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长期以来必须阅读的书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经典以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最为重要。汉代确立了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宋代确立了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的经典格局，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则始于晚明，而确立于五四以后。

　　晚明开始形成“四大奇书”的概念。“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常被论小说者并提，至清初，李渔明确提出了“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李渔之后，“四大奇书”成了小说评论中的常用术语。

　　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概念的提出，藴含着特定的文化深意——“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儒家经典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一“正”一“奇”，足以相提并论。在清代中叶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之后，去《金瓶梅》而取《红楼梦》，逐渐形成了“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其中，《三国志演义》是历史演义的代表作，《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是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的代表作。

　　四大名著之所以享有崇高的经典地位，是因为它在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的文件明确规定，“它是国家的文学书籍出版机构”，“校勘整理”古典文学名著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四大名著的整理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的一项引人注目的贡献，在国民教育中成效显着。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附有“课外阅读书目”，1999年新课程改革启动，其后颁布的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有“建议性课外读物书目”，这些书目体现出对中华文化经典的重视，四大名著一直是其中的重点。

　　四大名著是中国人的经典，也是整个人类的经典。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大陆文化界，甚至在当今深受西方学术传统浸润的欧美汉学家那里，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都不约而同得到认可。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所说，“的确，从过去四十年间学术界在这几本书上所下的惊人功夫来看，似乎就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现在，不仅中国学者，就连西方的汉学家，对有关它们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细微的问题，也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探讨”。毫不夸张地说，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

　　四大名著享誉中外，其传播日渐广泛。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俄文译本、 捷克文译本、罗马尼亚文译本、波兰文译本、越南文译本、朝鲜文译本、日文译本……遍布海外各地。以四大名著为研究对象的海外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专著以及期刊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四大名著是与许多汉学家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如德国的弗朗茨·库恩，前苏联的罗加切夫，英国的杰克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小川环树、相浦杲，美国的韩南、浦安迪……四大名著因为无数读者的阅读，而获得了永不衰竭的活力。

　　《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