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拟建根据地  激战乳源梅花

　　（一）利用乳源梅花有利条件拟建根据地

　　在湘粤边北江建立根据地，然后相机与朱毛红军会合，是红七军北上远征之初和途中的设想。红七军成立后，对于其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就多次指出并要求红七军必须北上向湘粤边发展，推动北江地方暴动，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北上远征途中，红七军一度受李立三攻打柳州、桂林、广州“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全州会议后，红七军前委审时度势，放弃了上述攻打三大城市的计划，制定了出广东连州、北江，至湘粤赣边与江西朱毛红军取得联络的行动方针。在连县解决部队给养过程中，红七军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在粤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暂时立脚点后，相机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

　　1931年1月底，红七军按既定的计划离开连县星子北上，途中击溃部分宜章民团和湘军后，在湘南宜章的岩泉和径口宿营。此时，在粤北乳源梅花的中共湘粤边工委获悉红七军在径口的消息，即派地下党员杨高林组织部分人员，前往径口迎接红七军到梅花。

　　2月1日，红七军在杨高林等人的引导下，经辽水、三和挺进梅花。

　　杨高林，1895年生于广东乐昌县河南桂花村，早年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7年随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汉转入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潜回家乡，于1930年1月任中共大坪杨家支部书记，12月当选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委员。1931年初，红七军转战乳源、乐昌，为红七军引路，安置伤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乳源大坪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1949年7月因病在家去世。

　　红七军进入梅花圩后，军部设在莲花坛古庙。当时，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本人要求，邓小平代表前委批准李明瑞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李明瑞为前委委员。此时，中共湘粤边工委决定派宣传部长谷子元协助红七军在梅花地区开展工作。从谷子元那里，邓小平得知，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从而更加坚定了红七军在粤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同时，邓小平又瞭解到梅花地区的基本情况。

　　梅花圩，是一个约一二里见方的盆地，住着300多户人家。周围高山重叠，长着密密的灌木林，是地势险要的山区，地处湘南和粤北的交界，与粤北乐昌、连县，湘南宜章、临武相邻。梅花地区也是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大革命失败后，梅花地区一直有党组织、农军和游击队在活动。1928年，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梅花，在此策动湘南宜章暴动，对当地人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瞭解梅花圩的情况后，前委召开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该地不仅地形适合开展游击武装斗争，也有党组织、农军和游击队，群众基础也好。因此，决定会同地方党组织，在梅花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休整部队，建立以梅花为中心的粤北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

　　至于红七军为什么要选择梅花圩作为根据地，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红七军工作报告》说明：“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建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很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因此，部队“到北江后即在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

　　前委会议后，红七军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着重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首先，召开军民大会，向红军官兵传达前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着重宣传红军的性质及革命的目的和宗旨。动员当地青年农民参加红军，并拨发60支枪充实农民武装。对于这次军民大会，《莫文骅回忆録》记述：“翌日上午，阳光灿烂，梅花岭下的围子村，人流如潮涌，军部在该村召开军民大会。军部首长都出席大会。会上，宣传我军的宗旨，并传达前委决定。大家喜形于色，拥护前委在梅花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紧接着，军事人员到梅花周围一带观察地形，测绘地图，构筑工事，拟定作战计划。政工人员有的入村开展宣传工作，在村头巷尾刷写“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倒国民党军阀！”等标语。有的开展群众工作，瞭解居民情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后勤人员开展筹粮筹饷和被服加工工作。

　　红七军在梅花进行各项活动时，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的利益秋毫无犯。炊事班的战士为减少群众的麻烦，就在雪地上露天垒灶生火。战士们见百姓衣服穿得少，便将自己的一些衣服送给百姓御寒。当地群众十分感动，人人奔走相告：“当年朱德的部队又回来了！”不了解实情逃出村子又回来的百姓，见红军纪律严明，帮助百姓，有的把红军战士接到家里做客，有的还主动送柴草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做饭。梅花街的居民林金炳看见红军这样好，杀了一头肥猪送给红军。红军按市价付给林金炳25块光洋，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红七军在梅花地区发动群众，成绩是可喜的。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的《红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发动群众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60支）。”

　　（二）血战乳源梅花

　　红七军挺进湘粤边震惊了湘粤国民党当局，驻湘粤边的国民党军企图消灭红七军，纷纷前往湘粤边的梅花堵截。

　　2月2日，红七军正在梅花开展建立根据地工作，侦察人员得到情报：粤军一个团从连县星子圩尾随而来，向梅花进犯。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红七军前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认为以我军现有兵力，利用梅花的有利地形和其他条件，消灭敌人一个团是有把握的，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机会。这一仗打胜了，红七军的影响就扩大了，在北江立足就不成问题。于是，决定迎击敌人，打一场歼灭战，并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

　　随即，各连纷纷进行战前动员和临战准备工作：指挥员火速布置阵地，配备部队，组织火力，选择出击路线；地下党组织动员群众拥军支前，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具体作战部署：第五十五团为左翼，抢占军营下、石墩下和梅花街等地；第五十八团为右翼，抢占草家坪、墩头下、桥头、石围一带。

　　中午，敌军邓辉团向红军疯狂扑来，其前卫部队控制了红七军第五十五团阵地前的一个制高点，掩护两侧敌军进攻。红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当即奋起还击。枪声、炮声震撼山谷。敌人一次又一次向红军进攻，红军顽强扼守，并以小分队反击，连连击退敌人。这时，援敌越来越多，终于接近红军阵地。在这紧要关头，张云逸军长亲自赶到前沿指挥战斗。警卫连政治委员（后称政治指导员）王天和连长覃亮之，沉着指挥部队，以猛烈的火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覃连长不幸中弹牺牲。大量敌人继续冲到阵前，恰好李天佑连长带着特务连赶到，战士们先用手榴弹杀伤了许多敌人，接着发起冲锋，敌人退缩回去。

　　这时，湖南的唐伯寅团和陈龙团，也从坪石方向追来。至此，敌人共有三个团，兵力大大超过了红军。他们凭着人多，武器好，轮番向红军冲锋，战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

　　红七军特务连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山头上白刃飞舞，杀声震天。正在这时，章健营长（整编前是团长）率五十五团一个营，从左侧杀奔而来；李显营长率五十八团二营从右侧直压过来，很快把敌人打垮。

　　敌人正面进攻未遂，重新组织兵力，扑向我左侧高地。坚守在高地的章健营长，与敌军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敌人五次进攻。正在指挥部队粉碎敌人第六次冲锋时，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章健营长不幸牺牲。

　　此时，右翼阵地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邓小平政委亲自到第五十八团指挥战斗。李明瑞总指挥命李显营长向敌左侧反击。这时，敌人也企图从左翼突破，双方在进攻中遭遇，战斗十分激烈。经过肉搏战，终于把敌人压下去，但李显营长不幸负伤。不多时，敌人重整残部，又发起集团冲锋。阵地上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汇成一片。第五十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李谦率领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的冲锋打退。弹药不多了，就从敌尸上取来枪支弹药继续战斗。饿了就啃些乾粮充饥。先后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黄昏时分，李谦营长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动员：“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敌人也利用这一时刻，拼命发起第八次冲锋。李谦亲率一个排又把敌人压了下去，并乘胜追击逃敌。突然，一声冷枪把李谦营长打倒，肠子被打出体外。他仍坚持指挥战斗，后又再次倒下。当战士们把他扶起时，他睁开双眼，手指敌方喊道：“不要管我，冲上去！”说完便昏迷过去了。

　　夜幕降临，战斗停下来了。张云逸军长、邓小平政委都来到已护送到军指挥所的李谦身旁，抚摸他的前额，观察他的伤口。李谦苏醒过来，见到首长，吃力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首长们亲切地说：“李谦同志，你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久，李谦因伤势过重牺牲。

　　李谦，原名李龙光，湖南醴陵县人，1908年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北伐战争中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9年5月回国后被派往广西工作，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后任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红七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二十师师长。1931年1月，红七军缩编改任五十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1931年2月2日梅花战斗牺牲时，年仅23岁。

　　李谦牺牲后，梅花杨家寨党支部组织民众，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梅花圩附近的大坪村石子坝的山岗上。2009年，当地政府在梅花镇政府对面的山上，新修建“红七军革命烈士纪念园”，李谦墓也迁入纪念园内。李谦墓一直由石子坝村民廖聪济一家三代守护。

　　梅花战斗坚持了五个小时，一直到当天黄昏才停下来，共毙伤敌军1000人左右。红七军损失异常严重，伤亡约700人，干部伤亡约占三分之二。对此，邓小平极为痛心，他说：“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

　　在梅花战斗中，数百名地方人民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动员和组织下，参加战时支前工作，帮助红七军运送枪支弹药，组织担架队，抢救伤员，并有120多名青壮年农民与红七军一起，在战场上打击来犯之敌。

　　梅花一战，红七军虽然打得非常英勇和顽强，但没有把敌人彻底打败，其原因是红七军对敌人的兵力瞭解得不够准确。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团，其实是四个团。面对敌众我寡的情况，为了摆脱敌人，保存革命力量，红七军在战斗结束后的当晚，邓小平、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张云逸率第五十八团，从石围寨和莲花庙向大坪方向撤退。然后，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率两部转移至大坪的杨家寨会合。在此，红七军在中共湘粤边工委、中共梅花支部、大坪支部和梅花鲁班工会的配合下，打开地主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2月2日当晚，红七军前委在杨家寨临时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鉴于梅花失利无法立足，遂决定放弃创建粤北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抢渡乐昌河（亦称武水、武江），挺进湘赣边，寻找苏区修整，相机会合朱毛红军。随即，留下教导大队部分骨干和300余支枪给湘粤边工委，作为发展粤北游击斗争的基础。会后，前委率部向乳源东转移，并将红七军400多伤病员委托湘粤边工委安置。

　　中共湘粤边工委接到安置红军伤病员的任务后，马上指派工委委员杨高林组织民众，把伤病员秘密转移到乳源县大桥的铁龙头村。当时正是冰天雪地，伤病员又冷又饿。铁龙头村民待红军如亲人，急忙煮了六担红薯，又宰了肥猪，让战士们吃饱。几天后，军长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在抢渡武江时受阻而未过江人员700多人，经过横溪下湾，在铁龙头的400多名伤病员中，伤势较轻的300多人随队伍前进。留在铁龙头的40多名重伤病员，由张金泮、张新祥等十多人转移到铁龙头村六里远的深山曲潭坳隐蔽疗伤。张金泮还请来当地土医生陈先六（仙禄），采集草药，精心治疗伤病员。

　　红军在铁龙头养伤的消息被大桥地主豪绅向国民党政府告密，3月18日，国民党第六十三师第一二五旅严应鱼团第二营以“通共窝共”罪名，“围剿”铁龙头村。张金泮带领村民持鸟枪土炮奋起抗击，打死敌人炮手、士兵各一名。深夜，村民挖开墙壁，欲从一条水沟突围上山，被敌人用机枪、手榴弹和小钢炮严密封锁，20多人被打死。19日，敌人冲进村子，到处搜捕红军，威逼村民说出红七军伤病员的下落。村民面对敌人的屠刀，毫不畏惧，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敌人当场又杀害了13名村民。两天时间，铁龙头村被国民党军杀害了34人，整个村庄被烧毁。20日下午，国民党军又窜到到角和岗头村搜索红军伤员，结果仍一无所获。疯狂的敌人放火烧毁了两个村子，又杀害了十多名村民。国民党军连续三天围捕红军伤员的阴谋落空了，村民在张金泮的安排下早已将红军伤病员带上大山隐蔽起来，无一伤亡，他们用生命保护了红军伤病员的安全。经过三个月的精心治疗，除一名姓唐的连长和一名战士因伤势太重不治牺牲外，其余基本痊愈。1931年4月下旬，红军伤病员分批从曲潭来到必背南坑瑶寨，瑶族兄弟姐妹热情地为红军献粮献药，熬粥煮饭，精心护理。住了几天后，转出瑶山奔赴江西苏区归队。

　　另外，2月5日在杨溪抢渡武江受阻，当晚从杨溪撤往必背半岗岭途中留下的黄恩祥、陈月生和黄世尤三名伤病员，被瑶胞救治后，留在必背瑶山长住。

　　四、强渡武江，分兵仁化、乐昌，向苏区挺进

　　（一）成功渡江部队经仁化向苏区进军

　　红七军撤出梅花大坪杨家寨，由地下党员杨高林等带路，经老屋场、冷水坑向东往乐昌方向前进，于2月5日拂晓，到达乳源杨溪与乐昌长来之间的武江河边。

　　武江，宽百余米，水深难以徒涉，挡住了部队向东挺进江西的去路，部队只好集结在江边作暂时的休息。邓小平和李明瑞站在高坡上观察地形，思考部队渡江的问题。不一会儿，他们走下坡来，与张云逸一起召开军部会议，研究部队渡江方案，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五十五团先头渡江，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一旦发生敌情，可以前后掩护。

　　部队渡江唯一可以利用的工具是小木船。关于部队这次渡江工具（船只）的数量，据莫文骅《回忆红七军》一书的记载：“只有两只小船”，“两只船一次顶多能过二十来人”。后来记述红军这段历史的书籍和文章，几乎都是采用这一说法。然而，当年为红七军渡江撑船人的回忆，与这种说法又有所不同。关于红七军当年渡江的情形，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撑船人温炳招回忆道：

　　“我是武江河的老船工，今年83岁。解放前，我是撑走圩船为生，住家的船停泊在武江河上乐昌县长来村与罗村河段的河中间沙坝边，那里停靠着不少的船家……有一天，约中午时分，……突然，罗村方向有人对着我们的船大声喊：‘撑船过来，快撑船过来’。喊声急促而且嘈杂，有讲普通话的也有讲广州话的。我们连忙向罗村方向望去，一看，岸边站着不少军人，我们急忙撑船过去。记得当时一起开渡的小船有五六条，我们一条，我大姐温亚兰一条，温丁苟一条，另外还有两三条。那时北风很大，开船不久，我家晒在船上的‘冬粉’（糯米粉）便全部被吹下河去了。我们的船无法靠近罗村码头，被风吹到曲合村渡口还要下些的沙坝才靠岸。我们的船一靠岸，军人们纷纷上船。这时，有个军人对我们讲他们是红军。他们待人非常和气，但不断催促我们快些撑船。我们的船很小，每条船只能载七至十人。他们显得很焦急，有不少的军人游水过河，大部分游到大赛坝河边大石头处上岸。我们的船都撑到大赛坝河边大榕树的地方靠岸。我约撑了两三个来回后，突然，从韶关方向来了国民党军队，在大赛坝下游附近的山上不停地向河中打枪，封锁江面，阻止我们撑船，阻击那些红军过河。”

　　撑船人在回忆中明确说，红七军当年渡河时，“一起开渡的小船有五六条”，“船很小，每条船只能载七至十人”。不仅如此，渡江的渡口也应有几个。而莫文骅回忆当年红七军渡江，只有两只小船，应该是其中一个渡口的事。否则，在几个小时内，1000多人渡过江去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红七军渡武江，原定2月5日拂晓进行，后因战士疲惫未能实现，故拖至午后才开始渡江。武江河面虽然不很宽，但水流湍急，加上木船小而又残旧，渡江速度十分缓慢，一条船往返时间都要几十分钟。为了争取时间，一些水性好的战士不顾安危，强行泅渡过河。下午3时多，邓小平和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艰难地渡过了武江河，并立即控制了滩头阵地。两个小时后，第五十八团大部分也渡过了河，只剩下张云逸带领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步兵连，一个特务连和卫生连、休养连、供给处约600人未能渡河。

　　突然，河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飞来几颗炮弹。原来，广东军阀陈济棠加派的郭润华团从韶关乘汽车到达武江边，与已渡河的五十五团展开了激战。邓小平指挥两个连在观音山紧紧地咬住敌人。他认为，只要组织好火力，压住韶关来敌，付出一定代价，完全可以掩护部队全部渡江。然而，敌人还是封锁了江心，渡江更困难了，若拖长了渡江时间，全军将陷入敌人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邓小平当机立断，要渡船返回通知张云逸：停止渡河，相机前进。

　　红军另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抢渡。利用鲜血换来的时间，不停地在河面穿梭往来。当载满了五十八团最后一批战士的小船驶到河心时，对岸敌人重机枪扫来，小船转了一个弯，被挡了回来。这时，乐昌警卫队和韶关来援的敌人源源不断地到达，分三路向红七军渡了河的部队合击。邓小平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甩开敌人经乐昌向仁化方向前进。

　　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一部1000多人从乐昌进入仁化沙湾、上中坌、下中坌，然后到石塘村郊外进行休整，总部设在石塘娘娘庙内。第二天，为了争取主动，邓小平、李明瑞率部又踏上征途，绕过董塘，经赤石、四十八旗，进入城口的塘村、厚坑、上恩村、渡锦江。此时，国民党仁化当局早已知悉红七军向仁化进军，调动县警队、特务队、后备队等反动武装近千人，实行围堵追击。当时，李明瑞果断地命令红七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实行转移。随即，红七军经水东、寒婆坳、士洞、张屋、上奢、响塘、牛皮洞进入长江乡。

　　红七军进入长江乡，已是2月7日，指挥部设在高岗庙。部队的宿营地安排在街道和村庄周围。宿营地安排好后，部队派出战士向村民、居民购买粮食等。同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和任务。当群众得知这支部队是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时，非常热情，主动帮助红军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有的送开水，有的送米送菜，有的还把自己的房屋让红军住宿。所有这些，让红军指战员深受感动。

　　2月8日，邓小平、李明瑞在长江乡率部出发，经冷饭坑进入江西大余，随后又向崇义前进。然后在崇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打听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的消息，寻找中央红军。3月初，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随后，李明瑞率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撤至遂川大汾，向永新前进。

　　（二）渡江受阻部队北撤经湘南入苏区

　　2月5日，红七军强渡武江河，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1000多人渡过河时，敌人占领了河岸，封锁了渡口。红七军部队被截断为两部分，受阻未能渡过河的第五十八团部分和军直属队约600人由张云逸指挥，又开始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在敌人封锁渡口之时，张云逸亲自到罗村向群众打听路径，并指挥部分队伍在长来夺路过河。首批40名战士渡过了河，冲进长来，奋力夺取敌人的阵地。当时一名排长和一名战士在抢夺敌人机炮战斗中中弹牺牲。由于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长来所有的路口，渡河部队只好折回罗村。敌人封锁了渡口，尚未过河的部队无法再渡。这几百人中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较多，大家都焦灼不安。这时，张云逸探路回来了，他与经理处长叶季壮、第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研究后，向大家宣布：“现在渡不过河了，队伍后撤30里！”张云逸坚定地说：“同志们，敌人再凶恶，也挡不住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能渡过武江，到达中央苏区！”同志们受到了鼓舞，坚定了信心。天黑后，部队沿原路一口气赶了二三十里路，瑶族同胞邓安德主动为红军引路。他打着火把，边走边用瑶话高喊：“布丁伦好（即红军好）！布丁伦好！”于晚上9时多来到半岗岭瑶寨。

　　2月6日午后，部队重返大坪村。此时，在铁龙头疗伤的大部分红军归队。第二天，当地地下党派谷子元、杨高林两人担任向导，把部队带到马糍湖、金岭下，当天上午到达水口渡头。乐昌地方党组织从附近罗家渡撑来一只渡船。这里虽然水深流急，但江面较窄，到中午时分，部队在张云逸的指挥下全部渡过武江。当最后一批战士下船时，经理处的同志把几块光洋送给船工严大爷，表示酬谢。老人手捧光洋，连声说：“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你们是好人，祝你们胜利！”

　　当红七军胜利渡过武江后，留在河岸的一名向导迅速把船撑离渡口驶向下滩。过江后的部队经天堂岭到乐昌黄圃司宿营。8日，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两位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流落在此地的战士当向导，把部队从塘村带进湖南。在离开粤境时，张云逸将两挺重机枪和100多支步枪赠送给湘南特委，充实了地方游击队的装备。张云逸率领第五十八团部分和军直属队，2月9日从乐昌黄圃经湖南宜章上渡，再到资兴、汝城和桂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作战，一路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进江西。1931年4月初，部队从江西永新向遂川靠拢。在遂川城东的小河旁，红七军的两部分——第五十八团、军直属队同第五十五团，终于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七军2000余人重返永新。随后，参加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7月，红七军到达兴国，在于都桥头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此后，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指挥，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投入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第三次反“围剿”后的9月下旬，红军在瑞金召开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在会上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

　　红七军离开左右江后，转战桂、黔、湘、粤、赣，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他们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屡战屡挫，屡挫屡起，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垮的英雄部队。1931年11月，为表彰红七军转战五省边界的英雄业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会上，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红七军一面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给红七军极大的鼓励和高度的赞扬。

　　本文选自《工农红军在韶关》，梁观福着，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第085—099页。

　　本文作者：梁观福，广东韶关人，曾任韶关市档案局副局长、仁化县副县长、韶关市史志办副主任和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