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人爱好和平，在五千年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人的自处之道，以及与其他国家、民族相处之道，总是强调“和而不争”，舍己为人，亦常怀着满心善意，律己求严，待人以宽，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寻求“忠恕”之道，忠以尽己，恕以助人。这一自立立人之道，是中国人自处之道，也是中国人与他国、各民族共处之道。中华民族从先秦时代以降，其在国际族群关系上讲人道、讲德化、讲和平、讲大同理想，观之于今日中国促进国际关系与增进人类福祉，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与贡献。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是中国人的瑰宝与立身处世准则，历经千载而不易，堪称中国人的典范价值。

　　正因中华文化以“仁”为出发，本于春秋大义，维护华夏民族仁义道德之精神，使不受夷狄之污染，更进一步以此高度之文化，广被于外族，完全本于人道主义、德化主义、和平主义，以对待一切之外族，本乎提携并进、化异为同，共进于大同之域。由先秦时期历经千年，可大可久，传之于天下后世而经世济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世界观孕育乎人本思想（人道主义）、怀德思想（德化主义）、协和思想（和平主义）、大同思想（大同主义）。本文以此析论之，并论述当前中国国际发展理念与中华文化相契合，同往大同世界之林迈进。

　　二、人本思想与人道主义

　　人本思想（humanism）是指基于人性、人的尊严、人的理想所产生之思想与行为体系而言，大凡人有能力去完成自我、去实践伦理行为的主张。我国思想的基本特性是人本主义的，基于此，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主张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 和philanthropy）。

　　人本思想、人道主义表现在于对民命的重视，表现对于仁德、慈爱的奉行，对残杀暴政的深恶痛絶。孔子用“仁”表达人本思想、人道主义的精随。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集注卷六·颜渊第十二》，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集注卷三·雍也第六》，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仁”的实践，在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最后达到“天下归仁”的目标。

　　孟子以为一国之君能施行仁政，不在国土之大小，而能国富民强，更可救民于水火，万民归心。其对“仁”之陈述非常清晰，以为顺乎天意，施行仁政，则风行草偃，万众归心，莫之能御，而国家得以昌圣，根基更加巩固。正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德泽广被、近悦远来”。孟子对施行仁政，提出要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人本思想：“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上》，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子思述圣人之意作“中庸”，其言：“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絶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中庸章句第二十》，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正是描述以仁心善志对待四方，中华五千年历史中，虽有抗敌御侮之战事，却极少侵略异族之暴行。

　　三、怀德思想与德化主义

　　怀德思想见于《论语·季氏篇》：“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集注卷八·季氏第十六》，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尚书·旅獒》云：“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国语·周语上》云：“先王耀德不观兵。……增修其德，而无勤民于远。”《国语·周语上》，参见《国语》，易中天注译，台北三民书局2018年2版，第1页。《国语·晋语》云：“子务德无争先，务德所以服楚也。”《国语·晋语八》，参见《国语》，易中天注译，台北三民书局2018年2版，第374页。此皆先秦德化思想之要义。孟子析商汤、文王之施行仁政、表里如一，以德服人。这种“王道”达成之万众归心，远胜于以力服人之“霸道”。“王道”与“霸道”之别：“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集注卷一·公孙丑章句上》，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页。

　　从现实层面而言，关怀天下苍生，使内外怀德，让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虞、能发展抱负，就是实现圣王之道，孟子所以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施政重在“怀德”，中国历史最具代表性者，“冯谖买义”传诵千古，《冯谖客孟尝君》一文：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问：“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民。因烧其卷，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后朞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孙中山云：“欧洲近百年来是甚么文化呢？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语就是‘行王道’”。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一册，国父编辑委员会，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第29页。

　　德化政策即是修德来远之意。大陆对内在经济上表现突出，社会各层面蓬勃发展，这些年来，大陆更积极地推动“精进扶贫”到“精进脱贫”，务求“扶真贫”、“真扶贫”，引导国家从“升平世”走向“太平世”。中国对外在“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将中国与欧亚大陆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达成国际间的大开放、大融合。

　　四、协和思想与和平主义

　　爱好和平，为我国数千年来一贯之思想，源自于先秦。《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郭建勋注译：《尚书·尧典》，参见《尚书》，台北三民书局2017年初版三刷，第2页。，无论是“亲”、“睦”、“协和”，都是致和之道。《尚书·大禹谟》言：“万邦咸宁”。《易经·干卦》彖辞所言：“万国咸宁”郭建勋注译：《易经上经·干卦第一》，参见《易经》，台北三民书局2018年第2版，第7页。。中华民族提倡德化，必主和平，厌恶用兵。

　　春秋时代诸侯征战，久无宁日，孔子恶之。澶渊之会，其后八年无侵伐，孔子赞美之。《春秋·谷梁传·襄公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澶渊之会，中国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也者。晋赵武、楚屈建之力也。”澶渊之会，所以谋归财于宋也。宋于是年五月大火，十二诸侯会以谋救，虽以无所成功，孔子加“人”以贬之，然以八年之无战事，亦足称美，故孔子特书其事，以为褒扬。

　　战国之世，征战更烈，而民望和殷切。战国诸子尤以孟子、墨子之反侵非攻，主张最力。《孟子·离娄章句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集注卷七·离娄章句上》，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然而，孟墨二子，其主张和平，有其一定原则。孟子反对侵略，不反对义战。成仁取义之义战为孟子称许者。《孟子·梁惠王下篇》记滕以小国处齐、楚两大国间，孟子教以“凿斯池也，筑斯墙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下》，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鹅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此为反侵略、誓死抗战之明证。

　　孙中山在1924年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对学生演讲即说明：“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自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一册，国父编辑委员会，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第54页。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天性说明如下：“我们两千多年前，便丢弃了帝国主义，主张和平，至今中国人思想已完全达到这种目的……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最爱好和平的人……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胜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同上，第29页–第37页。

　　中华民族先贤都以倡导和平为职志，中华民族证诸于五千年历史亦可说明是爱好和平之民族。不会侵略他国，除非逼到万不得已，亦不会以武力相向。日本在二次大战侵略中国，中国人展现了无比坚韧的民族性，以血肉筑长城，力抗强敌侵略，在于争取民族之和平目标。

　　五、大同思想与王道主义

　　“大同”两前缀见于《尚书·周书·洪范篇》：“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尚书·周书·洪范》，参见注13，第145页。《易经．同人卦》则解释“大同”之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易经上经·同人卦》，参见注14，第110页–第111页。注云：“同人，与人同也……于野，谓旷远而无私也……中正而有应，则君子之道也……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为利也……通天下之志，乃为大同。不然则是私情之合而已，合以致亨而利涉哉。”

　　“大同”之义表达精微者，莫如《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及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参见《礼记》，台北三民书局2014年第2版，第335页。孔颖达云：“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大同主义”的实践植根于“仁”，仁者爱人。《论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华文化的层层开展：能“仁”必能“公”，能“仁”必去“私”。以此至仁、至公之精神，倡人道，主和平，迈向于大同。英人约瑟（Bernard Joseph）说到“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此名词意义，系以世界为国家之谓。倘使一人之同情、利益与文化，不以其所属之民族或种族为限，则其即为一大同主义者。大同主义，乃泛指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精神——此即一无分种界族界之理想关系……惟就政治科学而言之，大同主义之基本观念，乃打破社会中之民族区分之谓。”引自Bernard Joseph着《民族论》（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55页—第256页。

　　孙中山在1912年演讲《五族协力以谋求全世界人类之利益》提及：“今世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三册，国父编辑委员会，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73页。中山先生一生倡言：“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中国还负有一个“济弱扶倾”的责任，以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境地。观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中华文化悠久流传，先圣先贤大同思想明确，今日之中国秉承此精神更将有理想、有步骤地带领全人类进入大同世界。

　　六、结语

　　当西方吹起“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之言论，吾人更应检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让世人明乎中华文化实本诸于“仁”，并由“仁”开展出：人本思想（人道主义）、怀德思想（德化主义）、协和思想（和平主义）、大同思想（大同主义）。这当中是充满爱与和平、互助与合作精神之世界观。

　　统计1945年二次大战至今，美国是全世界发动、介入世界战争最多的国家。单就近40年美国介入之较大战争，包括：“入侵格林纳达”、“黎巴嫩内战”、“刚果内战”、“两伊战争”、“黄金峡谷行动（空袭利比亚）”、“正义之师作战（入侵巴拿马）”、“沙漠之盾行动（波斯湾战争）”、“恢复希望行动（索马里内战）”、“慎重武力行动（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轰炸南斯拉夫”、“持久自由行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自由行动（伊拉克战争）”、“巴基斯坦西北部战争”、“德赛黎明行动（利比亚内战）”、“打击伊斯兰国”、“也门内战”等等。

　　西方强国的“中国威胁论”，因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幅的进步、成长，而感觉压迫。实则，“中国崛起”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与蓬勃发展，中国进一步地以“一带一路”，建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所代表的是：覆盖全球65%的人口、75%的能源、40%的GDP，大陆每年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超过1.4兆美元的全球合作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经济全球化”无可限制地跨越了地缘藩篱，树立了世界围遶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共享、综合、合作、永续的世界观。中国爱好和平、济弱扶倾的走向孙中山先生说：“……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世界的列强要扺抗他，如是全国人民都立定这种志愿，中国民族纔可以发达。”见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一册，国父编辑委员会，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带动着世界经济与全人类和平发展，其规模与成果之巨，远胜昔日汉唐盛世，为中华五千年历史所仅见。


　　齐光裕，台湾健行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