育部办公厅委派,担负着全国24个省、市教育部门的重托,我和魏连元处长,乘机南下了。连批发与零售业务都区分不清的我,要到改革开放的前沿经商了。“孔雀东南飞”,心绪直徘徊啊!

  国贸旋转厅

  1984年12月到1985年12月,任中国教育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筹建一个新公司的艰难,一言难尽!1985年1月到1993年3月,担任深圳国贸饮食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1988年,被国家教委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评为经济师。

  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共50层,在罗湖区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中,傲立群雄,直插云霄,时为全国第一高楼,是深圳市标志性建筑。深圳国贸饮食企业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011)、中国教育服务中心、香港天安(中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共同投资组建的大型餐饮企业,下辖四个经营单元:食街、牡丹厅海鲜大酒楼、雅仕阁咖啡厅、国贸旋转中餐厅,营业面积达数千平方米。

  大部分同学到过此地,我有幸与众同学把盏共欢。只是听说李昕初到此地,曾经在楼下排队购票。设若当时知道我在此处,不仅可以免去排队之苦,还可以相聚神侃一番。

  我曾经陪联合国劳工部的两位客人在旋转餐厅转了一圈。参观后,他们由衷地说:“十几年时间,平地拔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了不起,中国人创造了奇迹!”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旋转餐厅是深圳市接待办和外事办的重要定点单位,接待任务繁重。邓小平、江泽民、赵紫阳、李鹏、乔石、彭真、田纪云、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纷纷莅临视察;尤其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央各部委与各省、市领导纷至沓来;各国元首、政要来访不断,警车笛声三天两头在楼下鸣响。虽然公司十分重视接待工作,但是也有漏底子的时候。

  事情发生在1989年的春节期间。1988年,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庆功大会后,留下必要的员工值班,大部分员工放假。此时,赵紫阳总书记来了,在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陪同下,登上了旋转餐厅。往日喧闹的餐厅,自然十分冷清。问题出在电梯中转上。当一行领导上了42楼的中转电梯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厦管理公司的电梯员没有及时跟进,以至没有人按下电梯按扭,由于电梯是电脑自动控制的,到达49楼后梯门没有打开,又降落回到42层。接待工作结束后,物业发展集团(兼国贸饮食公司)的马董事长找来我和大厦管理公司的陆总经理分析原因。弄清原委后,马董事长指着陆总的鼻子破口大骂:“如果倒退十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呵呵,我的乖乖!

  1992年春天,旋转餐厅迎来了最尊贵的客人——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很多内容,是我在旋转餐厅亲耳聆听到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大型报导,全国各大报纸皆有转载;《春天的故事》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我这里只能说,邓小平先生是旋转餐厅开业以来唯一停业接待的客人,邓小平先生在旋转餐厅只喝了一杯茶。

  河南电视台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我说:邓小平先生在旋转餐厅的讲话内容,应该是深思熟虑、成竹在胸的。他不在旋转餐厅上讲,也一定会在其它合适的地方讲。但是,历史为旋转餐厅提供了一个机遇,邓小平先生在旋转餐厅上讲了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公司全体员工,感到由衷的欣慰!

  更上层楼乎

  1992年5—6月间,中国深圳教育企业总公司(由中国教育服务中心更名而来)召开股东大会,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邹时炎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我被聘任为副总经理。

  1993年3月,我离开深圳国贸饮食公司到总公司就任。

  兴办深圳经济特区,国家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老深圳人说:深圳的起家,靠三皮。一曰脸皮,二曰嘴皮,三曰地皮。脸皮要厚,不怕批评,不怕议论,遇到緑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嘴皮要薄,舌灿莲花,吸引来人才,吸引来资金,吸引来项目;地皮宝贵,不可再生,转让地皮聚财,地皮入股生财。关于地皮,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早已得其精要了。人人都说,在深圳,弄到了地皮,就等于弄到了钱。我想给总公司弄块地皮!

  1994年夏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各省、市领导必然参加。机会悄然来临。解铃还须系铃人,我飞到北京,找到了邹时炎同志。会议期间,邹时炎部长宴请了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厉有为同志。

  我从北京返回深圳不久,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李容根同志召见了我们:“有人以权谋私,我以权谋教。我现在正好主管教育与国土,你们赶快将申请上报,我们快批!”

  大概到1994年底,深圳市国土规划局批给了公司两块土地。一块位于竹子林,商业用地,一万平方米;一块位于科技园,科技工业用地,一万平方米。

  1995年,我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1996年起,任公司代总经理、总经理。

  有了土地,没有钱。呵呵,找单位合作建房。

  我想到了上市融资。当时,上市要有额度,中央各部委皆有份额,教育部当然也有。我向主管副部长张保庆同志汇报,张保庆副部长欣然支持,反复强调我们要把基础工作夯实,额度他给。深圳的证券界,活跃着不少武大经济系毕业的学子,他们出主意说:“仅靠房地产,不容易获得证监委审批通过。要想上市,最好发展高科技项目。”难题又来了。

  公司从中国科技大学聘请的张教授,在国内率先突破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相互转换,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教育之星”多媒体教学信息校园网络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认定。呵呵,属于高科技项目。很快,在全国教育装备战线,“教育之星”品牌系列产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政策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中央各部委上市额度取消了。想通过上市融资大发展的希望一下变得遥不可及。

  年年年难过,年年年要过。峰峦叠嶂,山重水复,路该怎么走?

  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战略融资。深圳有人戏称:卖儿卖女卖自己。

  在张保庆副部长的精心指导下,促成了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的合作,公司以多媒体教学信息校园网络系统技术入股,北大方正集团投资,组建了深圳市方正育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企图用方正之品牌,行政之力量,教育之市场,一举打开局面。

  经过艰难复杂的商务谈判,总公司终于与北京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达成了“卖自己”的协议。以“战略进攻”掩盖“战略退却”。

  我想改变公司持股结构,激活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高管凝聚力,让办公室草拟瞭高管与员工持股方案。呵呵,董事会通不过。

  1999年11月17日下午,我就多媒体电教自动化教室项目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的老总洽商,希望引进风险投资资金。晚上,血压突然升高,心跳突然加速,我住医院了。

  “百家论坛”里王立群教授评秦始皇时谈到“四行”:一、自己要行;二、要有人说你行;三、说你行的人要行;四、身体要行。上楼乎?下楼乎?身体有恙,徒呼奈何?万物皆有道,自然最平和。

  自己当老板

  住院、出院;再住院、再出院。从1999年11月中旬到2000年春节,三进三出,做了各种检查、化验,最后医生确诊为:高血压病,系植物神经紊乱,属功能性疾病,没有器质性病变,身心透支过度,需要多休息。

  住院时,寇勤与深圳众“老八舍”舍友到医院亲切探视;在家中静养时,杨胜群和李为民到寒舍亲切慰问。我在这里说一声:谢谢了!

  但是,我就是不能上班。即使在家里,一听公司同事汇报工作就犯病,血压就升高,心跳就加快。真真邪门!

  晚上,在医院的阳台上散步,冬风凛冽。心头蓦然升起诸葛亮六出祁山时五丈原秋风中的感觉,胸中阵阵悲凉。“孤臣无力可回天”,出师未捷啊!

  不得已的休息,使我有了更多时间的思考。公司一个同事曾经忠告我:国营企业弊端太多,我们公司又处于竞争领域。因此,你在打一场永远也无法打赢的战争。我当时回答:我并不奢望全胜,我只想取得阶段性的局部胜利,然后从容退出。看来,阶段性的局部胜利也属奢望。

  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英雄”时,他其实已经是“狗熊”了。过往工作的是是非非,已经成为历史,即使让你重新来过,也不见得就能完全正确。病牛拉破车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对于公司,让位于他人,或许能另辟生路,免得自己占着茅坑不拉屎。对于个人,“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先调养好身体再说。经理一届任期已满,我决定在换届中退出。

  2000年5月,我完全卸任。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每天早晨打太极拳,晚上散步。

  2002年1月到2003年12月,在方正集团张兆东总裁的安排下,我到方正科技集团任教育市场顾问。呵呵,这是闲差,既可养病,又可拿钱。上网、打字,就是那时学会的。2002年底,我有机会到教育部所属的语文出版社上班,用李昕的话,叫“回归体制内”,经过考虑,我放弃了。但是,我由衷地感谢语文出版社的领导们!

  2003年起,血压基本稳定,身体逐渐好转。在方正科技,我不用坐班。人闲手痒,于是乎,我与亲友共同出资成立了深圳市三好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液压机械产品。我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个“官”,不是红头文件任命的,也不是自封的哦,股东们选举的。

  于新兴企业,深圳流传一句行话:一年亏,二年平,三年盈。三好公司没有能够摆脱这一规律。2003年,三好公司微亏;2004年,持平;2005年,进入盈利状态。

  三好公司,是饭碗,也是倦鸟归来的歇息之巢。

  闯关东

  2005年9月底,教育部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是沈阳一家企业,想开展教材推广业务,问我肯否出山。久静思动。2005年国庆期间,我飞扺沈阳,考察了这家企业。在桃仙机场,老朋友、辽宁省教育厅副厅级干部邱正军同志接站,他退休后在翰文集团公司任顾问。我心里一下子有底了。

  国庆过后,我辞去三好公司经理职务,在知命之年,只身闯关东了。

  2005年10月,任翰文集团教材公司经理。2006年6月,翰文集团内部整合,教材公司与书城合并,出任翰文书城总经理。一年时间,书城扭亏为盈,出现了向上的拐点。2008年7月开始,任翰文集团副总经理。

  在沈阳,我度过三个冬天了。

  2007年“五一”期间,拙荆到武汉同济医院手术,我与犬子赴汉陪同。关山联系的医院,武汉舍友,又是热情款待,又是亲切探视。拙荆及犬子一再要求,要我在行文中表示感谢。我这里肥喏一声:武汉舍友,谢谢了!

  附 记:

  二十多年了,诚如寇勤所说:我只会写“拟同意”几个字了。上一次,八舍领导令舍员们写点个人情况,我交了白卷。这次,实在不好意思再交白卷了。仔细思量,实是好事一桩。于是动手写下了以上的文字。文理不通,只能贻笑于八舍了。

  文章是交卷了,但是,人生尚在旅途。我辈舍友,还须背负人生之十字架,奋力前行!

  2008年8月于沈阳

  师月会简历 (学号787012)

  男,汉族,1955年12月24日出生。籍贯:河南博爱(现在隶属于焦作市)。

  1969年初一时加入共青团。1973年12月高中毕业后在村办小学当老师。

  1975年元旦参军,1976年任副班长,同年11月入党,1977年任班长。

  1978年3月退伍返乡,再当民办学校老师。

  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年级团支部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连续四年被评选为三好学生。

  1982年8月毕业分配到教育部生产供应局勤工俭学处。10月任教育部机关团委副书记。

  1984年12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国教育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筹建新公司。

  1985年1月至1993年3月,担任深圳国贸饮食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1988年被评为经济师。

  1992年5—6月间,被聘任为中国深圳教育企业总公司(由中国教育服务中心更名而来)副总经理。

  1996年起,任中国(深圳)教育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总经理、总经理(副司级)。

  1999年11月中旬到2000年春节,诊断患高血压病,2000年5月病休。

  2000年8月因工作需要出任深圳市方正育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组长(此前兼任该司的董事长),2001年12月清算工作结束。

  2002年1月到2003年12月,在方正科技集团任教育市场顾问。

  2003年起与亲友共同出资成立深圳市三好科技有限公司,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5年10月,辞去三好公司经理职务,任翰文集团教材公司经理。

  2006年6月,任翰文书城总经理。2008年7月起,任翰文集团副总经理。

  2013年3月,辞去翰文集团职务,回归深圳市三好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电子控制部经理。

  2015年12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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