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是中美双方总结过去，强化沟通，合作共赢的一个契机。然而，近期的中美关系却不太平，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继续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则严正要求“真正摒弃冷战思维”，“反对任何搞‘亚洲版北约’的企图”。香港，作为中美交锋最前线上的一颗棋子，近来也频频被美利用大作文章。
　　
　　美国一直宣称“长期支持香港的民主”，当前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特区政府正在进行的有关2016年立法会和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政改谘询。
　　
　　实际上，早在2013年5月，媒体曝出美六方会谈大使夏千福（Clifford A. Hart）将接替杨苏棣担任美驻港澳总领事时，就引发各界对美国“大材小用”这样一位精通中文、有海军任职背景、熟谙亚洲事务的人物的诸多解读，且普遍认为美将凭藉夏千福的才干助美进一步加强在亚洲的存在，并利用普选过渡期的香港在中美关系中巧做文章。
　　
　　夏千福在当年7月底扺港履新后，果然活跃异常，一方面走上街头、深入香港市民的生活，另一方面，频频与香港各界人士见面倾谈，屡次就香港民主、政改等问题发言。其做法受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宋哲的“警告”：政制发展是香港内部事务，外国政府和官员不应干涉，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无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插手和干预香港事务。也许是汲取了经验教训，也许是需要顾及的公务太多，夏千福目前已“低调”许多，不再冲在一线高谈阔论香港的政治与民主，只是品鉴香港美食，体验中国文化，用广东话拍片宣传“2014年我的美国梦比赛”等，做一些更容易拉近美国与香港人感情的工作。
　　
　　自去年底香港政改谘询正式启动以来，特区政府的三人专责小组会晤各界人士，听取各方意见，中央政府也不断申明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决定基础上的普选原则与立场。有鉴于此，美国迅速调整其“定位”与“职责”，由主动讲、主动做转为只做不说，或做了再说，专注幕后指挥与搭台，而把前台唱戏的机会留给反对派。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动作：
　　
　　一是高层会晤，由美国高层官员或国会议员会见反对派人士。一方面增加香港问题曝光度，另一方面让更多有分量、有级别的美国人“瞭解”香港民主发展情况，变相就香港政改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2014年2月2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Ed Royce）率团访港，闭门会见了民主派大佬李柱铭和“香港2020”发起人、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该次会面由美国驻港总领馆一手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李、陈二人会谈些什么观点。3月29日至4月13日，陈方安生与李柱铭访问美国与加拿大，自称是受邀于美国的亚洲协会和加拿大的亚太基金会，行程包括纽约、华盛顿、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等。在美国，陈李二人出席了亚洲协会主办的“香港民主的未来”研讨会，以及由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的“香港民主及新闻自由的前景”圆桌会议，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布朗( Sherrod Brown) 表示委员会已经将香港发展情况列为优先关注事项，并会持续监察及汇报；他们还与多名国会议员进行了座谈，其中包括以对华态度强硬而“闻名”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佩洛西称，国会密切关注香港的发展情况，尤其是新闻自由等核心价值；重头戏在4月5日，陈李在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官员见面时，副总统拜登“顺道”会晤。副总统办公室在随后的声明中称，美国长期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以及在“一国两制”架构下的高度自治。法新社形容拜登此举是罕见的高调支持。此外，陈李二人还与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见面，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Marie Harf）称，双方讨论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普选的发展，国务院官员定期与香港各界人士在香港及华盛顿会面。
　　
　　高层会见的效果自然是引发媒体关注，但美国的“苦恼”也可见一斑，因为除了“过气”的李柱铭与陈方安生，美国似乎再也找不出更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了。在现实政治中，李柱铭和陈方安生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那接下来谁能代表泛民主派，美国又能找到谁呢？
　　
　　二是媒体助阵，宣称“捍卫新闻自由”。美国善于利用媒体的力量，《亚洲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美国之音（VOA）等时不时发表关于香港政治、社会的评论，把一些反对派的观点“发扬光大”。2014年4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评，指香港回归近17年来，新闻自由和中央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越来越令人关注；认为虽然中央允许2017年首次进行普选，但有迹象表明会通过“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限制特首候选人；关注新闻界的“自我审查”及新闻工作者的安全，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及其他权利对于保持香港的文化活力及成功的自由市场经济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香港现时的舆论生态是有利于泛民主派的，而一旦落实普选，每一场选举都将是一场媒体大战，选举的结果自然会与宣传的效力紧密相关。美国当然深谙此道，所以它紧紧抓住支持“民主”和捍卫“新闻自由”这两点，一有机会就大肆宣讲。对于新闻自由，很多港人亦引以为傲，美国的宣传往往“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三是寻找帮手，拉英入伙。在美国看来，英国对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和防止北京的干预负有首要的责任，因为它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方之一。在上述《纽约时报》的社评中，美国首先把英国摆上台面，然后再讲美国也保证维护香港的自治。在香港回归中国近17年的历程中，美国与英国在涉及香港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调”，这从他们在香港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态、发言可以看出。此外，美英两国驻港总领馆也存在“情报共享”，由美国牵头，定期或不定期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馆进行沟通。纵观2013年以来美英两国围遶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发言，从夏千福到施维尔（Hugo Swire），从彭定康到拜登，他们虽然各有各的考虑，但似也存在某种默契，那就是以“捍卫民主”的名义让自己在香港更有影响力。
　　
　　四是可能通过鼓噪重新修定条例搭建“干涉”平台。美国国务院在2007年之前，除1994年之外每年依据《美国—香港政策法》向国会提交有关香港情况的报告，主要涉及“一国两制”实施情况，香港重大政经社事件，美港关系等内容。《美国—香港政策法》出台于1992年，它要求国务院分别于1993年、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的3月31日之前向国会提交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香港情况的报告书。2002年1月10日，国会再次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修正案），把提交报告的时间延长至2006年，即2001年至2006年每年的3月31日之前提交报告，而2001年的报告可于8月7日提交。因此，依据美国法律，国务院提交报告的“责任”止于2006年。但2007年的6月30日，国务院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仍公布了一份香港报告，作为对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一个总结，评价比较正面。
　　
　　多年来，美国会内部一直有要求修订《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声音，无外乎继续通过发布报告对香港事务乃至内地事务“依法”监察。此次，李柱铭访美，主动提及希望美国重启《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政府究竟作何考虑，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包括李柱铭在内的香港泛民主派，以及美国政府都应该清楚的，即香港的政改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由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府以及港人来决定，任何外力企图干预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