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趋向使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构造面临失衡、动荡局面，也意味着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过程进入新的“调整期”。通过对话合作摒弃保守、封闭、偏狭以至极端的观念和思潮，推动建设有助于建立行为体之间合作博弈关系的国际体系文化，运用集体理性、共同伦理和国际规范去调整互动行为、拓展共同利益，是国际社会应对“逆全球化”文化影响的根本选择。

　　一

　　“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与全球化进程紧密关联的两种趋向，皆内涵庞杂、政治光谱斑斓。“反全球化”是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民间力量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紧张感”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涉及在观念层面对全球化做负面评价的社会情绪，以及相关的社会抗议行动；“逆全球化”则主要由西方国家力量介入、主导，是一种以国家边界来限定全球化进程的政治活动思潮和经济运行过程，试图改变甚至是“倒转”国际合作进程以及全球社会通过全球化进程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

　　“逆全球化”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与话语竞争的结果，主要代表是在资本、技术上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主要国家和部分跨国利益集团，由于内部公共政策失灵，面临经济衰退和社会失调、分化危机，外部忧虑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近崛起的一些国家挑战国际秩序，危及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国际主导权，同时，种种全球性难题也愈发不符合自身优先事项龢利益，故此，保守化倾向日益加重，主动选择极端化的国家主义立场，以期继续掌控全球市场、全面保护自身利益。

　　“逆全球化”趋向意味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围遶利益、规则和话语权的新一轮博弈，体现了作为全球化的“原发区域”的西方国家与作为“受益区域”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均衡或“错位发展”，以及利益冲突所导致的面对全球化态度的重大差异任剑涛：《逆全球化、民主轴心与全球化重构》，《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42页。。从已经发生的种种直接后果和关联影响可以看到，全球化进程就像是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减速带”（speed bump），不仅持续扩张的动力被减弱，西方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面临不同程度的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构造也面临失衡、动荡局面，影响着每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属性，也决定着它们各自的命运。

　　尤其是，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向传统国家主义立场的急速回归，国际责任观念缺失、国际交往急功近利、国际战略层面霸道任性，一些非西方国家因担忧其蓄意破坏自身利益，可能强力反弹甚至采取非理性措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互疑不断增加，彼此互动关系的阶段性平衡也难以维系，不可避免地，国际合作和多边体制将持续呆滞和低效，全球责任真空的局面也难以摆脱。

　　不同领域的观察者有一个共识：“逆全球化”趋向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思潮和实践，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停止，甚至很可能进一步发酵、扩散，继续削弱国际机制对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国家的规范、约束作用，同时也削弱一些超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自本世纪初至今，全球化得以相对顺利深入的基本前提，是相关领域的国际机制具备足够的合法性、影响力，主要国际行为体也能够较为主动接纳、遵从相关国际规范，而在“逆全球化”的趋向下，基于行为体之间对既有国际规范内容的分歧和矛盾，接纳国际规范的意愿和能力不足，或对各自成本与收益的理解等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步入社会分裂、经济停滞以及文化无序的困境。

　　二

　　全球文化的变动和发展趋向与全球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一直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逆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政治领域的整体面貌和诸多方面变革联系密切，也势必给全球文化格局造成深刻和持续性的影响，决定着每一种文化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命运，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文化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和未来。

　　必须看到，西方文化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引领全球的文化体系，一方面源自它与“坚船利炮”相伴而行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源自它的“现代性”和文化对话策略，能够为全球社会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政治权力关系提供某种“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通过商品逻辑建立了大众文化的主要“标准”，通过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顺应和引导着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商品化趋势，创造、主宰着不同社会的信息流通和文化消费，也决定着人们的信仰、价值、态度，并吸引所有社会“效仿”它的实践。可以预见，即使是在“逆全球化”的趋向下，西方社会仍将继续做出多样化的文化和商业设计，继续主导对非西方国家文化和精神体系的整体改造，而无论后者采取何种“扺抗方式”，都难以脱离它的影响。

　　“逆全球化”趋向既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也意味着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过程进入新的“调整期”，与经济、政治领域一样，面临种种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虽然主张“文明对话”、扺抗文化“同质化”的努力会继续存在，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等话语和实践则可能重新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同时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成为主导人们进行政治和文化思考的流行观念。西方国家会继续把对现实的不满归咎于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外来移民，非西方国家会继续把现实问题归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制、西方文化的侵蚀和资产阶级权贵的贪婪腐败。“逆全球化”思潮和趋势将日益多样，不断冲击全球化实践的事实与价值、解构全球化相关的世界观、历史观，并不可避免地造成新的社会和文化“隔离”。

　　面对“逆全球化”的新局面，一些非西方国家出于文化主权意识与政治抗争的需要，可能采取比此前更为“强硬”的方式去重新凝聚、保护、展示本土传统的特殊性，为内部对抗西方文化的民间情绪寻找精神目标，以干预和重构内部的文化和国家认同，维系本土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稳定。

　　不过，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一些国家或文化在面临内涵枯竭或其他严重的内部问题时，往往会以极端的对抗方式去面对他者，或试图凌驾于他者之上，或过度敏感容不下外部世界的正面影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可能随时加剧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对抗将日趋激烈并走向冲突甚至战争。

　　正如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的，在欧洲和美国，一方面原有的族群关系仍然紧张，一方面外来移民难以融入本地社会，恐怖袭击频仍，右翼排外势力抬头；在中东等地区和国家，一方面不同部族、教派矛盾日趋严重，一方面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思潮渐渐蔓延。如此种种，无不是以自身文化的倒退和牺牲大众福祉为代价，切断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外部参照与资源，其结果就是：无限放大外部全球化对各自的负面影响，加剧内部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裂，积累新的偏见和危机，也会让亨廷顿所说的 “文明的冲突”如同“自我实现的预言”，源源不断地以种种形式呈现出来，所有文化都可能因此而面临某种系统的、持久的乃至于根本性的变动压力。

　　三

　　“逆全球化”趋向导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动，关联到不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各个社会的稳定乃至制度的演化，并让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着一个迫切问题：如何把文化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关联起来，从国家层面管理文化事务、调节本土文化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包括为保卫本土文化的目的，在对现有的世界文化、传播秩序的批判、修正中，重建、强化一种应对全球社会变迁的新的“本土意识形态”？

　　“逆全球化”在挑战与重构全球化的观念、规范和进程的同时，会继续改变各个文化得以生产以及再生产的环境和手段，同时也可能在全球文化市场日趋多样化和细分的过程中，给非西方国家文化“扩大”生存空间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基于非西方社会本土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出现的需要多元化和认同多元化趋势，“逆全球化”将继续放大而不是削弱其本土意识，必将鼓励或激发各个文化内部的个性和独创性表达，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本土大众文化也可能日益个体化、分散化和碎裂化，甚至去运用某种全新的风格重塑自己的文化经验。

　　非西方社会集体面临的历史性文化变迁是一个极其繁复、曲折的过程，未来局面是难以预设，既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面对“逆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影响，非西方国家必须基于自身现代化的目标去思考治理之策，审慎考量文化事务决策的成本与代价，制定并实施真正审慎、平稳的整体文化政策，在协调自身传统与多元发展的同时，能够继续从外部获得价值和伦理的资源，为自身文化走向“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目标提供合适“药方”。

　　“逆全球化”相关话语和行动，也是后冷战时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一次集中呈现，预示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之间此前隐晦的交流和对话可能转化为公开的冲突和对抗，如果不能采取平等、开放、互惠的对话和合作，建立相互开放、协商的互动机制，以恪守和平、正义等共同价值和伦理诉求，不仅对抗、冲突难以避免，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也将是一句空谈。正如秦亚青指出的：“未来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积极合作，取决于国际行为体用对话的方式化解矛盾、防止冲突”，以此为基础，“真正认可多种发展模式、接受多元文化、制定有效制度”。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3页。

　　为做到平等对话、营造对话的语境，首先需要不同文化承认他者文化的合法性，促动产生有利于推动对话、合作的理性和观念。尤其重要的，是使对话不仅作为一种道德生产的程序，同时也成为一种合作博弈的国际机制，能够推动形成一种有助于建立行为体之间合作博弈关系的国际体系文化，共同探索体现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发展、合作的决策与行动模式。孙英春：《跨文化传播的对话空间》，《浙江学刊》2017年第2期，第57-59页。进一步地，运用集体的理性、道德和制度去约定国际社会中不同行为体各自的“分利”——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分利”，在抑制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冲动的同时，共同制衡“破坏合作者”、扺制“霸权”行为，在对话和相互的宽容中，逐步改变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 “强弱关系格局”，“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美】詹姆斯·凯瑞着，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面对“逆全球化”趋向的发展变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需要运用理性和道德去重构各自的身份龢利益认知，运用明智、有效的策略去推动自身与其他行为体对话、合作乃至“社会整合”和“重建秩序”，以最大可能地化解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疏离”局面。

　　对于那些相对强势的西方国家而言，应当主动改变面对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居高临下”心态，寻求建立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竞争合作的新型互动关系，强调以道德和理性去约定各自的利益和边界，在给自身行为提供更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时，通过具体行动拓展与非西方社会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福祉，包括维护对方的价值、情感和尊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非西方行为体也应正视国际社会“重新排座次”的现实，积极开启自我纠偏、正视自身不足，通过反思与批判、启蒙与解放的努力，以及更具可行性的对话观念乃至相应策略，妥善处理自身与他者乃至世界的互动关系龢利益分歧。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全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加强相应的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社会化观念的普及等，补足自身不利于改变全球化从属地位的内部治理机制，同时在文化领域继续探索通过本土化努力从“边缘”向“中心”运动的途径，以相对平等的对话合作关系结构为依托，主动适应更具复杂性、不确定性的互动关系，继续寻求与西方国家之间构建相互的开放性。

　　“逆全球化”趋向及其导致的全球秩序动荡，已经使全球化和人们已经熟悉的世界面临空前复杂的挑战，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意义上，人类将可能长期生活在“破碎”而非“统一”的世界。与经济和政治领域一样，任一国际行为体都应就此理解、把握自身与外部社会的文化关系，积极、务实地处理自身文化与外部社会的摩擦、矛盾和冲突，努力摒弃保守、封闭、偏狭以至极端的观念和思潮，共同探索体现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合作与发展模式，通过点滴努力去寻找各自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也是在观念和策略上应对“逆全球化”文化影响的根本选择。



　　孙英春孙英春，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