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关键的阐释正在于“中国特色”的呈现，换言之，就是要说好属于它的中国故事，追溯其“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的历史传承。不过，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一个漫长、艰辛又极其曲折的革命、改革与深化发展的过程。自1949年10月1日建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下简称中共）继承了清末以来的变法维新，成功地将中国带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今更在“民本”的宗旨下，欲承继历史大统、回归文化道统，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勇毅迈进。

　　一、当代一个小传统的建立

　　回顾中共建政这七十余年的发展，前期(1949-1978)在毛泽东领导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透过“计划经济”的实施与“土改”、“三反”、“五反”、“三面红旗”等运动，在“新民主主义”改造时期后，随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对中国社会进行更深入的建设与发展。这些革命性的作为与政策，使中国的社会面貌与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但国营经济、私人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得到相应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自主而完整的工业体系。

　　1978年12月，在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号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此后的改革开放即以务实的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实践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且最稳定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若依购买力平价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农业国以及第二大服务业国，也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最大贸易国，超过200多种制品和出口量排行首位、数十种出口产品占世界70%以上。中国的经济成长原先主要仰赖投资和出口的收益，但自2010年后明显趋缓。中国政府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改以消费来带动经济成长，2016年时消费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已达64.6%。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是一个经历了百年战乱，底子薄、基础差且百废待兴的国家，直所谓“一大、二杂、三农、四穷、五古老”，故当时革命的热情与精力于国家建设问题上，多着眼于社会习气与精神上大破大立的改造。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则致力于改革开放以求“脱贫致富”，故国家建设的重心多集中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摸索建构出一套适合中国自身国情，又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在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案例下，中国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都先后完成了属于他们时代所赋予且最迫切的任务，并大踏步地带领中国朝现代化的征程迈越。同时，也在他们的引领下，中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小传统。之后的领导人如江泽民、胡锦涛，也在这个基础上陆续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增补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新诠释，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化了中共政权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然而，也正受限于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无论自思想、制度与力行实践等各个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精神，都还有待与时俱进的丰富与完善，尤其是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继承与发扬方面。

　　二、中华文化大传统的回归

　　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11月9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为了贯彻落实全会的精神与目标，主席在全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特别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在加深推动思想解放、坚持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之外，尤其强调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泉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而中华文化更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自然需要持续弘扬。另一方面，在“美国优先”与“单边主义”的肆虐下，国际秩序与道德价值濒临崩溃，也极待重建一套新的观念体系，以强化地球村中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

　　因此，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提精炼去芜存菁，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除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亦为纷乱的世界与人心，带来和平信息与信念，实具有时代的需要性与迫切性。鉴于抛弃传统、丢弃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主席不断呼吁：“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与道德精随，……处理好继承(传统)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三、核心价值观与治理体系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社会共同信守的核心价值观，祂承载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精神信念，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习主席指出，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没有共同核心的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么“就无法前进”。该如何夯实民族与国家的价值观呢？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并在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基础上，面向世界并“弘扬新的时代精神”。以下我们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治理体系两个部分，来说明其与传统文化之结合、创新与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分成两个部分：以德为本的体系。所谓核心价值就是一种“德”，祂是一种最持久且深沉的力量，必然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若“国无德则不兴，人无德则不立”。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自然需要根据时代条件，认真汲取固有道德文化的思想精华，进而深入阐扬传统上“讲仁爱、崇正义、尚和合、重民本、求大同”的民族精神。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是、也必须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在以“仁义”之“德”的基础上建构而来。三个倡导与实践。当代的中国应该坚守怎样的价值观呢？在以“德”为主的思想体系下，包含三个实践面向：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无形中把“国家、社会、公民”的追求融为一体，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念，吸收了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政治观念，也体现了国家发展的时代面貌与需求。

　　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推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总纲”的记载，明确规范了中共和其他政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其他政党只是“参政党”。在这个基础上，以下几个面向看传统现代间的传承与转换。

　　家天下到党天下。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中国在政体上逐渐进入了地方上以郡县制、中央则以一姓一朝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社会，直到清王朝而告终。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制度上则实行了一套以一党执政的制度；历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迄今，该体制在各方面发展的已逐渐成熟。这个由一家转为一党的体制，在形式上虽有相当的相似性，但前者由嫡长子世袭专制皇位，后者则由人民大会选举出领袖；权力的移转与合理性基础极为不同。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史上，当代中国一党执政体制的建立，反映了自清末以来，历经立宪运动、复辟运动以及全民普选等政治制度的尝试错误后，历史终于作出了属于自身的选择。

　　良政与善治的追求。1、继承传统“民为邦本”的精神。中国共产党自诩是一个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既然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党的事业与工作就无从谈起。”因此，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一党执政、多党参与，并于分层负责、协商民主的基础上，确立政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遂行良政与善治，自然是十八大以来实现的目标。《尚书·五子之歌》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人民服务”乃是继承了儒家“以民为本”的仁政与精神；而协商民主制的推动，不但扩大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管道与层面，强化了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机制，更避开了家天下为一姓、一家服务，以及全民普选制所产生的民粹主义弊端。2、扶贫事业与不患寡而患不均。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快速的资本累积却也加大了人们贫富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仍然存有数额庞大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在革命老区和贫困农业地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理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持续积极推动扶贫开发工作，要求各级政府与党委，对此工作要身怀责任与使命感。

　　《论语·季氏》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管子·牧民》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古人已经非常清楚地昭示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必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才能稳定发展，衣食充足后的国民，方能懂得礼节与荣辱，而这一切正是当下文明和谐小康社会的追求与写照。

　　礼敬先贤与英雄。儒家传统中除重仁义修身外，礼制教育尤其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幷且是领导者成功及国家社会安定与否的表征。《荀子·礼论篇》：“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乃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强国篇》亦云：“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国家举行庆典仪式、弘扬并谨记先祖的英雄事迹，使人民敬天地而尊先祖；这种以礼修身的礼制教育，攸关人心良善与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不尊敬珍惜英雄的民族，更是一个沉沦无望的民族。自2012年就任以来，习近平主席任内不但兴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每年举行盛大仪式追思死难烈士与同胞，更在重要庆典上率领百官，集体向人民先贤、英雄烈士献花致敬。上行下效，风行草偃；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正浸润在对自身历史文化回归与唤醒的征程当中，我们深信在可见的未来，一个融会传统道德价值与现代科技创新的新文化，将会伴随着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诞生。


　　孙若怡，《海峡评论》编委、撰稿人；前稻江科技管理学院校长、学术副校长，中兴大学历史系所主任兼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与高等教育交流协会创会会长、理事长。“95课纲”审查委员，“98课纲”与“101课纲”编修委员，马英九任期内《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社会领域历史科课纲》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