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曝出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大肆为反对派政党及个人“政治捐款”的事件，黎背后的美国影子忽隐忽现。在美国，确实有些人对香港事务“很感兴趣”，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提上日程开始，美国对香港事务的“关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仅是经济利益使然，更重要的还有政治考量。
　　
　　上世纪80年代，中英两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为了确保美国在港利益，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酝酿，美国于1992年推出《美国—香港政策法》，确立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和具体关切点，包括支持香港民主化进程，保障人权，以及“密切关注”影响香港繁荣、稳定的各种因素等，并认为“美国应在1997年7月1日之前、当日及之后扮演积极的角色，以维护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以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该法案的第301条规定了报告制度，也就是要求国务卿向众议院发言人和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提交美国在港利益的情况，内容涵盖美国与香港关系的重大发展动态，影响美在港利益的各种情况，包括香港民主化的发展情况等。美国从1993年到2006年间的报告均是依据该条款（及2001年对该条款的修正案）发布。现在美国虽然已不再发布香港政策报告（301条款规定的报告制度已于2006年到期），但《美国—香港政策法》依然有效。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是美国对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虽然名为“总领事馆”，但它与美国驻华使馆级别相同，彼此没有隶属关系，都直接向美国务院负责。美国总领馆除处理签证等领事事务外，还广泛收集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2011年，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自2005年至2010年的近千份机密电报，坐实美国对香港各方面信息的收集与研判，以及美国与反对派头面人物的密切互动。2010年，杨苏棣（Stephen Young）出任驻港总领事，这位大使级官员在2005年担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期间，该国发生“颜色革命”。杨苏棣就任后，不断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发表评论，公然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言行多次受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批评”。2013年，杨苏棣离任，继任者夏千福的任命（Clifford Hart）被媒体解读为“大材小用”、“别有深意”。与他们的前任郭明瀚（James Cunningham）、唐若文（Joseph Donovan Jr.）等相比，杨苏棣和夏千福都有在台湾履职或处理台湾事务的经历，夏千福还曾从台独势力“去中国化”过程中提炼出“宁静革命”的概念。他们都精通中文，熟悉亚洲事务，最让人关注的是夏千福曾担任五角大楼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外交政策顾问。而现任副总领事俞天睦（Tom Cooney）也曾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做过两年的外交政策顾问。在美国决意重返亚洲，并把“亚太再平衡”政策视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方略之时，有军方工作背景的美国驻港总领事（们）所起的作用当然不会局限于香港。北京多番强调的香港的政改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絶非空穴来风。
　　
　　美国涉港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不容低估。一些组织自称是私人的、非营利性的，但实际上或多或少都有政府的影子，它们接受政府的资助，不遗余力地协助美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民主，其中对香港的民主、人权“兴趣浓厚”的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旨在通过非政府的渠道在全球推广民主。其资金一度全部由美国国会拨给，1994年之后，也接受私人捐赠。NED每年都会给香港的一些机构拨款，用于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保护人权、扩大劳工权益等，这些款项有的直接拨给组织，如人权监察、思汇政策研究所等，有的则通过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进行再分配。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专门设有香港项目，包括发布“香港民主化前景”系列报告，政党项目，民意调查，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妇女的政治参与等。它与香港的政党、社团、大学等合作，持续推进这些项目，并提供款项进行专项研究，可以说，对香港近年社会气氛的“政治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民主的方式大同小异，美国在香港也主要是鼓动公民社会，为所谓的“民主派人士”进行全方位的支持等，尤其是对后者，不仅在精神层面上予以支持，还大力提供资金，并有相关人员从旁协助。
　　
　　美国的精神支持主要体现在：一是发布报告，呼应泛民主派的主张。通过较系统地就香港当前的形势或某一问题进行论述，既貌似客观地记録香港的重大事件，又不露声色地强调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对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性，如美国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官方报告多次强调美国在香港是有实质、重大利益的，美国与香港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龢利益取向，为保证美国在港利益，美国应支持香港成为“建立在法治和尊重公民自由之上的民主社会的楷模”。如果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是对香港的“泛读”，那国际民主事务协会的香港项目就是对香港某些特定领域的“精研”，显示了非政府组织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来“推进民主”。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香港民主化前景”系列报告，从1997年开始，迄今共发布15期，内容从行政长官选举到立法会选举再到区议会选举，乃至主要官员问责制等全部涉及，并逐一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二是每逢香港有重大争议性事件，美国官方必然出来发声，变相支持泛民主派的观点。2003年围遶23条立法，时任驻港总领事祁俊文（James Keith）多次表示“关切”，2004年美国公布香港政策法年度报告，国务院代理发言人亚当·埃雷利（Adam Ereli）特地发表书面声明，对23条立法和人大常委会即将进行的释法“表示严重关注”，并称“美国坚决支持香港人民要求在香港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和普选的愿望”。围遶政制发展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驻港总领事更是屡次“越界”，声称支持所谓“真普选”，港人应有“最终发言权”等。三是不定期邀请反对派头面人物访美，增加反对派国际曝光率。李柱铭、陈方安生等反对派大佬数次访美，都受到较高规格的接见，如2003年，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见李柱铭，2005年时任国务卿赖斯又接见李柱铭，2014年4月5日，副总统拜登还在白宫“偶遇”李柱铭和陈方安生。而美国高官在访港时，也会接见反对派“知名人士”，为他们“加油打气”。 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来港访问，专门抽时间与公民党的余若薇会面，并表达“敬佩”之情，赠言其“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战斗下去”。
　　
　　资金支持。2004年，香港《英文虎报》(The Standard)曾曝出美国民主基金会通过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多年来一直资助香港的政党及其他团体，或开设工作坊培训演讲技巧，传授与传媒打交道的经验，或进行民调，或开展研究和举办论坛等。媒体曝光后，NED曾一度收敛，减少乃至在一些年份停止对NDI的拨款，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并没有间断。如2009年，NED除拨款给香港人权监察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外，还拨给NDI逾27万美元，以通过资助公共论坛或网上政治参与的方式，促进普通港人与政治人物之间有关政改的对话；2012年，NED又拨给NDI 46万美元用于促进普通港人尤其是大学生更有效地参与政改讨论。不过，在NED通过NDI用于香港的款项缩减的同时，香港反对派政党和团体的资金却并不见“缩水”，从2010年的“五区公投”到2013年钟庭耀的“全民公投”计划，反对派似乎从来“不差钱”。2011年，网上分享软件FOXY曝出黎智英自2005年以来多次资助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以及陈方安生、陈日君等。近期，媒体又曝光黎智英豪捐4000多万港币予香港反对派政党及人士，不禁让人联想，是否美国除了通过NED和NDI等非政府组织外，还有其他的渠道来完成它的“使命”？
　　
　　人手支援。为扩大影响力，反对派头面人物通常会聘用与美国政商界有一定关系的助手。此次黎智英政治献金事件中，其助手马克·西蒙的角色耐人寻味。他不仅协助黎智英给本地政党捐款，而且帮助老板跟美国政界维系“友好关系”。据悉，马克·西蒙是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父亲曾在中情局工作。他毕业于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曾在美国海军服役，负责情报分析工作，退役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航运公司Sea-Land Service工作。后在《华尔街日报》为社论主笔举办的一次晚宴上，经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首席撰稿人的比尔·麦昆（Bill McGurn）介绍认识了黎智英。2000年，马克·西蒙到壹传媒任职。自2003年开始，西蒙就不断以壹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身份捐款给美国政坛。西蒙还负责帮黎智英联系美国高层人员，如今年5月底，黎智英就与美国前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游艇密会，而沃尔福威茨曾介绍黎智英去缅甸投资房地产“圈钱”。李柱铭的前助理艾伦·伯克（Ellen Bork）同样非常活跃，她曾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得力助手，后任职于“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现为外交政策倡议（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民主与人权事务负责人。而介绍艾伦前来的李柱铭前外籍助理Minky Worden（胡丹）现为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席，主编《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Voices from the Global Fight for Women's Rights）和《中国大跃进》（China's Great Leap）等书。
　　
　　美国利用各种方式向香港渗透，对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关注，在香港的人员配置也越来越精干，力图“引导”、“影响”香港的政制发展。长远看，受制于中美亚洲博弈的大局，香港的“地位”可能会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美国需要香港这颗“棋子”，视之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突破口”，或利用香港制造事端牵制中国，这两种可能性幷存。从另一方面来说，香港的一些泛民主派人士也“需要”美国，他们希望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尤其是在政制发展问题上，“挟洋自重”或“挟美”以牵制中央政府。美国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在香港持续不断地积累，幷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就是因为有“合适”的土壤供其经营。而美国也极力发挥其软实力的作用，夏千福在“斯诺登事件”后尽力改善美国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如为拉近与港人距离，除不断“落区”体验香港传统文化，还举办“我的美国梦”比赛等。
　　
　　当前，香港的政改博弈进入深水区。最快8月底，人大常委会将就2016年立法会和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作出指引，也就是完成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二部，此后，香港还将在人大常委会指引的框架内讨论具体的政改方案，这将是整个政改进程的关键部分。在此过程中，各政党的动向固然值得关注，但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号称一直支持香港实现普选的美国。2017年若实现行政长官的普选，无论提名委员会阶段怎么运作，最终都将产生两个（以上）候选人交由香港全体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进行选举，而无论最终推出来的候选人是谁，只要有两个以上人选，都将是一场“零和”的竞争。各参与方必将开足马力进行拉票活动，由此带来的香港社会生态的深刻变化，才是香港政制发展进程中最具实质性的“改变”。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