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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日据时期的台湾不自由行

  中评社北京5月28日电(作者 汪毅夫)1911年春,梁启超有台湾之行。从基隆登岸后首站到了台北。3月31日,台胞百余人在台北荟芳楼设宴欢迎。当时,日本“侦探特务四伏。乃由(林)献堂述欢迎词,次启超致谢词兼作一小时之讲演。以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辞意委婉,非细味不能知其底藴也”。 

  1927年,黄强游历台湾。其《台湾别府鸿雪録》(香港商务印书馆1928年5月版)记:“余辈游高雄各地后,即趁末次车返台南。至旅馆时,业已灯火齐明。行装甫御,一不速之客,忽蒙光顾。出示名刺,曰:台南宪兵分队特务分队新田福造。彼询吾人来台何事,吾辈以游历对。询而职业,则以新加坡商人对,并将发初先生刊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之名刺,及各人护照付之观看。余诘其何以来寓,彼谓顷接高雄侦者来电话,称有类似中国军政界4人来港察看,欲行摄映,即经制止。尾至车站,知至台南者,嘱至侦察。故君等自高雄来时,余已相候于驿站。” 

  1934年8月24日至9月21日,江亢虎以“在野学者”身份到台湾观光。其《台湾追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9月版)记:“税关检查异常严重,对印刷品、照相机尤特别注意”,“而随身信札、日记、照片,亦逐件翻阅,并向光勘照”。又记:“会场侦警密布,每句皆译记报告”,“堂下侦者四伏”。

  日据当局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由上记可见一斑。日据台湾时期,游客行不自由、可叹其不自由之行也。忆昔日本侵略者在台湾为非作歹,令人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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