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终结的时期，又是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成为仰列强鼻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此时，“小说”这一中国文学中的“末流”、“小道”一跃而登上文学殿堂的王者之位，表现得异常活跃、异常繁荣，奇迹般地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生产了大量作品，从而使晚清成为在小说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又未产生出能与此前的优秀小说比肩的艺术珍品。于是，考察这个时期的小说，便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课题。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展开。

　　但，当接触到大量的资料，并通过阅读、比较然后筛选这些材料时，却发现，这里有一个被忽略的“坎”，而一旦忽略了它，随时会落入困境。这个“坎”便是“晚清小说”这个概念所包容的含义。首先，晚清小说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此外，晚清小说的概念是仅仅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而设定的，还是同时也应以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学的内容特征为标准而设定？因此，在未进入正式研究之前，不得不将这些问题作一思考，并将它们进行必要的界定和阐释。

　　晚清小说始于何时？终于何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晚清”的年代划分一般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即与近代史的起始同步。但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晚清小说”起始时间的确认却不如在历史学中这样趋同，许多同样使用晚清小说这一概念的研究者，在时间上的理解却并不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二种：

　　1、以庚子年为晚清小说的开始时间，即始于1900年

　　“晚清小说”的提法，最早见于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并未专门论及晚清小说的起始，但他在介绍晚清小说的特征时提到：“因此，晚清的小说，遂有了几个特征。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划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撞击，这也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谴责’。”也就是说，晚清小说即 “谴责小说”。而“谴责小说”的产生时间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也就是说，阿英心目中的“晚清小说”，是指从1900年后开始创作的小说。（当然，在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中，可以看到，阿英所指的晚清小说的概念固然以谴责小说为主，但显然不仅仅只是谴责小说，还包括自谴责小说以来，晚清的其它小说。）

　　与阿英这一时间界定相近而有差异的还有数种。

　　以1897年为界。代表作有《从传统到现在》，编着者是捷克的汉学家米列娜。该书“导言”的开篇便提到：“1897年至1910年的中国晚清小说，传统上称为‘谴责小说’。”“鲁迅认为，谴责小说是一批性质极其相似的文学作品，其共同倾向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这是编着者对晚清小说起始时间和内容的界定。作者为什么以1897年为晚清小说的起始时间，文中未作阐述。但在该书收编的第一篇署名曹淑英的文章《“新小说”的兴起》中有这样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这个界定的一个注解：“1897年，具有新观念的小说理论文章开始出现在各种杂志上。”但作者紧随其后所举的一个例子却并非始于是年：“中国第一本专门的小说杂志是梁启超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它刊登了关于小说作用的论文。”

　　以甲午战争为界。如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登载于《野草》1971年2号的《游戏――清末小说管见》；同时也有以《新小说》创刊为界的，等等。

　　2、以鸦片战争为界，即将晚清小说的开端与晚清的开始时段（1840年）等同

　　我们以袁健等人编着的、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晚清小说研究概说》为例。本书以晚清小说为名，同时收进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后创作的小说代表作品及其对于这个阶段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可见编者是以鸦片战争为晚清小说的起点。同时，在该书《晚清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章中，还明确提到：“对于晚清小说，书中（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引用者注）虽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阶段的文学现象来论述，但是按其内容、艺术特征，将这一阶段的小说分别归之为‘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三类”。作者虽在介绍鲁迅先生的著作，但事实上是加进了自己对晚清小说这一概念在时间划分上的理解。因为鲁迅先生在文中，除对谴责小说冠以“清末”二字外，对于另外二类是否归属于晚清（即清末）这一时间段，并未有明确的表述。

　　如果说研究界对于晚清小说起始时间的认识不一致，那么，对于晚清小说的终止时间却似乎看不到差异。大约这是因为照惯例来看，晚清小说，当然结束于清之朝代的终结。但这样一来，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清代的终结是以民国的建立为标志的，即1912年1月1日。那么，从时间概念上来说，一旦逾越这个界限的小说， 似乎便不能纳入晚清小说的范畴。这种划分看起来很顺理成章，但思量起来似乎有些滑稽，此前的小说，由于发行方式不同，它们在社会上有一个流传的过程，因此，传统小说在时间的划分上常常可以用“明末清初”、“元末明初”之类的时间段来表示，而晚清小说大多以报刊为载体，报刊发行就是它的面世，时间很具体也很准确。但若以这种非常具体而准确的时间作为划分标准，实际上就会导致划分时的不科学。因为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对社会的认识将对作品的内容、主题起着至关重大的作用、作者的创作也有一个过程，如果仅仅因为作品在发表时间上属于民国初期，便将其剔除在晚清小说之外，显然有些不合理。

　　在时间划分上的界定，将导致研究对象的“取”与“弃”。如果晚清小说的上限按晚清历史的划分时期即1840年起， 那么，“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三类均应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如果晚清小说的下限按历史朝代的更替以报刊面市的发稿时间为基准，那么，一批本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作品就不得不排斥在外。这种划分显然有不合理之处。这实际上就进入了另一个问题：晚清小说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而设定的，还是以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学的内容特征为标准而设定的？

　　诚然，我们首先应当明瞭，晚清小说有相对的时间区域，但同时，从此前的晚清小说研究来看，当我们论及晚清小说时，我们所意识到的、所研究的还不仅仅只是“晚清”的“小说”，而是指的一种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下、由于特定载体的承载引起了一系列变化的小说。也就是说，晚清小说这一概念还是指的一种独特的小说群体。历史进入到晚清阶段，对于这小说有一定的影响，但真正促使它形成一种独特的小说群体的还不仅仅只是“时间”，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特定的载体出现的条件下，在特殊的环境中，由上述因素共同催生而成，它好似“景泰蓝”，是在各种条件无意识地聚集在一起时，熔铸而成的。因此，它的起始时间就应当是在这些特殊条件齐备之时——即阿英所指出的庚子年前后这个时期——开始。

　　此外，晚清小说在相同的小说观念创导下兴起，自觉地承载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即以小说作为“改造社会”、“使民开化”的武器；又在特殊的载体的推动下发展与变化。因此它在内容上有一种共同性：强烈的煽情性；社会责任感；以社会热点为小说重点；主题表现出极度明显的趋同性等。同时在出版发行过程中也同样有一种共同性：在市场运作中身不由己地逐渐顺应着市场的需求而发生变化。晚清小说以它这种独特的形态呈现在文学历史的长廊中，因此不可能因为某一政权的被推翻而戛然终止，也说是说，它的终止，一方面要参考时间的因素，另一方面还应当根据小说的价值取向、文学的内容特征来作衡定的标准。比如，自谴责小说以来，晚清小说大多以批判政治为己任，以育民启民为目标，这可以说是晚清小说的一种价值取向，也可以视之为晚清小说的一种特征。这种价值取向与特征，即便是在晚清小说即将终结之时，在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出现之初，也仍然有“雪泥鸿爪”的痕迹，即“虽有“媚”众之意，也有晚清小说中最看重的“育”民之情”。正因为此，民国最初若干年的小说，虽然在历史的时间段上它们已不属于清代，但对于成为连结晚清小说与民国小说的桥梁的这一部分，我们仍将之视为晚清小说的余绪，在晚清小说研究中不忘对它们的关注。

　　二

　　完成了对晚清小说在起始时间与内容的探索与界定后，本文所关心、并希望重点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奇迹般地生产了大量作品，从而使晚清成为在小说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又未产生出能与此前的优秀小说比肩的艺术珍品，这是为什么？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晚清之所以能成为小说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原因不仅仅在于它的数量多而且还在于这众多的小说所形成的一种群体象征，正是这种群体象征使晚清小说具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也说是说，它依靠这种群体的象征性的力量而存在、而辉煌。

　　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发现，晚清小说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这样一种群体，并具有一种象征性，原因在于它的倡导者及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它的载体的特殊性。而这多得令人瞠目的作品中竟无一篇能与此前的优秀小说比肩的原因，同样也在于它的倡导者及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它的载体的特殊性。

　　中国政论报刊的倡导人在被迫退出政界后，发现了文艺作品中小说的社会功用，于是有意识地宣传、抬高小说的地位，并竭力将其引进报刊这个传播力量极强的媒体中，力图使小说承载起他们在退出政界时所未完成的宣传事业。由于这些精英的大力倡导，小说在理论上的地位被抬高到空前的地步。此后，一批爱国报人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小说的创作，由于他们创作者及报人的双重身份，晚清小说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报刊界。传统的小说家在创作小说时较多地远离现实，而晚清时期小说作者的报人身份却使得他们更多地直面现实，针砭现实，暴露黑闇，尤其在晚清那个国家动荡，朝廷不孚人望的时候。只要稍有机会与可能——比如在上海租界这一相对宽松的地域——于是，这批报人迅速成为报刊上针贬时弊的主力军，成为攻击黑闇社会的“枪弹”。此时，报刊连续发行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这些“枪弹”疾风骤雨般射向黑社会的杀伤力加强，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反响；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可以未终稿便开印，这种方式进一步地刺激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和创作速度。晚清小说便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据阿英的估算，仅就现在所知道的晚清小说已至少在２千种以上。有了理论的支持，有了相同身份的创作群体，有了相类的创作主题与题材来源，有了连续而快速的载体，有瞭如此庞大的小说数量，晚清小说的群体特征与历史地位便凸现出来了。

　　为什么晚清小说轰轰烈烈，如烈火烹油一般地兴盛过之后，却不能产生出如古典小说一般的精品？原因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以报刊为载体的小说无法不受报刊规律的支配，报刊规律说到底是市场规律。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报刊给予小说一展风采的机会增多，小说的读者市场也因此渐被培养成熟，于是，市场对于小说的作用也就凸现出来。市场的反馈随时左右着报刊的发展方向：市场的需求讯号刺激着产品的迅速投入与增加，市场的反需求讯号则迫使生产者改弦易辙。不管你创作者意下如何，也不管你是否有意千年磨一剑，你必须服从市场的要求。当读者与作者近在咫尺，当需求与供给仅一步之遥，当产品与消费只一日之隔时，产生文学精品尤其是小说精品，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晚清时期兴盛一时的谴责小说最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极具市场意识的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

　　19世纪、20世纪之交，报刊与小说作了世纪的握手，从晚清小说开始，那一瞬间，小说的轨迹发生了位移。