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十一年中，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巡守上。从第二年开始，他便开始了西守东巡。公元前220年，秦始皇西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是他立国后第一次出巡，也是唯一的一次西巡。此后秦始皇东巡数次，留下刻石七幢，史称秦七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种。碑文共有一千数百字，相传皆由李斯所书。然而，珍贵的秦七碑在数千年风雨剥蚀和人为毁坏中，除残存的《泰山刻石》数字和《琅琊刻石》十三行外，其余皆荡然无存。

　　秦七碑一般都认为是李斯所书，全部为小篆字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的代表书体。小篆的出现，标志了战国以前古文字的终结。

　　首先，小篆固定了偏旁部首的位置和写法，基本上做到了汉字的定型化。汉字的构形系统从甲骨文开始就具有了，它是以一定数量的基本构件为基础、以构件的一定置向为外部平面组合的模式、以构件在内部的不同层次组合为构形理据而形成的。经过全面整理的小篆，其基本构件更加纯净，外部的平面组合和内部的层次组合调整得更为合理、规范和完善，从而使汉字的整个构形系统得以巩固和加强，为后来今文字（隶书、楷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小篆书写形式整齐划一，笔划不论横竖曲直，一律用粗细均匀的线条。字的结体这样一来，古文字中的象形会意字就被进一步抽象化、线条化、规整化，从而也就更加符号化了。原有的“画成其物”、“视而可识”的直观表意功能继金文之后进一步弱比，以至在许多字中已经完全消失。其三，小篆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端庄严谨，虚实疏密得当，从容劲健，有肃穆之态，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肃穆风格与秦朝时代精神和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与现存秦碑按时间顺序列出一表，以利对照与检索。

　　上列碑中，芝罘刻石和东观刻石现已不存，历代也无拓本传世。碣石刻石因海平面升高而没于海中，估计在未被海水淹没前就已毁灭无存。下面只谈尚存的四碑。

　　一、峄山刻石。《史记》未载原文。所刻之石，唐时被火烧毁。有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郑文宝依五代徐铉本复刻的一石，高218厘米，宽84厘米，称为长安本，今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碑阴有郑文宝题记。《峄山刻石》摹刻甚多，而此石笔画略细而匀整，多用圆笔，字体呈方形，表现圆浑流丽之风格。

　　另有一石为元代人所刻，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邹县志·古迹卷》记载：“宋元佑八年(1093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峄阴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县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絶，乃命工砻石纂刻于其侧。”此石原立于邹县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该碑刻文今已泐毁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

　　峄山刻石书体是小篆，传说也是李斯的书法手迹。但是，《史记》等许多史料没有提及，历代研究者对其真伪均未评定。郑氏所刻字形圆转流丽，笔画细而匀整，字体呈方形，风韵已经与泰山刻石不同。故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二、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刻石为四面环刻，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二世诏刻于公元前209年）。此刻石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个字，共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

　　《泰山刻石》为典型秦小篆，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绪，下开汉篆之先河，是中国古文字的最后阶段。观其书法，用笔似锥画沙，劲如屈铁，体态狭长，结构上紧下松，平稳端严，疏密匀停，雍容渊雅，有庙堂之概。唐张怀瓘则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絶”，并非过誉。《泰山刻石》的篆书，世称“玉筯篆”，对后世影响深远，历来习小篆者无不奉为圭臬。

　　李斯泰山刻石矗立于泰山之巅碧霞祠西侧。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屡遭劫难，极富传奇色彩。

　　汉代至隋唐罕有人提起，至宋代开始引起注意。据清道光八年（1882年）《泰安县志》载，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146字。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兖州太守献出40字拓本。欧阳修好友江邻几任奉符县令时，亲临岱顶寻访此碑，尚存数十字。此后学者刘跂专程登岱考察，制成拓本，撰为《秦篆谱》一书。欧阳修《集古録》，赵明诚《金石録》都有着録。传宋拓本为223字，后不知何时被毁坏。元拓本存50余字。

　　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四行29字， 即“臣斯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 现流传29字拓本即出于此。

　　清干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此石遂失。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泰安旧尹蒋因培带领同邑柴兰皋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尚存10个字，“臣斯臣去疾昧死请矣臣”遂将残碑嵌于大观峰前东岳庙墙外侧之“读碑亭”内。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墙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亟索残石于瓦砾中”，嘱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碑墙内，并写跋记其经过。

　　光绪十六年（1890年）残石被盗，县令毛蜀云大索十日，得石于泰城北关桥下。后重置于岱庙院内。

　　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俞庆澜为防刻石遭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一所，将秦泰山刻石及徐宗干的跋和自己写的序共三石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

　　1928年迁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以上三石垒砌其中。建国后，于碑龛正面镶装玻璃保护。

　　秦泰安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现存清聂剑光摹刻的明拓本29字和徐宗干摹刻的旧拓本29字两块刻石，均陈列于岱庙碑廊。1987年泰安市博物馆复制秦刻石全文立于岱庙后寝宫。

　　《泰山刻石》以29字拓本，10字拓本较为常见，传世拓本当以明人无锡安国所藏宋拓本为最早，计存165字，此藏本于昭和十五年（1940）七月一日，由中村不折氏（1866-1943）购自晚翠轩。另本存53字，亦流至日本，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书苑》，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等均有影印。

　　三、琅琊刻石。琅琊台史传为越王勾践初建。同秦、晋、齐、楚等国君主在台上歃血盟誓，共同尊辅周室。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为称霸中原，从会稽迁都琅琊，并在城东南5公里的琅琊山上筑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前219年东巡郡县，建造除函谷关外惟一的行宫——琅琊台行宫。西汉末，琅琊台毁于地震。明代万历年间在琅琊台顶修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后庙、亭等俱毁。石刻原在山东诸城东南160里山下，东南西三面环海。刻石文字系李斯手书小篆，宋苏轼曾说：“文字之工，世亦莫及。”清杨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琅琊台刻石是最珍贵的文物了，因为该刻石是最可信的秦代传世石刻之一。据《山左金石志》载：“干隆间泰州宫懋让知事见石裂，熔铁束之，得以不颓。”清道光中，铁箍散，碑石碎裂。知县毛澄令人筑建了一个亭子以覆盖此碑。光绪廿六年四月前后一次大雷雨，将此石击毁，散失四地。1921至1922年，王培裕前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将散碎石块凑合，所幸伤损很少。后移置县署，并题识得石始末，有孟昭鸿、柯昌泗等刻跋。《琅琊台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清初所传拓本，只二世诏12行，凡84字。后阮元遣书佐至其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夫”二字。今存原石本13行，86字，并原空一行，计14行。其碑历经战乱辗转，解放后移置山东博物馆。1959年移置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琅琊台两侧的刻石是1994年复制的，为熊伯齐先生篆书，分秦始皇《颂诗》和二世《诏书》两部分，共计447字。 

　　四、会稽刻石。树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故鹅鼻山又名刻石山），刻石由李斯撰文并篆书，俗称李斯碑。到宋以后，刻石就散佚了。元至正元年（1341），绍兴路总管府推官申屠駉以家藏旧本摹勒，与徐铉所摹绎山碑表里相刻，置于府学宫之稽古阁（今绍兴市稽山中学）。碑高230厘米，文小篆，与《史记》所载有数字不同。此刻在清康熙（1662-1722）年间又为石工磨去。干隆五十七年（1792）知府李亨特嘱钱泳以申屠氏本双钩上石，刘征刻，立于原处。有王氏话雨堂旧藏明拓本影印行世。其字迹横平竖直，布白整齐，笔力刚健，一丝不苟，端庄严谨，后世称为“玉箸”，奉为小篆正宗。虽几经摹刻，但犹存斯篆笔意。会稽刻石已传至日本，光绪十一年(1885)，日人以高槻千叶藏双钩本，重刻于日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钱泳本再翻刻于焦山。现藏在绍兴文管处，碑高八尺七寸，宽四尺四寸，上刻篆书12行，每行14字，还有用隶书撰写的题记三行，60字。

　　李斯的小篆，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正；结构上紧下松，修长宛转，疏密匀停，雍容渊雅，有庙堂之概。有的字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历代书论家对李斯小篆赞赏有加，如唐窦臮说：“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如残雪滴溜，映朱槛而垂冰；蔓木含芳，贯緑林以直绳。”唐张怀瓘则称颂：“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絶”。元赫经赞道：“拳如钗股直如筋，曲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康有为说：“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

　　李斯是先秦唯一可知姓名的书法大家，更是先秦小篆书体的第一人。他创造的小篆无论在文字史还是书法史上都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所做的重要贡献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