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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国安法 中央以变应变

  变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不变。香港在变,中国在变,中美关系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中央在香港推进“一国两制”的决心与意志。
  
  一、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今年的两会,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将审议《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喜者有之,怒者有之,爱者有之,憎者有之。
  
  有人质疑中央改变,如果改变的意思是中央通过作为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那确实是一种改变。而这种变,无论是被迫出手,还是主动出击,恰恰是对近些年香港之变的一种回应。
  
  在香港回归20多年的时间里,中央依法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也根据中国的发展情况对香港给予指导。从以往的各种“礼包”到最近的大湾区金融30条,从“十一五”规划首次纳入港澳,到“十二五”规划时港澳单独成章,从十九大报告的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中央对特区一直是关注有加,即便是解决深层次矛盾和落实23条立法宪制责任的督促之语,也说得和颜悦色。
  
  结果就有点像很多人都知道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中央对香港说:“特区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香港回答:“吾将着手检讨。”中央再说:“特区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香港又答:“吾将择机解决。”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试问,中央怎会让香港出现“无奈何”的情况?!这是中国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是中国“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是中国引以为傲的世界都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前疫情未过,中美正拉开全面竞争架势,加上美国因国内大选原因不断找茬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全国人大还是要审议这样一个草案。
  
  在中央政府看来,实在是形势逼迫,必须出手。香港究竟有了怎样的变化,让中央以变应变?形势究竟严峻到什么程度,让中央从以往不断强调香港应自行立法到今天推出一个一锤定音的决定草案?答案是四个字:内忧外患。
  
  二、“港独”“黑暴” 香港之忧
  
  香港曾让中央忧虑其深层次矛盾,也忧虑“港独”势力的发展,还忧虑外部干预,现在眼前的忧虑则是“修例风波”中激进暴力的行为。
  
  说到激进势力,早在2010年前后,香港出现了一些激进本土网络群组,有的甚至主张香港与中国分离。这股势力经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5年的“旺角暴乱”,始终没有消散。2016年,主张“港独”的人甚至被选进立法会,宣誓时上演闹剧,被依法DQ。2018年,特区政府依法取缔“香港民族党”,但迄今香港仍有打着“独立”旗号的组织,公然在学校、社会宣扬“港独”,在游行集会中打出“香港独立”的旗帜,也有的以“自决”进行包装,实则视“独立”为一个最终的发展选项。这些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恶劣。
  
  及至2019年的“修例风波”,又出现激进暴力分子的破坏活动。他们肆意毁损公共设施和财物,在街头暴力对待无辜的人,有些行为甚至带有了明显的恐怖主义色彩,令人担心“独狼式”行为的出现。近期,保安局局长指出,去年至今发生十多宗涉及爆炸品及危险品的案件,警方过去一段时间检获不同类型炸药、枪械,是外国恐怖主义袭击常用的武器,曾在2015年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2016年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及地铁连环爆炸案中出现。这显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
  
  更有甚者,一些激进分离势力还与外部反华、反共势力勾结,不仅企图瘫痪特区政府的管治,还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这恰恰是中央政府最担心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在香港的社会安全受到空前的威胁的同时,一些外部势力趁机干预,舞剑香港,意在中国,令中央政府深感在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求迫在眉睫。
  
  如果说,维护香港社会安全的力量是纪律部队,那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又在哪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又在哪里?
  
  香港自2003年23条立法被搁置,迄今17年过去,虽然社会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要求就23条进行本地立法的声音,但一直无法重启谘询。也就是说香港回归近23年来,一直没有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只是不断表示相关立法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会在社会氛围适合、条件成熟的时候推动。但何为“适合”“成熟”,也没有具体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长期处于有所缺失的状态。
  
  三、中美博弈 外患加剧
  
  近些年,世界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中美实力的消长以及因这一消长带来的国际格局、大国关系乃至地缘政治的变化。中美之间围遶贸易、高科技、军事,新疆、台湾、南海,乃至香港问题频频博弈。
  
  美国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视中国为美国的“挑战者”,“构成的挑战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想塑造的世界与美国的价值观龢利益对立”。这一定性意味着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虽数度经历波折但大体上维持良好关系的状态开始发生“质变”。近期,白宫又根据《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公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认为中国对美国形成经济、价值观、安全3方面挑战,再次宣告将通过全政府方式应对中国,“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在美国看来,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前提是希望通过不断深化的接触令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开放,然而,中国并没有如美国所愿形成“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的秩序”。美国认识到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并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对华政策。此份战略方针的出台意味着美国完成对华政策的全面评估与调整,中美关系经过40年的历程,走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明眼人都已看出美国频频出招,尤其是在特朗普宣布竞选连任后,矛头更是直指中国。从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造成严重损失要联合盟友对中国追偿,到近期接连推出《外国公司控股责任法案》和《美国对华战略方针》,从鼓噪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到蓬佩奥亲发推文祝贺蔡英文“总统”就职,从政界异口同声对“两会”涉港决定草案的批评到威胁如果立法将重新评估香港特殊地位……“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已然成为中美之间摩擦、冲突的“磨心”。
  
  这是一场复杂博弈。中国出于捍卫国家主权、利益的角度,不会允许在香港出现维护国家安全的缺口。2019年11月,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是香港回归后美国首次以修改自己国内法即《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形式公然对中国内政进行干预。中国随后宣布了一些制裁措施,但显然单纯的“制裁”属于“治标”,“治本”还需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建设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
  
  中央政府的底线是香港不能成为“反中”的基地。世界上没有哪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更希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在其他国家眼中是“赚钱的地方”,在中央政府眼中是“自己的地方”。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香港本地利益,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利益。
  
  维护国家安全是进行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现在中央依法用权,全国人大即将审议《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特区政府也要尽快落实自己的宪制责任,两相配合,互为补充,才能在风云激荡国际环境中更好地维护香港的发展利益和国家的主权、安全。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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