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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癸、甲两科与“新三届”

  中评社北京1月9日电(作者 汪毅夫)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版)是一本学术含量很高的好书。该书描述和论述清末“科举改制”的详情和“最后的进士”即癸卯(1903)、甲辰(1904)两科进士的概况,读来真是增广知识。韩策在书中写道:“两科贡士中的絶大多数随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因此,对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而言,许多人既是乡试同年,又是会试同年。不少人虽然分为癸卯进士和甲辰进士,但又系乡试同年。加以变通新进士章程,癸卯、甲辰两科中诸多进士接着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因此又兼了同学之谊。这种过渡时代所兼具的科举同年和学堂同学关系,在随后的清末民国时期,成了癸卯、甲辰进士聚合共事、发起结社与维系认同的基础。”应该说,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前的“科举改制”是正当而切实的,对社会是利好的。“科举改制”后的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成了以“最后的进士”为名的历史文化人群,他们在历史上、文化上发生了影响。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让我联想起恢复高考制度后的77、78、79级所谓“新三届”的大学生。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是做了改革的制度,它对社会发出的利好、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恢复高考制度后的“新三届”在本科学习,有些人还在读研阶段多有交集,彼此认同,毕业后又有很多合作,是改革开放40年里的受益者和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人群。恢复高考制度与“新三届”,也是值得描述和论述的课题。有趣的是,韩策在《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之“后记”里提到的“父执辈”的师尊里,就有“新三届”。他也有意无意地联系及于“新三届”。

  附带言之,癸卯进士汪春源是台湾历史上最后一个进士,他的曾孙有5人是“新三届”,其中有1人在福建师大中文系77级同甲辰贡士吴增的曾孙有同学之谊。这也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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