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自2012年7月1日正式运转以来，主打民生议题，取得一定成效。但也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反对声，对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构成较大压力。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考验行政长官及其团队的政治智慧与施政能力。
　　
　　一
　　
　　新一届特区政府“开局不利”，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在游行示威的抗议声中就职，这是往届特区政府从未遇到的情况。新政府正式运作后，麻烦不断，不仅问责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接连曝出负面新闻，而且政府多项政策的推进遇到较大阻力。新一届特区政府面临的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一）缺乏稳定执政联盟，施政基础不稳固。新一届特区政府缺乏坚定的支持性力量，究其原因，可以从制度本身、现实因素以及行政长官梁振英个人特质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制度因素。为保证行政长官的超然地位，《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31条规定，胜出的候选人须声明他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由于迄今香港还没有从某一政党（团）中产生过行政长官，这使得行政长官与各政党（团）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相同的政治理念，在行使权力时难免造成“单打独斗”局面。现实原因。历来特区政府的支持性力量主要来自传统爱国爱港阵营（工联会、民建联等），工商界（自由党等）以及基层民众。在今年3月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中，由于竞争性进一步增强，建制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梁振英当选时的票数龢民望均不如往届。虽然选举结束后，梁第一时间释放出善意，强调从此再无“唐营”、“梁营”之分，只有一个“香港营”，但裂痕的弥补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前，香港处于普选过渡期，各政党为选票计，有意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建制派越来越多地强调对政府“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如工联会在长者生活津贴资格审查问题上的立场与特区政府“背道而驰”。行政长官个人因素。梁振英一直给人比较强势的印象，其坚韧执着的性格、精明强干的为人处事为其赢得商业上成功，但行政经验较为缺乏是其短版。对梁来说，最大的考验不是想做事，而是怎样做成事。总之，本届特区政府难言“强势”政府，加之管治团队问题不断，令施政“雪上加霜”。
　　
　　（二）推进经济、民生等政策的阻力加大。经济、民生政策是争议性较小的政策，可在短时间内帮助特区政府赢取民心，提升民望。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即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施政重点，着重推行相关政策。然而，特区政府先后推出多项民生政策，如长者生活津贴（俗称“特惠生果金”）、白表免补地价买二手楼计划，新界东北发展区计划等等，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或阻挠。阻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会层面，二是民间层面。立法会层面，今届立法会代表基层声音的议员数目增加，为市民争福利的声音增大，部分立法会议员出现民粹主义倾向，难免就某些政策向政府提出更高“要价”。如长者生活津贴问题，截止2012年11月9日已经三度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讨论拨款申请，但始终无法进入表决程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已要求财委会“加会”讨论，担心再延迟，赶不及明年3月推行。民间层面，出现对中央观感变差、抗拒与内地融合、捍卫香港本土性等声音，它们互相交织，相互呼应，掀起较大反对声浪。如新界东北区发展计划受到部分原居民、环保组织、“本土行动”等的反对，被视为“割地卖港”及要建“双非富豪城”、“深圳后花园”等。实际上，不仅特区政府的“新”政策难以推进，连上届政府已做过谘询、安排好时间表的政策也受到重重阻力，被迫“打折扣”，国民教育科就是典型例子。政府原定在2012年9月推行的国民教育科被攻击为“洗脑”，受到包括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在内的“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一波又一波地反对，他们发动游行示威，包围政府总部，号召穿黑衣活动等等，最终成功迫使特区政府宣布搁置“指引”。如何排除阻力，理顺各方关系，并推进政府的非政治性政策，是本届特区政府首当其冲的“难题”。
　　
　　（三）行政与立法关系难言乐观。近年来，行政与立法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上届立法会与政府关系更被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刘健仪形容为“史上最差”。本届特区政府很重视与立法会的工作关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多个场合强调希望改善两者关系。然而，面对今届立法会内生态，行政与立法关系并不乐观。一是两者或需要更长时间磨合。由于今年适逢“双选举”，特区政府与立法会均为新的一届。虽然有些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为留（连）任，但政策连续性不像往届那么强。加之行政长官梁振英从参选开始就一直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建制派内部对其也存在一定质疑，令行政与立法的信任基础薄弱，梁难以像往届行政长官那样，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蜜月期。二是立法会内壁垒分明的情况更为明显，在一些重人问题上，建制派与反对派分野明显，如有新晋立法会议员认为立法会内的气氛紧张，感到压力大，曾友善与对方阵营人员打招呼却得不到回应；在立法会首次会议选举立法会主席时，曾钰成和梁家杰分别全得建制派与反对派在立法会内的票数，即43票和27票。梁家杰在明知没有胜算的情况下依然参与竞选，就是要显示一种姿态，令立法会议员按“意识形态”选边站，并削弱曾钰成的权威。三是建制派与反对派议员对政府的态度均较往届苛刻。建制派强调对政府“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如民建联副主席李慧琼表示若政府立场与香港社会出现严重分歧，将以市民意见为重；工联会议员提4年内十大工作重点，陈婉娴表示，不成事就不再支持梁振英；“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经民联）表示将实事求是监察政府施政；白由党与亲民党更是善于与政府“讨价还价”。至于反对派对梁振英政府的不合作态度早从特首选举中就已暴露无遗。此外，新一届立法会中走激进路线的人民力量等势力增强，工联会、工党等基层劳工政策关注者的力量增火，可能令政府相关议案尤其是民生、经济议案受到反对派与建制派的“夹击”，如在长者生活津贴拨款一事上，工联会就一度与反对派政党站在一起，联合向政府施压。可以预计，未来政府将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进行沟通与游说。民调也显示，市民普遍认为，新一届立法会的组成不利特区政府未来施政。
　　
　　（四）外围经济、金融变化带来不明朗因素。日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阴霾未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对外依赖程度高的经济体，面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下行风险增大的情况，难以独善其身。时值香港面对多年积存的房屋、贫困、经济发展等问题，内外交互作用，对香港的影响不容小觑。2012年11月11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指出，如果美国坠入“财政悬崖”，香港经济很可能陷入停滞。此外，外围金融环境的变化给香港金融市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考验特区政府的监管能力，如近期热钱涌港带来的挑战，中央推出的一系列促进香港金融发展的措施包括深圳前海实验区启动的影响等。
　　
　　二
　　
　　特区政府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善施政思维，调整施政思路，强化施政效果。
　　
　　（一）抓长远，抓根本，为彻底扭转特区政府“弱势”形象聚集正能量。政治上，吸纳更多支持性力量，重整特区政府施政基础。如善用各种社会平台，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温和、合理声音；加强与建制力量的沟通，一些特定政策如涉及到民生、基层的政策，宜先与工联会等走基层路线的政党进行沟通，加大解说工作，寻求支持等。经济上，积极带动社会寻找发展共识。可择机引导港人进行有关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大辩论，如香港如何在“与内地融合”与“国际化”之间取得平衡等，相信可以引发更多有关香港如何发展的理性思考。港人也可借此就香港与内地融合、香港未来发展方向等重大议题达成一定谅解，进而形成一定共识。社会价值上，继续倡导香港新的核心价值观。除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外，还应强调理性、包容等内涵，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社会，包容至关重要。毕竟，社会的和谐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有很多人文价值的配合。这些基本价值的凝聚需要政府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如香港在发展经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也要打造宜居城市，让港人真正在香港安居乐业。
　　
　　（二）围遶“促进经济、改善民生”这一主线，善用策略，赢取民心。一是注重政策的“集体效益”。如对现有民生政策“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方式进行变通，避免给人以缺乏长远、通盘考虑的印象。可利用明年（2013年）初推出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等契机，“打包”部分民生措施，适时推动，从而达到五个手指攥拳头更有力的效果。二是改善政府政策推进方式。包括政策谘询方式、出台时机、推介手法等。在推行事关香港长远发展的措施时，如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等，政府应考虑到方方面面利益，讲究策略，细致周到，如研究是否也应给予当地非原居民一定补偿。
　　
　　（三）缓和行政与立法紧张关系。一是加强与立法会议员的沟通。特区政府各级官员宜充分利用各类平台，就政府政策与立法会各政团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交流，一些特定政策如涉及基层的民生政策，还宜与走基层路线的工联会、工党等加强沟通，瞭解他们的意见与忧虑，加大政府解说工作。二是促进立法会议员尤其是反对派议员与内地的交流。适当增加立法会议员组团访问内地的次数，扩大访问范围。视情况允许一些反对派议员持回乡证访问内地，一方面增进其对内地的全方位瞭解，一定程度上纠正从网络或纸质传媒得到的对内地以偏概全的印象，另一方面增进其与内地的情感联系，减少疏离感。三是藉助民意，“以力打力”。进一步完善政府某些政策的生效日与立法会批准日或拨款日相挂钩的做法，善用民意压力，“逼迫”立法会议员支持政府议案；引导市民形成对立法会议员“理性议政”的期待，从而对激进势力形成一定民意牵制。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